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 第4部分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对于出山的问题，袁世凯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何时出山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袁世凯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动声色，试探下清廷的底线再说。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说句实话，湖广总督这条小鱼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

　　皇帝不急太监急，现在情况不同了，袁世凯有的是资本和时间慢慢等下去。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嗐，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是熟人，袁世凯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六点要求：1。　明年即开国会；2。　组织责任内阁；3。　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　解除党禁；5。　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　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特别强调，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亲贵们一个个跳脚大骂，骂袁世凯漫天要价，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无耻之尤。但是，这班人在朝廷大骂，袁世凯既听不见也无所谓，反正他的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爱办不办，他可不在乎。

　　当北洋大将冯国璋路过彰德请求面授机宜时，袁世凯要他暂作壁上观，“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着武昌火种不熄、各地群起响应，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凯的奏请将荫昌召回，改派冯国璋为前线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后，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授予前线的一切军事指挥大权。

　　兵权到手后，袁世凯才勉勉强强的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民国往事》：连载八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保路运动
五、保路运动

　　要说起这武昌起义，还得从四川的保路运动说起。“要想富，先修路”，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民智渐开，渐渐明白这火车原来也有很多好处，而清廷则意识到铁路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随后，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清廷最开始的铁路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因而最初修建的数条铁路主要都是外国投资，由此也引发了铁路的管理权、用*、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担心路权丧失，清廷后来便也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由国人独立建造铁路的方式。1904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了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变成了国民的自觉运动。

　　由此，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国人自建铁路也有弊端，因为铁路建设的周期较长，投资浩大，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未见成效，有的甚至出现“后路未修、前路已坏”的情况。在这些问题中，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困难，譬如当时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只筹集所需资金的一半；湖南段筹集了五百万两，不到预算的五分之一；再如川汉铁路，四川虽然筹集一千六百万两，但也只相当于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修路，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这给当地老百姓增加了不小的负担。更让人心寒的是，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其中最为讽刺的，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几年下来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四川在建国前都未曾通火车）。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那些办理多年却毫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纠葛下，清廷的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实行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铁路干线国有化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来垄断投资建设，但清廷也没有钱，其措施必然是举借外债，路权流失。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新官上任伊始，便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的次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推出了一个过于激进的政策。按照这个国务院第一号令，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投资建设。

　　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确有不妥之处。盛宣怀是搞经济的能手，又曾经营铁路建设多年，他的想法不能说不对，但做法未免着急了点。本来“皇族内阁”就令国内士绅人心汹汹，有气没地撒，而盛部长在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不到半个月，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巨额借款修路合同，对民意完全无视。

　　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士绅民众纷纷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则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这和如今招引外资投资内地的热情度对比，国人观念在百年间已如两个世界。

　　在湖南巡抚杨文鼎和湖广总督瑞澂或软或硬的手段下，两湖的保路运动渐趋消沉，广东的保路会虽然得以开展活动，但也未掀起大的波澜。但四川却风云突变，掀起了更为猛烈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王总督见群情汹涌，只得答应代为上奏，请求暂缓接收，但没想奏章上去后，反遭到朝廷的斥责，说川路公司“亏倒巨款，殃民误国”，连王人文也被申饬。

　　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当时控制了川省铁路董事会，他们对于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与愤慨，因为按当时邮传部的办法，湖南湖北已经募集的路股仍旧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而四川路股则认为亏空太多，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其余责任自负。

　　对此办法，川路股东坚决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朝廷不能代为弥补民办铁路公司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民国往事》：连载九

　　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他当时的表现更象一个商人。而川路股东认为，如果让他们继续修建铁路（虽然不知道哪一年才能修好），一旦建成自然可以还本获利，但不让他们继续修建，那已经亏损的损失便永远无法挽回。

　　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在8月中旬被强行接收。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众人走上街头，据理力争（借用已故皇帝的牌位和圣旨，足见前人极有策略，后人当自叹弗如）。

　　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开后，很快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一步步走向失控。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四川总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之名的赵尔丰入川。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牌位，赵尔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而此时的朝廷也已经失去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带兵前往四川。

　　严令之下，赵尔丰为保自己前程，他于9月7日设法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等十余人，同时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及相关的报刊，试图平息事态。随后，赵尔丰又贴出告示，命令成都商民“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但是，赵尔丰的恐吓并没有生效。就在告示贴出的当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群情汹涌之下，总督衙门已成风口浪尖，民众激越的呼喊声和人群的阵阵涌动，令荷枪实弹的总督卫队都为之冒汗（这种局面，十有*要失控）。

　　此时的赵尔丰正在后堂，焦虑万分又束手无策。在掂量了许久之后，赵尔丰断然下令：开枪！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民众一片惊慌，顿时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随后，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彻底驱散人群，当时被践踏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五十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或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这些死难者被诬为“乱党”。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分投江中，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水电报”将消息传遍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以哥老会为主）甚至在次日便进攻成都。七、八天后，各地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将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面对四川的危局，清廷随后饬令鄂、湘等６省援军赴川*。同时，清廷还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并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速入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受命的官员们对控制四川危局毫无信心，被责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愿去蹚四川这趟浑水。赵尔丰无奈之下，将蒲殿俊等人全部释放，但也不足以挽回危局。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此，辛亥革命的大幕缓缓拉开，而大清王朝已经步入了倒计时。

　　《民国往事》：连载十

六、武昌楼上风云起
六、武昌楼上风云起

　　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清廷决定调派湖北新军入川，这却又为准备已久的武昌起义拉响了导火索。

　　湖北当时主要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共进会是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由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如湖北的孙武、湖南的焦达峰、江西的邓文翚等人组成。共进会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他们主要联络会党与新军，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当时湖北新军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和文学基本不搭界，它其实是革命党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上千人，比共进会还要多一倍。在起义前，这两个组织所能影响到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进行合作，共举大事。正当他们周密部署的时候，清廷命湖北新军入川的消息传来，共进会和文学社开会后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时间就定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会上，文学社的蒋翊武被推为军事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则被推为军务部长。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倒不是消息泄露，而是当时谣言遍地飞，小道消息虽然不准，但也能偶尔得中）。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内部，于是他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节日期间则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武昌城内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此时非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而显得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在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另外，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十日，即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

　　在过完了一个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悬起的一颗心刚刚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

　　10月9日下午，孙武、刘公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由于大家彼此熟识，孙武等人也并未在意。在其他人工作的时候，刘同漫不经心的在一旁抽烟，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结果引发了剧烈爆炸。

　　爆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