个窟窿做茅坑。
１８４４年１月１５日，星期一，两个男孩子被带到伦敦乌尔希浦街警察局的法庭上，罪状是：他们饿得受不住，偷了一家小店里的一只半生不熟的小牛蹄，并且立刻把它吃光了。法官觉得还必须进一步调查，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下列的材料：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退伍士兵（后来当了警察）的寡妇，丈夫死后留下了九个孩子，很穷苦。她住在斯比脱菲尔兹地方的奎克街普尔斯？布莱斯２号，生活极端贫困。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发现她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间不大的杂屋里面，除了两把没有座子的旧藤椅、一张折了两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和一个小小的钵子，就什么家具也没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没有，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围裙包起来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铺。他们盖的是自己的少得可怜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诉他，去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床去买食物；她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单押在食品店里面，总之，她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这个女人一笔相当大的补助金。
１８４４年２月有人替一个六十岁的寡妇泰莉莎·比硕普和她的二十六岁的生病的女儿向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请救济。
她们住在格娄弗诺方场布朗街５号的一间小小的杂屋里面，这间杂屋的大小和一个柜子差不多，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破布，这两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觉；一个木箱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母亲靠扫地膝一点钱。据房主说，她们从１８４３年５月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渐把一切都卖光和当光了，同时房租一次也没有付过。——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她们１英镑。
我并不想断定伦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贫穷。
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者老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算是幸运的。伦敦有５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谓夜店（ｌｏｄｇｉｎｇ？ｈｏｕｓｅ）里面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呵！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摆满了床；每一间屋子有４张、５张、６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张床上睡４个、５个、６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吵闹、打架，而如果同床铺的人彼此很和睦，那末事情就更糟；他们商量好共同去盗窃或者去干那种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兽行。而那些没钱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们就睡在哪里——在过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搅他们的任何角落里。一些人幸而走进私人慈善事业在某些地方办的收容所里面去，另一些人睡在维多利亚女王宿下的公园里面的长凳上。我们看看“泰晤士报”９９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所写的吧：“从昨天登载的警察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每夜平均有五十个人左右在公园里面过夜，他们除了树木和堤上的几个洞穴，就没有任何东西来防御坏天气。这大半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受了士兵的引诱，被带到首都来，并且被抛弃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受命运的摆布，去挨饿受穷，她们对年轻人的恶习是毫不在乎的。
“这的确可怕。穷人总是有的。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我们觉得，在这个有数百万人口的首都中，在它的成千的小街和胡同里，总会有许多苦难，许多是很刺眼的，也有许多是永远也不会暴露出来的。
“但是，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唇呻吟的人们的苦难！这里在互相冲突，这里一切矛盾都在斗争，只除了引诱人的恶习和接受别人引诱的恶习？？ 但是让人们记住一点：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的最华丽的街区，每一年每一个冬天的夜里，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年纪很轻但因染上恶习和受过折磨而显得衰老的女人，她们被社会所唾弃，因饥饿、肮脏和疾病而活活地腐烂着。让人们记住这些，并且要学会行动而不是议论。上帝可以做证，这种活动的场所现在是多么广阔！”我在前面已？谈过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寄宿的夜店。这些地方是多么拥挤，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表明。在上奥格尔街新开办的能容３００人过夜的“流浪者收容所”里面，从开始寄宿那天（即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７日）起到３月１７日止，总共收容了２７４０人，有的住一夜，有的住了几夜；虽然一年中比较舒适的季节已？到来，但是想到那里以及到白十字街和华坪的收容所去投宿的人却大大地增加了，而每天晚上都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地方不够而被拒绝。
在另一个收容所里面，在普雷豪斯广场的中央收容所里面，１８４４年的头三个月内平均每夜有４６０人寄宿，总共是６６８１人，分发了面包９６１４１份。虽然这样，但根据管理委员会的声明，只有在城市东部也开办了流浪者收容所时，这个收容所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投宿者的需要。
现在我们撇开伦敦来一个一个地看看联合王国的其他大城市。先从都柏林开始。从海上一进入这个城市就会感到它是那样地柔媚，正如同一进入伦敦就感到它是那样地雄伟一样；都柏林海可算是不列颠诸岛中最美丽的一个海湾，爱尔兰人常常把它比做那不勒斯湾。城市本身也是美丽如？的，那里的贵族区比英国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时都柏林的穷人区却可以归人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恶的穷人区之列。诚然，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爱尔兰人的那种正是在肮脏环境中才觉得舒服的性格。但是，既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任何大城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成千的爱尔兰人，既然任何穷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逐渐沉没在这种肮脏的环境中，那末，都柏林的贫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只有爱尔兰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都柏林的穷人区散布在全城，房屋的肮脏和不适于居住，以及街道的零乱荒芜都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根据习艺所监督的报告G，可以想像这些区域的穷人的拥挤：他们说，１８１７年在军营街，在５２幢房子共计３９０个房间里面住了１３１８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邻近的街道上，在７１幢房子共计３９３个房间里面住了１９９７人。
“在这个区域及其邻近的区域里有很多臭气熏天的（ｆｏｕｌ）小胡同和大杂院，许多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口透进去，住的人往往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床铺。可是，例如尼可尔生大院，在２８个狭小而简陋的尼间里住着１５１个人，穷得在整个大院里只能找到两张床和两条被。”都柏林的贫穷严重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是属于“济贫？会”的一个慈善机关每天就要为２５００人，即为全市人口的１％开着大门，——白天给他们吃，晚上让他们走。
关于爱丁堡，艾利生博士向我们述说了类似的情形。这个城市由于它的位置优越，不愧有现代雅典之称，但是在这里，新市区里的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住在旧城的穷人们的肮脏贫穷也成了一个惊人的对比。如艾利生所指出的，这个相当大的城区的肮脏和丑恶并不下于都柏林的最坏的区域，“济贫？会”在爱丁堡也会发现需要救济的人数不下于爱尔兰的首都。艾利生甚至断定，在苏格兰，特别是在爱丁堡和格？斯哥，穷人的生活比联合王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坏，并且最穷的并不是爱尔兰人，而是苏格兰人。爱丁堡旧教传教士李博士在１８３６年曾向宗教教育委员会做证说：“我从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像这个教区的这种贫穷。人们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财产；常常是一间屋子里面住着两对夫妇。我在一天之内看过７幢房子，里面都没有床，有些房子里面甚至连麦稭也没有；八十岁的老头们都睡在光地板上，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脱衣服睡的。我在一个地下室里发现两个苏格兰家庭，他们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进城后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在我去的时候正在咽气；每一个家庭教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肮脏的麦稭；此外，在这个黑得甚至在白天也很难看清人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头驴子。——看了像苏格兰这个地方的这种贫穷，就是铁石心肠也会不忍的。”汉能博士在“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上也报道了类似的事实。从一个议会报告书G中可以看出，爱丁堡穷人的家里是多么肮脏，可是，在这种条件下肮脏也是意料中的。晚上，鸡宿在床柱上，狗，甚至马也和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因而这些住房自然极其肮脏和恶臭，而且各种各样的虫子都在里面繁殖起来。爱丁堡本身的布局就对住宅的这种恶劣状况起了最大的促进作用。旧城位于一座小山的两个斜坡上，沿山脊是一条大街（ｈｉｇｈ？ｓｔｒｅｅｔ）。
从这条大街的两边向山下伸出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由于它们是弯弯曲曲的，人们就把它们叫做ｗｙｎｄｓ〔弯街〕；这些小胡同就构成该城的无产阶级区。在英格兰，每一家人都尽可能地力求住一幢单独的小房子，在苏格兰的城市里却刚刚相反，房子都盖得很高，像巴黎一样地有五六层，里面住了许多家人；因此，人们非常拥挤地塞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的情形，就更加严重了。
在英国的一本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城市工人卫生状况的文章G，文章中说道：“这些街重常常？得可以从一幢房子的窗子一步就跨进对面房子的窗子；而且房子是这样高，这样一层叠一层，以致光线很难照到院子里和街道上。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因此，每天夜里至少有５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要倒到沟里面去。因此，街道无论怎么打扫，总是有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难闻，而且严重地损害居民的健康。如果说，在这些地方人们不仅忽视健康和道德，而且也忽视最平常的礼貌，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但如此，凡是和这个地方的居民比较熟识的人都可以证明，疾病、贫穷和道德堕落在这里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里，社会已？堕落到无法形容的下流和可怜的地步。贫穷阶级的住宅一般都很脏，而且显然是从来没有打扫过。这些住宅大半都只有一个房间，虽然空气很不流通，但是由于玻璃被打破了，窗框又不好，所以屋里还是很冷。屋子是潮湿的，往往位于地平线以下，家具总是少得可怜或者干脆就没有，一捆麦稭常常成为全家的床铺，男人和女人、小孩和老头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水只有到公用的水龙头那里去取；取水的困难自然在各方面都促进了肮脏的传播。”在其他大海港城市中，情形也并不见得好些。在利物浦，尽管它的商业发达，很繁华，很富足，可是工人们还是生活在同样野蛮的条件下。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即４５０００人以上，住在狭？、阴暗、潮湿而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这种地下室全城共有７８６２个。此外，还有２２７０个大杂院（ｃｏｕｒｔａ）；所谓大杂院，就是一个不大的空间，四面都盖上了房子，只有一个狭？的、通常是上面有遮盖的入口，因而空气就完全不能流通，大部分都很肮脏，住在里面的几乎全是无产者。关于这些大杂院，我们在谈到曼彻斯特的时候再来详细地说。在布利斯托尔有一次调查了２８００个工人家庭，其中有４６％每家只有一间屋子。
在工厂城市中我们也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形。诺定昂总共有１１０００幢房子，其中有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幢盖得后墙一堵挨一堵，因而空气就无法流通；此外，大部分是几幢房子只有一个厕所。不久以前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一排一排的房子都是建筑在仅仅盖上了一层木板的不深的污水沟上。在莱斯特、得比和设菲尔德，情形也是一样。关于北明翰，上述的“机工”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这样说：“在旧市区有不少地方到处是臭水洼和垃圾堆，肮脏而无人照管。北明翰的大杂院很多，有两千多个，工人大部分都住在这种大杂院里。这种大杂院通常都很狭？、肮脏、空气不流通，污水沟很坏；每一个大杂院四周有８—２０幢房子，这些房子只有一面透空气，因为它们的后墙是和其他的房子共用的，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坑或类似的东西，其肮脏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必须指出，较新的大杂院是建筑得比较合理，保持得也比较不错的，甚至在旧的大杂院中，小宅子也不像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那样密集，因此，在北明翰发生流行病的时期，死亡事件就比起离开它总共只有几英里的乌尔未汉普顿、达德里和比尔斯顿少得多。北明翰也没有住人的地下室，虽然地下室有时不是照它应有的用途来加以使用，而在里面设立了作坊。供无产者寄宿的夜店是很多的（４００个以上）；它们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心的大杂院里面。几乎所有的夜店都脏得令人作呕，发出一股霉臭；这是乞丐、流浪汉（ｔｒａｍｐｅｒｓ，这个字的本义下面再谈）①、小偷和妓女的藏身之所。这些人住在这里，根本不讲究什么礼貌，也不要求什么舒适；他们在这种只有这些已？堕落的人才能忍受的氛围中吃饭、喝酒、抽烟和睡觉。”格？斯哥在许多方面是和爱丁堡相像的：有同样弯弯曲曲的小胡同〔ｗｙｎｄｓ〕、同样高的房屋。关于这个城市，“机工”杂志曾？这样说：“工人阶级在这里差不多占总人口（将近３０万）②的７８％，他们住在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贫穷和肮脏方面超过了圣詹尔士和怀特柴泊的最糟糕的小胡同，超过了都柏林的郊区和爱丁堡的ｗｙｎｄｓ〔弯街〕。这些地区有许多在市中心——特隆盖特以南、盐市以西、考尔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