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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初始很令我惊讶，待我与他长谈后，才理解了他的超脱其实包容着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我在牛栏山住了两夜，与杨敏谈了三个白天。就像一位即将离职的首长向他的秘书交待他走后的工作一样，他向我谈了他的一生，详细地介绍了他所经历过的半个世纪来石油史上的大事。他夸我人缘好，一接触就对我产生了信任，难怪那么多石油老人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对我说心里话。为此，他说，一部中国石油史装到你的肚子里了，好好地利用吧。
杨敏1912年生于河北省沧县，1926年上中学时，因为参加声援北伐的活动，被校方开除。1933年考入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毕业后，进入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锡矿勘探队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他被派往越南海防，督运援中物资，一直坚守到日本军队登陆，才撤退回国。随后，杨敏赴大西北，进玉门油矿工作，任矿场钻井部副工程师。1949年玉门油矿解放前夕，他被推举为护矿大队长，为保护玉门油矿免遭内战的炮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他随石油队伍转战甘肃、陕西、青海，后调大庆，任大庆市物资局副总工程师。
杨敏面对死亡的冷静，有如渔夫恬然驾着一叶扁舟驶向无际的大海一样，肃寂中令人生出一种震撼的力量。采访中，他情绪高亢，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使我不但忘却他是个垂死的病人，而且也丢弃了采访的疲倦。他很少谈到自己，更多的是向我叙述历史事件，让我了解事情的成因和结果。但在最后一天采访即将结束时，他讲到了文化大革命。
他说，我当年参加玉门油矿的护矿队，功过由历史评说，但文革中把护矿的行动说成是为蒋介石守财，等待他###，并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揭发斗争，真伤透了心。到了文革后期，我成了死老虎，没人再理会我，我以为总可以搞搞业务，
干点儿正经事了，不料想，电影《创业》在大庆一放，我立即又被说成是那个叛徒、工贼冯超。到处抓叛徒，玉门油矿什么时候有过共产党的叛徒。那时我已六十多岁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为石油工作，真叫人痛心疾首。
他的目光骤然黯淡下来，令我吃惊的平静也随之逝去。他开始絮絮地谈他自己，不再顾及与我的交流。
他说，虽然早就为我平了反，可文革的阴影总笼罩着我。那是历史啊，后人会怎么看我们。68年前我从迎接北伐驱赶反动校长被开除起，就立志精忠报国，可万万没有想到玉门油矿护矿竟成了我人生事业的顶峰。此后，我总是被怀疑对党不忠诚，职务越干越低，工资越挣越少。建国初我是三级工程师，到最后，竟无事可做。我是壮志未酬啊！
他的眼里噙着泪花，流落出痛苦的目光。
我终于看到了真实的杨敏。
两个月后，杨敏去世了。他的女婿告诉我，那夜，他离去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一丝声响。。 最好的txt下载网
“晴空一鹤排云上”
“晴空一鹤排云上”
孙越崎落泪了。
他长久地为此困惑，遥望夜空，沉默不语。
似乎1949年那一页还未翻过去，他人生最为动人的一章还未划上句号。
但此刻，我们共和国都在流泪。原资源委员会起义人员是在与我们民族共度着苦难。
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和不可预知。当文化革命经过十年###终于结束的时候，灾难的文革犹如一面反射的凹镜，反而给中华民族折聚出一个前进的焦点。邓小平站在了这个焦点上。
九旬老人孙越崎焕发出青春。在1980年的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他又被委以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的重任。孙越崎特有的刚毅、顽强、勤奋、朴直、旷达、机敏的性格，没有因岁月的磨砺而消逝，他又像四十年前创办玉门油矿那样，重返经济建设的战场。
但孙越崎没有忘记1949年那一页还未划上句号的历史。他不断收到部下的来信，向他叙说胸中的郁积。都是古稀老人了，他们不甘心就这样告别人生，他们请求老长官向中南海讨个说法，帮助他们尽快地平反。
面对部下的来信，孙越崎夜不能寝，常常半夜披衣握笔疾书，向他所能找到的通天人物呈述原资源委员会起义的经过，希望中央能够给予落实政策。
1983年4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原资源委员会的问题，并于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发落实政策文件。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护产有功，有功人员“既往不咎”，不列为起义人员。但就在这份文件上还有“潘汉年同志通过审慎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起义”的文字。
这与孙越崎1949年的初衷是不符的。
部下更觉不妥，但不愿再去打扰孙越崎，他毕竟是九十岁的老人了。文革后百废待兴，有多少事情要做，统战部下文该满意了。是的，该满意了，这些老人啊，去享受夕阳的温暖吧。只是这温暖带有几多的无奈。
又是九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部下都已到耄耋之年，他们不情愿夕阳的无奈，又纷纷握起颤抖的笔给孙越崎写信，叙说自己的胸臆。
百岁老人孙越崎在这世纪光华即将流逝之际，再也关闭不住怦动的心扉，又提起笔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他要请这位小他三十岁的共和国领袖为四十三年前的历史页章划一个完整的句号。
在给###的信中，孙越崎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原资源委员会1949年的护厂护产行动是起义行为，请求中共中央能够在他们有生之年给一个满意的结论。
信送走后，孙越崎心中愈发的不宁，他担心，如果此次申述不行，他只有带着对部下的内疚离开喧闹的人世了。他坐卧不安，至半夜实在按捺不住焦虑的心绪，起床拨通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家的电话。他对刘延东说：
“我给江总书记的信实在放心不下啊。”
刘延东理解老人的心情，她安慰老人：“孙越老放心吧，江总书记一定会处理好此事的。”
果真，###收到信后，便派丁关根、###到家中了解情况，随后决定宴请孙越崎。
午睡起身，电话铃声又响了。是吴京的声音。这位原资源委员会煤业总局副局长是随孙越崎起义的核心人物，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怀疑是“潜伏特务”，关押了17个月，1958年，他又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到1978年才平反，因此，他对这次宴请的激动心情不亚于孙越崎。
“江总书记又让人来电话嘱咐，说中南海的房间比较大，暖气不够，请孙越老晚上来时多穿些衣服。”
暖流倏然布遍全身。谢谢，谢谢，孙越崎依然只有谢谢，他已无需存半点虑心，那句号是定然要划上了。
春风虽至，乍暖还寒，红墙围绕的中南海里却因浓烈的人情人意，漾溢出一派暖洋洋的气氛。
孙越崎步下汽车，###早已在楼外驻足等候，这位以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被外界传颂的当代中国领导人健步迎上去，握住了老人的手。在这一瞬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电花，将两代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孙越崎为实业救国，毕一生之功奔走于荒山野岭，开矿办厂；###为承中共一、二代领导人建设四化之宏图，励精图治，不畏艰难，这是中华民族两代知识分子的一握。中国龙腾飞在即。
宴罢归来，孙越崎应###之请，为他书写了一幅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时逢盛世，万象更新。这首诗绝妙地表达了孙越崎的心境。
199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在京的部分人士，以公开的形式评价了原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历史功绩。
不久，原资源委员会护厂护矿有功人员陆续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联合发来的文件。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护厂护矿有功人员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对待，参加革命时间自1948年10月算起，即孙越崎开冷餐会的那一月。注意，没有了“起义”一词，但这个结论无疑对那段历史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1992年10月16日，孙越崎百岁华诞，###送来一幅他与孙越崎亲切交谈的彩色照片，上书：孙越老百岁寿辰留念。
谢谢，谢谢。四十三年前的那一章终于划上了句号，可以翻过去了。孙越崎心如静子，他不再受情感的折磨，目光安祥而温和。他可无愧于过往的世纪，更可清白坦然地面对未来。 。 想看书来
“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
这是一种残酷的选择：成就与人格，二者必居其一。一个科学家为了生存和继续科学事业，必须先失去人格，否则就失去自由。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采访札记
“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
玉门油矿解放前是否有过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一直是个围绕石油史学家的谜，七十年代电影《创业》上映后，这个谜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按照阶级斗争的观念，玉门油矿的护矿斗争应该由共产党员去组织领导，而实际上又找不到共产党员的影子。我曾经问过解放初期到玉门油矿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均不曾听说过地下党之事。就在这次我对玉门老人进行采访的初期，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信息，既使是像邹明这样领导了护矿斗争的头号人物，对地下党之事也茫然不知。于是，我便不再探索玉门油矿地下党之谜了。
一天，我采访赵宗仁老人，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王道一是解放前的玉门油矿地下党员。”我的心不禁怦然一动。虽然全然没有准备，但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就此事追索下去。
王道一在玉门老人中的绰号叫“老道”，人飘逸而超然，与我书信往来的第一回合，便相互成了忘年之交。当然也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使他在以后二年时间里给我写来了玉门老人中最多的文字，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之谜也随着他的来信逐渐揭开了面纱。
1939年8月，当老君庙一号井出油的消息传遍大后方的时候，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是年冬天，中国共产党长江局川东特委决定派遣党员潜入这个大后方最大的工矿企业开展工作。
担任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委三峡实验区特区工区区委宣传部长的王道一，此时正在资源委员会矿室工作，自然成为潜入老君庙的最佳人选。
王道一在潜入老君庙之前，工区区委书记刘渝明向他交待任务时，曾对他谈了两件最为重要的事：一是进入矿区后，会有一个自称“张文森”的人来接关系；二是倘若接不上关系，可一面找党，一面建立党支部，单独战斗。
1939年底，王道一经张心田介绍进入老君庙，公开的身份是“试用技术员”，在老君庙旁的炼油房值班炼油。
几乎在同一时期，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石油总地质师的陈贲从中央地质调查所调到油矿地质室工作。不久，又有一个叫刁德顺的从酒泉气象台来矿上作杂品库管理员。陈、刁二人见面后非常兴奋。王道一后来了解到二人原来都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一起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王道一从而了解了他们的政治倾向。
在以后在深谈中，很快三个都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刁德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随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委书记孙友民进入甘肃，潜伏在酒泉气象台工作。陈贲自“一二·九”运动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虽然几经坎坷，信仰从未改变。
1941年4月，刁德顺、王道一在杂品库刁德顺的宿舍内，为陈贲举行了入党仪式，随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油矿党支部，刁德顺任书记。
“张文森”一直没来接关系。1942年夏，党支部决定乘陈贲出差兰州之机，冒险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党的关系。到兰州后，陈贲找到东梢门八路军办事处，经交涉，见到一位穿灰色衣服的老者。据推测，这位老者很可能是当时任办事处负责人的谢觉哉。陈贲向老者详细汇报了玉门油矿地下党支部的情况，请求办事处帮助接通与甘肃工委的组织关系。老者听完汇报后，表示不接受“红色联系”，请陈贲回去。这明显是为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陈贲实则已完成了任务。
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书记孙友民派省委组织部长赵振雄来到了老君庙。在听取刁德顺的汇报后，即代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委批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油矿党支部的成立，并正式任命刁德顺为书记。指示党支部要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敌战区和国统区地下工作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原则进行工作。
赵振雄的到来，给了党支部极大的鼓舞。但始料不及的是，越振雄回省不久，甘肃党的组织即遭破坏，省委全部撤回陕北。党支部想尽一切办法接关系，都未能实现。直到四十年后，王道一才知道，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停止了甘肃党的所有联系，孙友民、赵振雄回延安后，也由于康生在整风运动中的“扩大化”被关入牢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解脱。与党支部直接联系的赵振雄解脱后，派往东北工作，再也没回甘肃。
虽然党支部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但凭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没有停止活动。1943年，党支部发展了孙馨沛入党，1949年，又发展了申松昌、冯承翌、赵志澄三位同志。
1944年，刁德顺回新疆料理父丧，由王道一代理书记。同年，陈贲被派赴美学习。抗战胜利后，王道一调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工作，支部工作交孙馨沛负责。陈贲留美实习归国后，也留在了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
在玉门油矿解放前夕的护矿斗争中，由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无法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开展工作，而没有表现出多大作为，这也使得邹明只有越过千山万水，到香港去寻求共产党的援助。但陈贲和王道一积极参加了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的护产斗争。尤其是陈贲，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石油总公司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掩护地下党的同志，并受党的委托，作护产的联络工作。他还利用自己在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影响，做不去台湾的工作，使得总公司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基本留在了大陆。
全国解放后，由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与上级党中断了联系，并且找不到单线联系人孙友民、赵振雄，而没有被党组织所承认，但党支部成员都在各自单位重新入了党，尤其陈贲，不但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批党员，而且肩担重任成为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总地质师。
可是，这段历史终究没有结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不能不被附之各种说法。“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