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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妈妈上班去了，成虎钻进了齐社娟的房间。只见齐社娟坐在窗边，手托着腮帮望着窗外的天。窗台上有一个白色的盘子，里面盛着一点清水，清水中立着一棵约有三寸高，长着几片碧绿叶瓣的植物，鲜嫩嫩水灵灵的。
那是一棵白菜，一棵白菜心。
宜市没有供暖设施，徽式民居的小砖小瓦更是保暖性差，屋外的寒风会顺着鱼鳞一般覆盖在屋顶的小瓦缝里钻进室内，一到冬天家里家外一样冷。那碟子里的清水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浮冰。
成虎走到窗台边，看了看那棵白菜心，说：“齐姨，真好看，我也要养一棵。”
齐社娟伸手摸了摸成虎的头，说：“小虎子，就送你吧。”成虎感到齐姨的手像冰一样的凉。
成虎高高兴兴地把那棵白菜心连同碟子端回了家，宝贝一样养护着。过两天寒流来了，天地间阴沉沉的。成虎冻得睡不着，外婆将棉衣棉袄都压在被子上，他还是觉得被窝里没有一点暖气。
第二天早上起床，成虎看见那棵白菜变得晶莹剔透。原来，成虎每晚临睡前，都给它浇水，突然大幅降温，这些水都结冰了，连白菜一起冻成了一个冰砣子，冰砣融化以后，白菜就烂了。这一切深深地印在成虎的脑海里，以至于多年以后，还写了一篇散文《窗台上的亮色》。
成虎敲了敲齐社娟的房门。“进来，小虎子。”齐社娟还是习惯像小时候那样叫小虎子。她也知道敲门的是成虎，因为只有成虎会这样有礼貌地敲门。老宅里的人，没有敲门的习惯，不是推门即入，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地喊。
“齐姨，还没有休息？”
齐社娟正坐在床前看书，“没呢，我在卫校兼了课，正备课呢，你才回来？”
老宅里家家都不宽敞，串门时，都会坐在人家的床上。成虎知道，齐姨最不喜欢别人坐她的床。
齐社娟有洁癖，口袋里总有一个装酒精棉球的小铁盒，平时总是不停地擦手，走到哪儿擦到哪儿。甚至和别人谈事时，手上也拿酒精棉球不停地擦。
成虎住在齐姨隔壁，是经常被她擦的一个人。有一次，成虎玩完玻璃弹子被妈妈喊回来做作业。齐社娟下班回来看见成虎手上有泥，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拿出酒精棉球擦成虎的手。擦着擦着，发现成虎的脖子上也有泥，又拿出一个酒精棉球来擦成虎的脖子。酒精棉球是凉的，擦得成虎嗷嗷直叫，她也不放手。
成虎问：“齐姨，那天与开发公司见面，你怎么没去呀？”
齐社娟说：“我不想去，闹哄哄的。大家怎样，我就怎样，难道还能把我一人漏了？”
成虎说：“不是这样的，开发公司都是铁算盘，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然会吃亏的。”
齐社娟指了指对面一张椅子，叫成虎坐。
成虎看见她手上拿着一团酒精棉球，就跟她开玩笑：“齐姨，你别又拿酒精棉球来擦我。”
齐社娟笑了起来，露出细细的白牙：“怎么？还怕我擦你。别以为现在你长大了，要是不爱干净，我照样擦你。”
两人哈哈一笑，感觉一下就回到了从前。
成虎说：“齐姨，拆迁的事，你还是要关心一下，毕竟是大事。我们这个大院情况复杂，弄不好要吃大亏的。房子这个东西，不像吃的穿的，不好吃，扔了，不好穿，不要了，房子如果没有选择好，一辈子都很难调换。您有您的具体问题，比如您是要单独住，还是和齐叔叔家合一个大套？这些您都要有一个主意。”
齐社娟看着成虎，“还是小虎子关心我，那我就考虑考虑。”
“那好，您歇着，我走了。”成虎说着转身离去。
齐社娟对着成虎的背影说：“小虎子，谢谢你！”
成虎走了以后，齐社娟就看不进书了。她发了一会儿呆，就起身下楼去看看二哥，顺便就房子的事问问嫂子的意见。二哥家的门是虚掩着的，一推就进去了。二哥在床上躺着，已经睡着了，睡得很沉。她给二哥探了探体温，体温正常，呼吸也正常，看到床前那个药瓶盖子里的药也吃完了，这是她每天给齐社鼎配的。嫂子不在，她就掩上房门准备上楼睡觉了。
走到楼梯口，齐社娟突然感到后面的共用厨房里好像有人。谁这么晚还在厨房里，又没有灯？转身就朝后面走去。刚转过那个雨廊，就看见一个白影像壁虎一样趴在厨房窗台上，一只手伸向天花板。老宅里早已传说有个穿一身白的女鬼，可齐社娟从来没有见过，今天一下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她吓得浑身一麻，紧张地叫了一声：“谁？！”
那白影一惊，从窗台上掉了下来。只听“唉哟”一声，好像是嫂子谢庆芳。她赶紧上前把她扶起来，只见谢庆芳穿一件宽大的白色睡衣，披散着头发，不要说远看像个鬼，就是近看也像个鬼。
齐社娟问：“嫂子，你在这儿干什么？摔重了吗？”
谢庆芳揉着自己的屁股，轻声说：“别，别在这儿问了。走，走，到你房间去。”
齐社娟扶着谢庆芳一瘸一瘸地上了二楼。
进了齐社娟的房间，谢庆芳一屁股坐在床上，又弹了起来。她想起来了，社娟最反对别人坐她的床。她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屁股上的灰，清楚地留在床单上。
齐社娟立即拿了一把扫床的棕刷，当着谢庆芳的面，把她刚才坐过的地方刷了又刷。
谢庆芳也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平常总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好在谢庆芳跟这个小姑子生活了几十年，太了解齐社娟了，她不计较齐社娟当着她的面扫床，此时又有重要的话和齐社娟说，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二哥这病叫人怎么办哟！”
齐社娟刚知道二哥的病情已经稳定，就劝谢庆芳说：“嫂子，别急，二哥的病已经稳定了，下一步就帮助他多活动，争取能恢复到下床走路。”
谢庆芳说：“病是基本稳定了，恢复需要时间，这些我都知道，可钱呢？治病的钱在哪里？已经花了这么多了。”
齐社娟知道，嫂子一贯把钱看得重，这和她没有工作有关。自从和二哥结婚后，就一直在家里做太太，解放后，也没有外出工作。她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钱包，掏出二百元钱递给谢庆芳说：“嫂子，钱的事，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好在孩子们都工作了，可以帮帮家里。”
谢庆芳伸手推开齐社娟递过来的钱说：“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借钱的，是想和你一起商量商量。”
齐社娟说：“嫂子，有什么事你说吧。”
平时齐社娟不怎么和嫂子说话，一是因为工作忙，在医院里常常值班，回到家里谢庆芳已经睡了；二是姑嫂俩也不怎么合拍。但她与世无争，更不会和嫂子计较甚至吵架，几十年倒也相安无事。
谢庆芳起身去把房门插了起来。又回到桌前，只把半个屁股搁在椅子上，身子朝齐社娟那边伸过去，声音很小地说：“社娟，你知道我刚才在厨房里干什么吗？”没等齐社娟回答，谢庆芳又神秘地朝门的方向看了看，好像再次确定一下门外有没有人，然后问：“你还记得解放前夕，大姐从南京回家来搬东西时的情景吗？”
谢庆芳道出了齐家历史上最后一件悬疑的事儿。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齐社玉匆匆地从南京回来了。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不久，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直逼长江，南京政府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撤退前的准备。齐社玉的丈夫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担任参谋，自然了解大局走向，已经开始了向台湾撤退的行动，而他也被派往台湾。接到这个指令后，他知道此一去，不知道哪一年才能重回大陆，就让太太回一趟宜市老家，把存放在家中的细软金银取出来带往台湾。
回到齐府的齐社玉神情慌张，行踪也很诡秘，和太太关在房里悄悄地说话，见到弟媳妇谢庆芳也只是客套几句。
谢庆芳的精明使她知道大姐这次回来肯定有事。这时，宜市已经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她最大的担心就是齐社玉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在齐社玉回家的几天里，谢庆芳一直悄悄地关注着她的行踪。当晚就偷听到了齐社玉和太太的谈话。
那天停电了，老宅里一片漆黑，齐太太点起煤油灯，也就没有注意到谢庆芳悄悄地藏在窗外。
母女俩对着油灯说话，尽管声音很小，谢庆芳还是听见齐社玉说：“妈，共军就要打过来了，家中该藏的东西要藏好。”后面讲话的声音就听不清楚了。
听到这句话后，谢庆芳日夜寝食不安，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嫁到齐府就是图齐府的富有，可进了齐府才发现已经是一个空架，但瘦骆驼比马大，这么大一个家族，就是扫扫箱底的钱，也会是很大的一笔。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家里到底还有多少家财。太太死死地把持着管家的权力一直不放，使谢庆芳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个家庭的财产，更不知道家里的金银细软房契地契放在哪里？如今，齐社玉叫太太把东西藏好，不就是指的钱财吗？
谢庆芳的算盘打得很精明。齐家的大哥已经在英国，二姐就要去台湾，小妹社娟非齐太太所生，家里的财产那就明摆着应该给老二社鼎的。可齐社鼎书呆子一个，从不关心家里的财产。有时，谢庆芳跟他稍稍提一提，他还很反感地叫妻子少管这些事。
如今，大姐社玉叫太太藏东西，谢庆芳一定要知道藏些什么，藏在哪里。那几天她无论做什么事，心都在太太身上，始终瞄着老宅里的一动一静。
太太一切如故。
齐社玉走后，解放军的炮声就越来越近了，驻扎在宜市的国民党部队开始撤退。坊间传说国民党已经准备放弃守城，要把部队撤到长江以南，以便集中兵力和解放军决一死战。
一天夜里，谢庆芳突然被惊醒。惊醒谢庆芳的是三进门前的那块“叫堂”。
什么叫“叫堂”？这是过去有钱人家的深宅大院里最原始的“防盗机关”。听起来很神秘，其实很简单。为了防止盗贼深夜溜进来偷盗，除了高墙重门，还在进出关键通道上，铺了几块青石板。这几块青石板与众不同，下面是空的，或者是阴沟，或者故意挖空，并且故意不垫平。这样，人一踩上去，石板就会发出“嗵”的一声响。由于下面是空的，响声更大，这样就会提醒了屋主人。这几块石板有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堂”。
三进雨廊门前就有一块“叫堂”。谢庆芳被这块“叫堂”的响声惊醒了，再一听，老爷和太太经过她的房间往二进厅堂方向去了。她马上起床，悄悄跟上，看见老爷和太太边走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进了他们的房间。接着，太太给老爷打来一盆水，两人洗了洗，就关灯睡觉了。
谢庆芳转身就去了后花园。虽然那天有个大月亮，把后花园照得白白的，但也看不出哪儿有被挖过的痕迹。
第二天天一亮，谢庆芳装着到后花园去收拾花草，把花园里拐拐角角都搜寻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有被翻动过的地方和挖出来的新土。她再把目标转到花园与三进厢房之间的厨房和库房，也就是今天住着孙拽子和张奶奶的那几间房。但那里那么大，除了齐府每天烧饭所需要的油盐酱醋，还放着酱缸、咸菜缸和几口大水缸。柴房里堆满了柴火，库房里还装着许多一时用不上又舍不得扔的杂物，找了很久，谢庆芳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谢庆芳转念一想，也不急，现在就是找出来，老爷和太太都在，你也拿不到手。反正只要藏在齐府，没有被社玉带走，不就等于仍放在家里吗？她把这个秘密深深地藏在心底，静待时机。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进城了，很快征用了齐府的一部分房子，住进了很多穿军装的人。那时解放军忙于备战渡江，打到南京去，齐府做了一个师的司令部，全副武装的军人在齐府里像走马灯一样进进出出，谢庆芳连想都不敢想再去找了。
部队刚一离开，谢庆芳就想乘着打扫房子时赶紧找。但还没有等她来得及动手，又搬进来一些接收地方政权的军代表。后来军代表到市政府去办公了，他们的家属很长时间还住在齐府里。当然政府是付租的，租金以大米计算。赵大队长一家就是那时搬进来的。齐家也并不是被迫的，他们那时需要靠租金来维持生活。
后来老爷太太都去世了，在台湾的二姐也石沉大海，而那个远在英国的大哥更是杳无音信。然后，一连串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那时他们家已经全靠租金过生活了，这种日子一直维持到私房改造，偌大的一个齐府已经不完全属于齐家了。时光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孩子也一个个出生了，长大了。那些可能藏着齐家浮财的地方已经住进了别人，寻“宝”就更困难了。每当日子太平一点，谢庆芳就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寻找。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她只有装鬼，穿一身白，拿一个电筒藏在白衣服里，一发现有人，就把电筒打开，让人感觉好像是飘在半空中的鬼。
找啊找啊，谢庆芳找了几十年，她一直不想告诉跟木头一样的丈夫。好在后来齐社鼎到郊区中学去教书，每周只回来一天，谢庆芳半夜外出，他也不知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就是这个天大的秘密支撑着谢庆芳的生活。也是这个天大的秘密，让谢庆芳半人半鬼地活着。白天是人，夜晚是鬼，有时候她夜里外出，简直有点梦游的感觉，寻找的地方就那么大，每次寻找都是在重复一个过程，渐渐地，寻找的意义超过了寻找的目的，只要没找到，就等于财宝还在哪儿安全地藏着，谢庆芳的希望就仍然存在。她想，老爷太太已经死了，只有我知道这个秘密，只要没有被别人发现，就慢慢地找好了。
现在老宅马上就要拆了，不能慢慢地找了。如果再找不到，财宝有可能在拆房子的时候被人发现，即使不被发现，也会永远被埋在新房子的下面，那就永远拿不到了。
这就是这些日子她心急如焚的原因。她认为财宝不是藏在后花园的那些假山里，就是藏在老厨房里。是埋在厨房的地下，还是放在墙洞里，还是塞进了柴房的天花里，这就很难说了。如果财宝放在天花里，谢庆芳一个妇道人家怎么爬上房顶去找呢？
寻找了多少年，多少个夜晚，不可能一次都不被人发现，被看见了只能装鬼吓人，然后迅速躲开。那次被四斤儿发现，情急中她用手上的铁锹砸了四斤儿的脑袋一下，这才脱身。
她急啊，想啊，想到太太在临死前一定告诉了她的儿子，她不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过去，她一直没有问过齐社鼎，她怕齐社鼎打破她的希望。当风闻老宅要拆，她下决心要问齐社鼎的时候，齐社鼎出事了，无法开口说话了。这难道是天意？那次，医生下了齐社鼎的病危通知书，她一接到眼泪立即就下来了，那眼泪与其说是为齐社鼎流的，不如说是为自己流的，心里喊着一句话：天啦！难道你也和你母亲一样，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经过抢救，齐社鼎活过来了，可又失语了，说话咿咿呀呀谁也听不懂，谢庆芳只能把全部的希望放在齐社鼎的康复上。但，时间不等人啦，老宅要拆的日子越来越近，也不知道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