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仪”是我留学数年所得的收获，正是祖国急需的东西，如果丢了，我无颜见家乡父老。
当翁文波衣衫褴褛地踏上祖国土地时，俯身抓起一把土，失声痛哭。
翁文波归国后，先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三个月后，带着自制仪器到了四川油气田。1939年12月20日，翁文波作为中国人首次用电法测石油探井成功，为此，数十年后，他被石油人称作“中国测井之父”。他返回重庆后，又自制多架物理探测仪，于1940年5月利用假期带着仪器到玉门油矿做物理探矿。
1941年夏，翁文波正式进入玉门油矿工作，临行前，翁文波问他的学生：“哪位愿随我去玉门？”
一位英俊的青年说：“翁先生，我去。”这个青年人就是半个世纪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著名石油专家童宪章。
童宪章的父亲童翼与李济深同窗，参加过蔡锷的护国军，时任国防部均衡司司长。国民党将门之后的童宪章并没有去享受父亲的庇荫，在校期间以自己的勤奋和自立，被推举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问翁文波：“先生是翁部长的弟弟，留洋的博士，为什么要到玉门那艰苦的地方去？”
翁文波回答：“玉门是国家的希望，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兴盛，所以我要到玉门去。”
正在寻找抗战报国之门的童宪章听罢，义无反顾地随先生踏上了玉门之路。
冯秀娥，一位极文静秀美的天津大家小姐，翁文波的未婚妻，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她收到翁文波欲赴西北的信时，翁文波已到了玉门。信中写道：“国家正需要石油，我怎能永远呆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我先走一步了。”信未读完，冯秀娥已是泪流满面。她认定心爱的人西出阳关的选择是件伟大的事业，决心退学，追随文波而去。
翁文波向我介绍说，冯秀娥是个连手帕都不会洗的女孩子，可她作出的决定连她的母亲都阻拦不了。她先回天津向家人辞别，然后设法离开日寇占领区，绕道香港，度万里关山，来到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与翁文波完婚。
我在童宪章的家中见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纪录着翁文波与冯秀娥的婚礼。这是一场现代青年无法效仿，更无法理解的喜典，因为这仅是一顿石油河畔的野餐。那天，翁文波的好友属下相约自带食品，来到石油河畔，围着新郎新娘席地而从，相互礼让，开怀痛吃。蓝天白云，大漠戈壁，这真可谓天地作合的千古绝唱。世界上所有的爱情故事在这里都不再生动，世界上所有的豪言壮语在这里都变成平淡。
后来，他们有了儿子翁心儒。心儒长到三岁，冯秀娥带他到嘉峪关玩。心儒看到树，惊奇地问：“妈妈，这里的花怎么这么高？”老君庙没有树，孩子长大后只看到过自家的野花，此刻，他将树当作了花。冯秀娥心酸地流下了泪。为了让孩子心中永远拥有树，翁文波将心儒的名字改为心树。
金开英，字公彛Ｕ馕恢泄队凸ひ档闹饕唇ㄈ艘咽蔷攀甑睦先耍淇斓卦谔ㄍ灏捕人耐砟辍Ｋ驳哪抗獬３Ｏ蜃疟狈剑稍酱蠛！⒏呱剑プ费捌盍较履前敫鍪兰颓凹枘讯曰偷乃暝隆�
因为海峡相隔，我与金先生只能以笔谈交往。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给我的两封信内容简而凝，所幸他的部下大多生活在大陆，使我对他的生平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邹明先生评价金开英为人宽厚，颇俱长者之风；曾任玉门油矿炼厂厂的大连市政协副主席熊尚元说，金先生开明民主的作风影响了一代石油炼油工程技术人员；在台的老油人则赞叹他的人格高洁。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不参加任何党派，即使台湾的经济起飞有他巨大的功绩，他也淡泊功名，不去入阁作官。
1931年，金开英第二次留学归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任燃料室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能源研究机构。抗日战争爆发，他的一家人未及逃出北平，他只身一人到大后方，接受翁文灏的任务，用极短的时间筹建起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后改名为动力油料厂），为前方提供了大量代用燃料。1941年，金开英受命于艰难之时，不计名利，不慕荣华，离开事业有成的重庆，到玉门油矿出任炼厂厂长。他带领员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工业化的炼油厂。半个世纪后，他被海峡两岸的石油人士称作“中国炼油第一人”。而此时，他的妻儿老母正在万里之遥的北平，日寇的铁蹄下煎熬。他孑身一人住在一间被称作“圆门宿舍”的小屋里，遥寄东方，将思念化作戈壁的黄沙、祁连的白雪。
1943年，他的长女蔚斯冲破日军的封锁线，万里寻父来到老君庙，金开英已不认得他的爱女。他要尽父亲的责任，送女儿到重庆读书，因工资微薄，竟无钱凑足路费、学费，只好卖掉他的英文打字机。
战火东与西，十年苦相思。金开英与他的妻子老母相见，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
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老君庙来了位留美工程师，还带着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当他的一家走进简陋的宿舍时，矿上闻风赶来看热闹的人已好奇地趴上了窗户。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举家迁到塞外戈壁的留美工程师是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的长子翁心源。
整个矿区轰动了。
更令人轰动的是，这位眉清目秀的工程师将娇妻爱女刚刚安置下来，便顶着塞外寒风到矿区勘察地形，设计输油管道。在此前，偌大的中国还不知输油管道为何状，老君庙几个出油井的油是沿着人工挖成的土沟，输送到炼油厂去提炼的。翁心源留美主学的是输油工程，他立下的人生第一个愿望就是亲手在中国的大地上铺设第一条输油管道。戈壁的风雪被他的热情融化了，他与工人一道冒严寒施工的情景，至今令石油老人们感动不已。他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为此，他被称作“中国输油第一人”。
我的心也在为翁心源半个世纪前的功绩而震动。以我的书本知识，翁心源作为国民党部长之子，可以找到最舒适的工作，或者在重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才是他的归宿。自从了解了翁氏父子，我不再认同这种人为虚拟的将世界划分如此简单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轻视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华民族文化中生发出来的爱国、献身、敬业的民族精神的力量。翁文灏将科学与实业救国当作他的毕生理想，他不能不去教育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事业。玉门油矿是翁氏父子共同的生命。
在石油河峡谷上的平台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任凭戈壁风沙的剥蚀，捱度着岁月，除了仅存于世的石油老人对他的思念，不会再有人知道他的来历。没有清明的鲜花，没有春潮的新土，只有大漠晴空的明月和石油河汩汩的流水与他为伴。
墓的主人叫谭世藩，1895年生于广东，192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曾任广西大学化学系主任，广西建设厅厅长，是我国早期的化学专家。抗战爆发后，谭世藩携夫人流亡重庆。国破家亡，使他陡增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到处寻朋访友，以期获得以已之长报国抗日的工作。恰逢玉门油矿大规模开发，急需炼油专家，他便应老同学金开英之邀，不计地位报酬，又携夫人从重庆来到祁连戈壁，鼎助金开英筹建炼油厂。为了开创我国的炼油事业，谭世藩作了当时无人可替代的贡献。
谭世藩时年已近五十，在油矿年青人的眼里是位可敬的长者。在我采访过程中，常听到老人们对他的赞叹和怀念的话语，与老人们往来的访谈书信中，也常见到回忆这位元长者的文字，可见他当年德行的高洁。
他没有子女，他的家便成了年青技术员每日下班后的乐园。这些年轻人不但要围桌打牌，而且还大吃谭夫人做的美味佳肴。每逢这时，谭世藩便像父亲一样笑眯眯地看着年轻人戏闹。
1943年7月2日（许多老人都记得这个日子）谭先生得了伤寒，躺下，没有上班，恰巧那天炼厂工作忙，年轻人晚上都没有到先生家去。在谭世藩的记忆里，这是第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夜晚，他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但第二天年轻人结伙去探望他时，他仍恢谐地说：“都怪你们昨晚没来，所以我病了。”
哀痛的是，从兰州到老君庙八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竟没有一座称得上“现代”二字的医院，在远离都市的玉门油矿患上伤寒，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去与病魔搏斗。谭世藩没有战胜伤寒，在年轻人探望后的当夜去世了。他是老君庙故去的第一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全矿陷入了悲痛之中。人们视他为为抗日捐躯的英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将他安葬在石油河谷的最高处。
老人们对我说，谭先生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是可以不来大西北作这种实际生产工作的，可他来了，并且在生活和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动摇他建设大西北的志向。他为抗日来，为抗日死，因此，成为我们年轻时代最值得尊重的人。
年轻人在河谷的山坡上修了一条小路，直达谭士藩的坟前，他们要让他每当朝阳从戈壁升起，便能看到他殉职的炼厂；每当夜幕降临，便能步下山岗，到炼厂继续完成他的宏愿。
1992年，台湾石油老人组织“玉门旧人访问团”，回到梦牵魂萦的玉门。在老君庙，在石油河畔，驻足长思，久久不愿离去。半个世纪如烟云流逝，唯有石油河水的流淌声响在他们的耳畔，有如他们青春的脚步。
玉门，是他们人生的骄傲。
访问团中有一位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的女士，叫殷正慈，是原台湾中油公司协理詹绍启的夫人。詹夫人雍容高雅，学识渊博，闲谈中，常说些典故以助兴，让人感到交往中的轻松与享受。我是在陪同我的姑姑、姑父游颐和园时与她相识的。她高贵的仪表使我对她曾去过玉门产生了怀疑，加之我对访问团生出索秘的心理，因此游览中便时刻寻找机会了解她的经历。她的腿不好，姑姑让我多关照她，于是我们的交谈多起来，踏上十七孔桥时，我突然问她：
“詹伯母，您过到玉门吗？”
“当然。”肯定的语气中带有自豪。
我惊讶了：“您是大学的中文教师，怎么会去玉门？”
她凭栏眺望湖光潋滟的昆明湖水，似在追忆逝去的岁月。须臾，她慢慢地说：“我的先生为抗战舍弃一切到了玉门，我因敬佩他的爱国行动与他结了婚，当然要随他而去。”
我沉默了，心底涌流出崇敬的情愫。这种可贵的理想主义似乎如遥远夜空中的明星，令我产生隔世之感。与詹夫人的交谈，决定了我为探寻玉门之谜，舍弃三年业余生活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詹夫人回台后，给我寄来了她在台出版的回忆文集《蓦然回首》中有关玉门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回忆去玉门时写道：“沿途行车三十余日，抵达嘉峪关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此地严寒，坚冰积雪，酷冷难当，寒风砭骨。当地谚语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当年西北路途之艰难正如詹夫人所言，令意志薄弱者十行九返。
但抗战的烈火鼓舞了大批有志的爱国青年，不惧险阻，跋山涉水，穿越戈壁，投入玉门的怀抱。
当年去玉门有两条路线：
一条从华北敌后和抗战前线赴玉门，先至西安，自西安西行，经宝鸡、天水到兰州，再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到老君庙，全程1500公里。
一条从抗战后方赴玉门，先至重庆，自重庆北行，经遂宁、成都、绵阳、广元，进入陕西，经宁强、褒城，至甘肃天水，再西行经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到老君庙，全程2500公里。
原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杨玉壬峭ü业墓酶赣莸瞒胂壬鲜兜牡谝晃惶ㄍ迨屠先恕！捌摺て摺笔卤浜螅钕壬姹逼酱笱Чぱг毫魍錾挛骱褐小Ｃ娑云扑榈纳胶樱⒅究谷毡üＫ衔凸ひ凳强拐绞逼谄惹卸按蟮氖乱担弦岛蟊阃渡怼案仕嘤涂蟪锉复Α保晌夜脑缙谑腿恕Ｋ氖旰螅椤队腿嗽蒲獭罚钥⒂衩庞涂笕缪痰耐拢髁苏咽竞笕说幕匾洹Ｊ橹卸源哟蠛蠓礁坝衩磐局械拿枋觯侵两裎刮宜占降淖钗昃〉淖柿稀�
1940年7月，杨玉а航馑牧究ǔ滴镒蚀又厍斐龇⑸先巍６碇破凭傻摹把蛎怠比杖张酌又缆芳蚵咳招惺徊蛔愣铩�
当年从重庆到老君庙2500公里的路程分为渝广、广兰、兰肃、矿厂四个区段，渝广（重庆至广元）段是最难行的区段，大小河川遍布，却难见一座桥梁，渡河只能靠船摆。全凭人力撑渡的木船，体积小得仅容一辆卡车，每逢过河，惊险万状。卡车上船前，先将两条宽尺许的跳板搭在船头，然后司机像演杂技一般开着车沿跳板上船，这时，船便像荡板一样晃动，稍有不慎，车就会滑落河中。到对岸下船时，同样险象环生。卡车到岸后，必须立即加大油门冲坡，如若遇到雨天路滑，冲坡不上，卡车便会倒滑跌入河中。为此，每逢雨天水涨流急的时候，卡车只好凭岸等候。
广兰（广元至兰州）段是最危险的一段，此段所经秦岭山高路险，令人胆寒。一天，杨玉а撼道肟焖痪茫郎弦蛔剑婧笫鞘喙锏南缕拢ǔ挡挥眉佑捅阈惺蝗绶伞Ｈ珩踩缈竦某邓俣倭钛钣癍＇产生恐惧感。他敲击驾驶室顶篷，希望司机减速，谁知司机只是转头向他得意地笑，丝毫不理会他的警告。杨玉钪碇瞥档男阅芗睿坏┥渤迪低呈Я椋突岢祷偃送觥Ｋ跛傥尥蠡隽偻返脑じ星顾诔刀ド舷蚩可奖诘囊徊嘁贫庋热艨ǔ党逑律罟龋部商登笊＞驮谘钣癍＇心惊胆战地做最坏的准备时，突然“嘭”的一声巨响，车头转向左方，直奔山谷而去。早有准备的杨玉Я⒖烫担婧罅窖勖敖鹦牵杳怨ァ４叫牙矗⑾肿约禾稍诼繁呱希ǔ狄阉穆殖旆律焦取Ｗ畈彝吹氖茄纤闹抖拮痈袄暇砉ぷ鳎拮由砘沉祝薹ㄌ担豢ǔ笛棺⊙浚父龌钭诺娜宋蘖Π岫ǔ担纳揭傲胫杏治薮φ胰饲缶龋乖谥谀恐律胍鞫馈�
汽车行到河西走廊上的兰肃（兰州至酒泉）段，因为戈壁上再无河流山川的阻绝，速度明显快起来，但石油老人却认为这是最为煎熬的路程，尤其是初次上矿的职工，面对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寂静的戈壁滩，禁不住产生出远离尘世的感觉。在这失去了生命色彩的灰蒙蒙的世界中，不愿讲话，不愿交流，更不愿谈到家庭，甚至不愿再睁开眼睛看车外那永远是一个色调的景致。西到阳关的艰难与痛苦，到这时才真正显现出来。之前的路程只是艰险，而河西走廊上的荒凉与寂寞给人的压抑，却能摧毁人的意志。不过，我没有听到玉门油矿有人赴任而半途退却的事情，从中可见玉门石油老人当年是怀着多么高昂的报国热情奔向玉门的。对于杨玉В捎谑锹《窘诘酱锶獾模蚨坏芰司竦目疾欤胰潭攘艘淮稳馓宓牧队Ａ蒌５暮缇碜怕斓姆裳裾胨频拇链套盼餍锌停凰婵穹绯逄於鸬母瓯诨粕常荡蜃帕趁妫萌烁械降赜目植馈Ｈ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