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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3）
大家英才
清华大学素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其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都很高。建校近百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学术大师和各界英才，如竺可桢、高士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高、杨石先、叶企荪、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梁思成、杨廷宝、钱伟长、吴仲华、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陈岱孙、钱钟书、费孝通、吴晗、周光召、林宗棠等。此外，马寅初、陈寅恪、熊庆来、华罗庚、茅以升、吴有训、钱学森、张光斗、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等，更是享誉海内外；在“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25％为清华大学校友。
功勋校长
周自齐：1911年—1912年；
周诒春：1913年—1918年；
罗家伦：1928年—1930年；
梅贻琦：1931年—1948年（1938年—1946年任西南联大常务会主席）；
冯友兰：1948年—1949年；
彭珮云：1949年—1950年；
叶企孙：1949年—1952年；
蒋南翔：1952年—1966年。
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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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1）
综合评估
名气指数：★★★★★
实力指数：★★★★★
发展指数：★★★★★
历史渊源
诞生于维新之际
在中国，提起北京大学，绝对是家喻户晓。在世界上，北京大学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然而对于北大的历史渊源，非常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许多人笼统地认为，今天的北京大学，就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其实，从渊源上看，现在的北京大学实际上是以解放前的国立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主体组成的。对于北京大学的历史，我们后人都很有必要了解。因为像北京大学这样代表中国大学形象的学府，其真实而具体的历史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62年。当时，清政府为了培养外交人才，在北京成立了同文馆。1896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设的强学会的基础上，朝廷又成立了一个名为官书局的机构。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在维新派的影响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在诏书中强调尤其应该首先建立京师大学堂。于是，维新派领导人梁启超在考察了日本等国的学制后，亲自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按照这一规划，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还将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1898年5月，朝廷下令将官书局、同文馆合并，正式成立京师大学堂。为了表示重视，光绪特派自己的老师、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京师大学堂尽管诞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风雨飘摇的末期，但无疑属于改革维新、兴学图强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的成立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全面兴起的标志。尽管戊戌变法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失败，其新政措施也被顽固的慈禧太后几乎全部废除，但幸运的是，京师大学堂却得以保留下来。
1898年12月17日（这一天便成为北京大学解放前的校庆日），京师大学堂宣告正式开学，当时有学生近百人，负责主持校务的是管学大臣张百熙。这一时期的京师大学堂除开设仕学馆、师范馆以及附设中小学外，同文馆也并入其中。1903年5月，同文馆改成译书馆，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开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因遭受严重破坏，一度陷入停顿，直到1902年12月才恢复。
京师大学堂早期的校址在马神庙（今北京市景山东街）、沙滩（故宫东北）、红楼（位于今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等处。当时，由于时间紧迫，负责大学堂建设工程事务的庆亲王奕勖和礼部尚书许应骙临时选择了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作为校址，在由内务府负责修葺后使用，最终光绪皇帝批准了这个选址方案。说起和嘉公主府，也是很有来历。和嘉公主乃是乾隆帝的第四个女儿，16岁时下嫁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傅恒的二儿子福隆安，而福隆安的弟弟即大名鼎鼎的福康安。1898年11月，公主府经内务府略加修葺扩建后，被作为大学堂校舍正式移交管学大臣孙家鼐。当时校舍南北60丈（200米），东西40丈（约133米），共计修复房屋340余间，新建130余间，还新建了近代教学楼。
光绪末年，为了改善教学环境，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东边一处叫沙滩的地方，另拨了一块800多平方丈（近9000平方米）的空地给大学堂，以增建校舍。1905年，先期建设的操场完工，京师大学堂还在这里举行了我国第一次大###动会。1912年2月，袁世凯任命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但当1912年3月严复到任时，学堂却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学生，教师无课可上，只有一些职员还在上班，经费也所剩无几。为了让学校能够开学，严复不得不设法向俄国道胜银行借款。1912年5月，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任命原大学堂总监督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严复任校长时，学生仅有百余人，教师有数十人。严复力图进行一些改革，如将原有的经科合并到文科，各科的监督尽量用出洋留学的优秀人才，积极推行外语会话，很多课程都用外语讲授。但因时局动荡，经费匮乏，改革无法进行下去。同年7月，###竟因办学经费困难而下令停办北京大学，在遭到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后，才撤消决定。同年10月，严复被迫辞职。此后几年的时间里，北京大学又换了几任校长，但大都为时代所局限，无法做出较大成绩。
由于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学校于1916年向比利时借款，决定在沙滩的学校操场上新建校舍。1918年8月，一座4层、有200余间房子的红砖楼落成，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红楼原计划作学生宿舍，落成后又改为文科教室和图书馆，并成为北京大学一院。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三院：一院即为沙滩红楼，是文科所在地，又称文学院，有国文、哲学、历史、英文四系；二院在景山东街，即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是理科所在地，又称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三院在北河沿，是原来清末的译学馆，为法科所在地，又称法学院。这种三院并存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49年。
北京大学（2）
蔡元培开创北大辉煌
1917年初，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从此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时代。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当校工在门口列队向他恭恭敬敬地行礼时，他忙脱帽庄重地回鞠一躬，一反历任校长不予理睬的惯例。他在就职演说中，一再向学生指出：入大学是为研究学问，不是为当官发财。当时，北京大学存有不少旧时代的不良校风，至今都传为笑谈。据说，一些有钱的学生还保留了前清“老爷”式旧习，上学也带着仆人。有笑话说，一些官宦子弟上体育课时，教员必须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蔡元培到任后，厉行改革，努力革除了一些旧习气。在用人方面，蔡元培用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取代学校原有的一些封建习俗。他先后请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知名学者为教师，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思想，也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
在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创造了非常辉煌的历史，成为当时中国进步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还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第一个支部就是在北京大学建立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过或任过职。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像北京大学那样对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重要影响，为中国的革命和进步事业做出过如此重大的贡献。
在战火中洗礼
由于近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在1949年前的发展也经历了多次曲折。1927年，当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北京时，曾悍然决定取消北京大学，而将北京的9所国立学校合并，成立所谓的京师大学校，先后派胡仁源、秦汾为校长。不久，当国民党占领北京后，又一度将京师大学校改为国立中华大学，由蔡元培任校长。不久，民国政府又议定实行大学区制，改北京地名为北平，故改国立中华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由李煜瀛任校长，李书华为副校长。直到1929年8月，由于北京大学师生的强烈反对，加上大学区制取消，才再次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并与北平大学分开，蔡元培、蒋梦麟先后任北京大学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师生辗转南下，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由长沙迁到昆明，将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工、法、师范5个学院26个学系。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西南联大仍顽强地生存着，每年在校学生一般保持在3000人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宣告结束，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同年10月正式复校，胡适出任校长。当时北京大学设有文、理、法、医、农、工6个学院和1个文科研究所，学生总数为3400多人。1946年7月，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国立北京大学。
建国后的新生
1949年北平解放后，北京大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北京大学将校庆日由过去的每年12月17日改为每年的5月4日。党和国家非常关怀北京大学的发展。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并曾3次写信鼓励师生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总理曾先后6次亲临北京大学视察或做报告。1951年6月，国务院任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为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医、工、农学院以及其他部分学科或分出去单独成立高等学校，或并入了其他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院系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有关系科并入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址也从北京市内的沙滩等地迁移到了位于北京西北郊著名园林风景区的原燕京大学校址，即“燕园”。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侧重于文理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综合大学，当时全校共有12个系、33个专业。到1965年发展为18个系、53个专业。
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曾出现过一类特殊的教会大学，其数量众多，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近代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燕京大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所。而燕京大学则可以说是现今北京大学的硬件基础，因为而今的北京大学校园，就是原燕京大学的所在地。
燕京大学创建于1919年，她是由美国教会在北京办的三所教会学校——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及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成的。
在合为燕京大学的几所教会大学中，汇文大学是规模最大的一所。北京汇文大学是由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1870年，美以美会拨款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购买一处房产作会址，并于次年附设蒙学馆，授以四书、圣经，这是汇文学校的起点。1882年，蒙学馆增建宿舍。1888年，更名为“汇文书院”，同时参照西方教育模式，增设了文、理、神、医、艺术等科，使之具有现代大学的建制。通州协和大学于1904年创建，其前身是华北学院和潞河书院。1904年，学院筹划者谢卫楼说服美国差会，由他代表美国差会和公理会牵头与伦敦会、长老会联合创办了华北协和教育学院，即通州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成立于1903年，其基础是著名的北京贝满女校。麦美德任校长时，按照原来潞河书院的做法，在北京灯市口创立了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如1919年毕业的李德全等。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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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3）
义和团运动时，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基本都遭到打击。辛丑条约签订后，各教会为此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赔款。当时，北京的基督教各差会开始商议联合办一所高水准的大学。但由于教派分歧及其他原因，直到1918年才达成一致。经过选择，当时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联合大学的校长。当时，学校的规模很小，经费短缺，学生也很少。全校图书仅有数百本，男女教职员总共只有33人。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一职后，原先管理非常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改善。
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当时燕大的校舍深处于北京内城东南角的崇文门内盔甲厂，十分局促，只不过20丈见方（约4000余平方米），连图书馆都是由汽车房改建的。司徒雷登到来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从美国募捐来巨额资金，并从陕西督军陈树藩那里获得北京西郊的勺园，后又先后买进了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载涛的朗润园，共770余亩作为校址。据说，司徒雷登为了募集经费，曾多次求见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孔祥熙等达官贵人。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说服孙传芳向燕京大学捐助了2万银元，还将他的一个儿子送来求学。此外，司徒雷登还数十次回美国募捐，成功地从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人处获得巨额经费。当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感慨地说：“我每次看见叫花子，我总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行会的。”经过一番努力，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司徒雷登竟为燕京大学募集捐款达2000万元之多。随后他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设计营建，在几年的时间内建成66幢宫殿式建筑，总共花费了360多万银元。1926年，学校正式迁址。经过几年的努力，燕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的校园。
在教学管理上，司徒雷登大量延聘著名学者前来担任教师。其中有许多与教会关系密切的著名学者，如刘廷芳、洪煨莲、李荣芳、赵紫宸、简又文、许地山、陈垣、吴雷川等；又有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等专家。可以说，当时的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是国内第一流乃至有世界水平的。更重要的是，燕京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如燕京大学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可得到经济援助和互换教师；以文学院为主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