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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只有朱银娣一个人，想把事情告诉女儿，又担心亲家母笑话，两家并不和睦。朱银娣突然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单，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时，听到有人敲门，还没等她去开门，丁主任自己推门进来了。
原来，两位警察来找丁主任，说钱启富牵涉到一桩案子，具体是什么案子没有说，只是来找钱启富到公安局去说清楚。
丁主任是个认真的人，她负责的居委会内有人被公安局带走了，而且还是自己领着警察去的，她当然要把事情弄明白。当年程翠玲仅仅是个“问题青年”都让她操碎了心，今天一个平时在自己面前循规蹈矩的人被警察带走了，不弄清楚她觉得是自己的失职。钱启富被带走后，她一个下午都在到处打听钱启富的事，最后才打听到跟一个什么港商，还有文物有关。丁主任就觉得事出有因了，钱启富旧社会就是开古玩店的。
她连晚饭都没吃就来到老宅，把情况告诉朱银娣。
没等朱银娣开口，丁主任就说：“你们家老钱是怎么回事，听说是倒卖文物？”
朱银娣一听就明白了，她马上想到这段时间钱启富带回来的钱，想到床下那两个钱罐子。
朱银娣问：“丁主任，我家启富现在关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丁主任说：“好像还在市局。你是家属，去问问办案人员让不让你们见面。”
朱银娣马上就去了市公安局。公安局机关里的人早已下班了，灯火通明的地方是治安大队和刑警大队。带走钱启富的警察既不是治安大队的，也不是刑警大队，而是经保科的。经保科办案的方式和刑警大队不同，他们办案没有侦破刑事案件那样急，何况带钱启富是协查案件。钱启富的事还没有弄明白，不能关到看守所里去，就临时关在刑警大队的羁押室里。
朱银娣在传达室里打听钱启富关在哪儿。值班的是个退休警察，看上去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登记簿上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叫钱启富的，于是就告诉朱银娣没有这个人。
朱银娣不甘心，乘人不注意就朝着灯火通明的地方去找。刑警大队的临时羁押室就在公安局院子的旁边，那儿也灯火通明，这时正好抓了几个斗殴的人，送往临时羁押室。朱银娣跟在后面走到羁押室的门口，一眼就看到钱启富靠在羁押室的大铁门旁边，眼睛苦巴巴地望着外面，满脸都是油汗。
这个情景让朱银娣受到很大的刺激。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躺在床上，整夜无法入眠。没有钱的时候，虽然全家受穷，但日子过得还太平，如今刚有了一点钱，钱启富就去坐牢了。钱，有什么用？
朱银娣流着眼泪在心里说，我不要钱，我要丈夫，我要过太平的日子。
这时，朱银娣又听见门响了一下。她没有起床，而是抄起一只扫床的扫帚，猛地朝着门扔去。
天刚麻麻亮，一夜没睡的朱银娣起床了。她也不开灯，第一件事就是摸黑钻到床下，把地板下那两个钱罐子搬了上来，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在床上，一五一十地数起来，数完一遍再数一遍，没错，两次的结果都是八千七百二十九元一角二分，还有一部分押在货款上了。朱银娣心算了一下，大概总共有一万五千多元，她从孩子们的旧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纸，把余款七千元，写了一张欠条，然后连同床上的钱，全部结结实实塞到两个罐子里。
然后，她认真地梳洗一下，就坐在床前等天明。
时钟终于指向七点半，朱银娣出门了，怀里一左一右抱着两个钱罐子。
朱银娣又来到公安局，她朝那个临时羁押室走去，在门口被那个传达室的退休警察拦住了：“喂喂，又是你呀，昨天晚上不是已经来过了，我说了没有你要找的人。”
朱银娣头也不回地说：“有，有，就关在前面那个房子里。”
传达一听关在临时羁押室，更不让她进去了，“等等，等等，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想进去就进去？”
朱银娣站住了，回头说：“什么地方？我怎么不知道，公安局，关着我丈夫钱启富，我当然要进去，我去自首！”
经保科的一位副科长这时正好经过，听到“钱启富”三个字，又听到“自首”，马上就喊住了朱银娣：“喂喂喂，你是钱启富什么人？”
朱银娣扭头一看，是一个穿着警服的人，有警徽，戴警帽，就说：“我是钱启富的老婆，我叫朱银娣。”
“你来自首什么？交待什么问题？”副科长问。
朱银娣听这口气像是个负责的，就问：“您是……”
副科长说：“我是负责钱启富案子的。”
朱银娣舒了一口气，她将怀里两个瓦罐朝经保科副科长怀里一塞，说：“来，都给你。”
副科长不知道瓦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本能地往后一让，两个瓦罐就落空了，掉在传达室门口的水泥地上。“啪！啪！”两声，瓦罐摔得粉碎，瓦罐里的钱撒了一地。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钱启富成为万元户的是程基泰，让钱启富一夜间变为阶下囚，所有的钱都化为乌有的也是程基泰。
听到黄瀚浩讲了女儿在香港的真实经历，程基泰既对女儿牵肠挂肚，又产生一股莫名的怨恨，但又不知道怨恨谁。怨恨黄瀚浩？没道理，不是黄瀚浩害了女儿，只是他说出了真相。当然，说出真相，有时也是很残酷的。黄瀚浩走后，女儿一直没有消息，又联系不上，程基泰心中的焦虑，变成了更大的怨恨。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钱启富有那么多的钱。
一个刚退休的对眼，哪来的那么多钱？一堆一堆的，天天都在数！难怪钱启富和黄瀚浩缠在一起，偷偷摸摸的总在回避自己，原来是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钱，准是黄瀚浩给的，但为什么黄瀚浩给他那么多的钱，而没有给我程基泰一分钱？
程基泰把头都想疼了：黄瀚浩是个商人，而且通过几次接触，感觉到他还是个精明的商人，绝不是一个慈善家，不会无缘无故地给钱启富钱。如果他是慈善家，应先给我呀，我家里的经济状况比钱启富家差多了，何况，是我女儿介绍黄瀚浩来宜市的。
黄瀚浩会无缘无故地给钱启富钱，而且给那么多，这里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程基泰突然想到，黄瀚浩是做古玩生意的，钱启富旧社会是开古玩店的。程基泰脑袋一大：他们莫不是在悄悄倒卖文物？
这还不是程基泰要告发钱启富的原因。程基泰首先想到的是，倒卖文物是犯罪。如果案发了，钱启富认识黄瀚浩是我介绍的，必然会把自己牵连进去，到那时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程基泰觉得自己只有一条路可选择，那就是报案。由公安局去查，查出来是，自己可以撇清责任；查出来不是，自己也好放心。女儿在香港，总要回来，自己不出事，女儿回来还有一个窝，自己出事了，女儿可能就永远不回来了。
程基泰在公安局门口徘徊了很久。每一次鼓足了勇气朝公安局大门走去，走到旁边就莫名其妙地拐了个弯，又走回来。想了半天，再朝公安局大门走去，走近了，又绕开了。程基泰最后决定，还是写一封检举信，当然是匿名的。
检举信转到了经保科，尽管信中检举的内容写得清楚明白：倒卖文物。如果属实，当然是一桩重要的案件。但，检举人是匿名的，也没有提供人证物证，只说怀疑。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经济领域里很多事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以内部经济保卫工作为职责的经保科，也弄得焦头烂额。这封检举信并没有引起他们特别的重视，只是决定先了解一下情况，他们从迎江宾馆保卫科了解到，港商黄瀚浩已经走了多日。找不到港商黄瀚浩，就找一下钱启富吧，到园青坊居委会一找丁主任，丁主任就直接领着警察到了钱启富的家，把钱启富带走了。
本来，公安局并不了解多少事实，只是处在初步调查阶段，加上那天已经到了下班时间，都没有认真地讯问，就把钱启富放到临时羁押室，准备第二天再向他了解情况。结果，第二天一上班，朱银娣抱着两个钱罐子来了，这就让钱启富的事变得复杂了。
一个退休职工，一个只开着一间小服装店的个体户，哪来一万多块钱？钱启富没事也有事了，从临时羁押变成正式收审了。
公安局留下朱银娣进行了差不多一天的审问。反反复复地了解港商黄瀚浩的情况，还有这笔钱是怎么来的。虽然朱银娣差不多每天都在数钱，但，她确实说不清黄瀚浩的情况，也说不清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她只知道，黄瀚浩是程基泰介绍给钱启富认识的，钱启富和他下了两次乡，买了什么，她不知道，钱，是钱启富每次回家带回来的。至于钱启富和黄瀚浩在一起干了什么，朱银娣说，她真的不知道。
程基泰匿名告发别人，结果把自己也弄进去了，经保科要他明明白白地讲清楚，他是怎么认识黄瀚浩的？黄瀚浩是什么人？
程基泰也说不清黄瀚浩，只说是女儿介绍他来宜市的。于是，公安局怀疑这是一个文物走私集团，而且把程翠玲也牵扯进来了。公安局也把程基泰关在临时羁押室了。
傍晚，公安局把朱银娣放了。朱银娣像做梦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回到了老宅，正是家家吃晚饭的时候。走到二进家门口，看到张和顺家开着门，张家一团和气地围坐在饭桌前，热气腾腾地吃着晚饭，朱银娣突然感到这比什么“万元户”都幸福。没有那些钱，没有那些钱罐子，她和钱启富两人在家喝粥，多好。
打开房门，朱银娣没有开灯，更没劲烧饭，躺到床上感到全身都散架了。
这时，住在下厢房的唐秋雁推门进来了：“朱妈妈，没烧饭？”
朱银娣没有兴趣，也没有力气回答唐秋雁的话。
唐秋雁又问：“朱妈妈，我帮你烧点什么吃的吧？”
朱银娣有气无力地说：“谢谢你，我已经吃过了，想睡一会儿。”
唐秋雁就知趣地出去了，从外面把朱银娣家的门带上了。
在公安局折腾了一天，朱银娣真的累了。一会儿，像昏过去一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听到一声尖叫：“还让不让人活啦！”好像是杜媛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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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中午，杜媛媛夫妇俩一前一后，一人背着一个蛇皮袋回来了。
在街上看到背着这种蛇皮袋的人，不用问，都是做生意的个体户。所谓蛇皮袋，是一种红蓝白条相间的塑料编织袋，这种塑料编织袋既便宜又结实，经拖耐磨，使用方便，被个体户广泛采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搞活最大的特点就是“倒爷”满天飞，“倒爷”倒货，主要是从沿海地区往内地倒，倒得最多的就是服装，这种蛇皮袋就从沿海地区被连同它所包装的货一同到内地来了。
这段时间杜媛媛夫妇俩背着蛇皮袋，进进出出，神神秘秘。今天，他们没有从老宅的大门进来。杜媛媛母亲杜阿娇住的那间房曾经改做过店面，临街开了门，平时她们家不开这扇门，今天杜媛媛却是从这扇门悄悄地进的家。
杜媛媛和丈夫小郑的蛇皮袋里装的都是“大阪西服”。工商局最近查得严，查到了，不仅西服要没收，还要罚款。这些西服进价很低，利润可观，又是不合法的生意，在福建进货时就是一手钱，一手货。运到宜市，批发者和零售者，也是一手钱一手货。因此，西装到你的手上，卖掉卖不掉，货款都已经付出了，如果被没收，就血本无归。还要罚款，有时候一次罚款把一个月赚的钱都罚光了。老宅里住着工商局的张和顺，虽然他只是管菜市场的，杜媛媛还是要提防着他。
一进屋，杜媛媛就叫了一声：“累死了！”然后把那蛇皮袋往地下一扔，一头倒在床上，散了架似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小郑比杜媛媛晚几分钟进门，这是他们俩事先约好的，由于担心被工商管理人员同时查到，杜媛媛让小郑在任何时间都和她保持十几米的距离，万一一个人被查了，另一个还可以脱身，防止被工商人员一网打尽。小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也把蛇皮袋放到地上，就去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杜媛媛睁开眼睛问：“找什么？”
小郑说：“找消炎药膏。”
杜媛媛又问：“怎么啦？”
小郑边翻抽屉，边说：“肩膀破皮了，背包背的。”
杜媛媛一听，就从床上起来，边帮着小郑找药膏边说：“你哟，真是个细皮嫩肉的。”
杜媛媛帮小郑搽药，发现他的肩膀上真的被蛇皮袋的带子勒破皮了，叹了一口气说：“唉，挣点钱也真是不容易。咬咬牙，等把钱凑足了，我们买个大房子住。”
小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上海产的大前门牌，抽出一支，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可能是吸得太猛，被烟呛着了，立即咳了起来。小郑的烟瘾并不大，他抽烟主要是讲派头追时髦，公开场合掏出一包锡纸包的“红牡丹”，给在场的人一人一支，全场扔一圈，你立即成了核心，好有面子。小郑也是个上海人，在工厂时，他只是个小小的钳工，修织袜机的，技术一般，除了长着一张小白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吸引姑娘们注意，他就特别讲派头，除了下班一身光鲜，戴了一块“卡西欧”日本电子表，就是抽锡纸包“红牡丹”香烟。可现在杜媛媛把他抽的烟降级，变成了“大前门”。他抱怨说：“连烟都降级了，还有大房子住？”
杜媛媛说：“别抱怨了，忍忍，等咱们成了万元户，别说‘牡丹’，就是‘大中华’，我也可着你抽。现在，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攒钱买房子，去烧饭吧。”
改革开放十来年了，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心理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发财的欲望。杜媛媛一直在做着万元户的美梦，并为此做出了许多牺牲。辞去国营单位的公职，下海经商，就等于断了自己的退路，没有任何保障了，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社会对个体户有很大的偏见，很多人认为个体户就是坑蒙拐骗，因此个体户得不到人们的尊重。背着蛇皮袋满街跑，对于最爱面子的上海人杜媛媛来说，已经是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改变她的动力当然主要是钱。
为了钱，杜媛媛精打细算，真的是到了“一个铜板掰开当两个用”了。小郑的烟被她降了一级，而且数量也有控制。小郑是个“妻管严”，家里一切基本上是杜媛媛说了算，他也乐得百事不管。但降低了抽烟标准，小郑很不满，他边起身去烧饭，边嘟囔着：“你也快变成钱启富了。”
杜媛媛不解地问：“什么意思？我怎么成了‘对眼’啦？”
小郑回头说：“你现在不也是把一块钱看成两块钱吗？”
杜媛媛听后哈哈一笑，说：“我呀，我是希望能把一块钱变成两块钱来花。我知道你死要面子，行，如果你还要抽‘牡丹’，就少抽点，你如果还想一天一包烟，你就抽‘大前门’。要面子就没有里子，要里子就别要面子。”
为了控制小郑花钱，杜媛媛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最爱美的她，对自己心仪的服装和化装品也克制着，能不买就不买，生活当中能省则省，一心一意地、五元十元百元的积攒着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