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则要格外慎言。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为什么要慎言呢?中国内地企业家需要一种悉心的爱护,这是国家利益。因为他们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尽管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中也有为富不仁,也有贪赃枉法。而同样美国也有,香港也有。假如郎先生确属一位负责任的学者,那么至少要对大陆企业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之后再发言也不晚,而绝非凭借一套简单的财务方法。又假如郎先生确属忧国忧民,那么则应该把自己对某些企业可能的违法行为向政府建议,而并非去发动一场针对中国内地企业家的批判。尽管这并不一定是郎先生本意。
也许直到今天,郎先生还认为自己代表着最多的民意,还抱有最大的民族责任心。但是,企业是不能闲评的。尤其是大陆企业。中国内地企业的提高与发展是最大的民意和民族利益。而中国内地的市场经济历史只有20多年,所以我们的企业需要呵护。
谨此小文,也算闲评郎咸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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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积极的领导应该是鞭打慢牛(1)
组织篇
积极的领导应该是鞭打慢牛
积极的领导应该是鞭打慢牛
人是有惰性的。纵使十分优秀的人物,自觉与不自觉间也经常会有惰性表现,轻与重只存在程度的差异,很难有人会毫无惰性。
我刚进入企业的第一位经理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转业军人,是一个勤奋到走起路都两脚生风的人。他有一句口头禅:“人没干活累死的,只有闲散闲死的”。当时特别觉得这是长者教诲,那时候我只有20多岁。后来知道这话儿也不全对。因为日本、韩国都有人过劳死。我想现在中国也会有人过劳死了,只是媒体不报道而已。
但无论怎么说,所有人都会认为勤劳与积极是良好的人生态度,这一点是无疑的。在中国有两个故事不应该讲,而恰恰有一些媒体愿意讲。第一个故事是说富人与乞丐在海边度假的。富人对年轻的乞丐说:“小伙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干活挣钱呢?”年轻乞丐问:“我干嘛要去挣钱呢?”富人说:“如果挣了钱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到海边度假晒太阳呀。”年轻乞丐回答:“那我现在也是在晒太阳呀!”
尽管我们提倡言论自由,但这个故事我总觉得在中国不宜多讲。它的消极与当年的阿Q异曲同工。中国很贫穷,需要创造,这样的故事百害无一利。
第二个不能讲的故事是关于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买房子的。美国老太太年轻时就用银行贷款买了一套房子,还了一辈子债也住了一辈子房。中国老太太从年轻时就存钱,终于存到的钱够买房子了,但她也老了,存了一辈子钱但没有房子住。这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很多主流媒体拼命讲,目的是要拉动内需,鼓励消费。我知道这个故事的合理之处,知道它对我们中国人转变观念的好处。但依然觉得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对享受的过度主张还是有问题。富人可以谈享受,穷人还是要多想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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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积极的领导应该是鞭打慢牛(2)
在企业中,尤其是经理人,摒弃惰性,倡导一种积极的领导与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团队是否能够始终保持进取的状态,除去企业一些大的问题方案正确之外,还有赖于我们日常的管理行为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才能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而假如我们日常的管理是不经意的,则很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
譬如说,某个企业有十位部长。其中可能有三位能力合格,职业精神良好。另外七位则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距,令人头疼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时候,总经理下意识会想到那三个人里的其中一个。尽管这个人肩上的任务已经很多了,但总经理还是会想到他。因为把任务交给这个人总经理能够放心。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用人方法称为鞭打快牛。总经理这样的用人方法长此以往之后会形成什么局面呢?能力好职业精神好的人会不堪重负,像工蜂或者像演员一样上蹿下跳忙前忙后。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群体,因为他们能力有够,因为他们敬业精神不够,所以他们会很轻闲,像一群观众。这样的局面出现之后,原本那三位能力和职业精神良好的部门长则可能选择少干多看。因为他们不平衡。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逼良为娼。
无疑,鞭打快牛是领导人一种惰性的管理。什么人好用就拼命用什么人,这样的领导人天下十个人有九个会当。积极的领导应该是鞭打慢牛。当然,鞭打慢牛对于领导人来讲是辛苦的。
中国有句古语,叫“巧人乃笨人之奴也”。这句话说的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种规律。之所以规律,是因为现象普遍。问题是,作为企业我们必须打破这个怪圈。凭什么巧人巧得有罪,笨人笨得有理呢?假如我们无法打破这个怪圈,那么一定是巧人越来越少,笨人越来越多。哪里还会有富于进取的卓越团队呢?
我们不必理想主义地想象改变能者多劳的规律,但同时必须结合鞭打慢牛。而鞭打慢牛除去制度层面的任务之外,领导人的日常行为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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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豆包也是干粮
组织篇
豆包也是干粮
豆包也是干粮
中国的北方有句土语,叫做“别把豆包不当干粮”。意思是除去大饼馒头可以充饥之外,其实豆馅包子也是可以填饱肚子的。
贫穷与饥饿是一对因果关系,因为贫穷所以饥饿。无疑,纯粹从人均GDP的角度而言,中国还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尽管我们的很多大中城市已经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了,尽管我们的楼堂馆所熙熙攘攘的人群已是珠光宝气华衣锦服。但中国大部分农村及落后地区依旧需要“希望工程”去拯救无书可读的孩子。
贫穷的中国急切地盼望富裕与富强。我们的这种急切是一种压抑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急切,所以一刻也不能等待。因此,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急红了眼一样发力狂奔,GDP增长的数字连续20年惊世骇俗。尽管如此,由于中国之大,由于中国之穷,我们还是发现狂奔之后的中国依然不能立地成佛。我们天天在努力,努力了20年之后,碗里肉多了,家里房子大了,但还是第三世界。
于是,急切和不可控制的期盼使得我们把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到诸如联想、海尔、华为这样一些中国重量级或者明星级的企业身上。我们关注他们每一点的进步,关注他们每一天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把他们的种种事情种种言论都拿到媒体上去,尽管很多事纯属家务事之类绝无新闻价值。但我们真的有些像狗仔队了,像对待大众明星一样去关心这些企业是否也有绯闻或者婚变。
其实是合理的。因为中国穷,因为现在是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经济翻译通俗一点也可以叫明星经济。所以大企业作秀,大企业家作秀,在中国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社会就开各种各样的论坛或高峰会议,企业家就像早年的歌星走穴一样穿梭于各种各样的演出之中。
其实是不理智的。其一是这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明星企业太累,搞不好还会中了“捧杀”的圈套。其二是冷落了超过90%的其他中国企业。而这些被冷落的中国企业中,谁也说不准未来十年会冒出多少个今天的联想和海尔。但是能够说得准是他们今天承担着中国GDP的大部分责任。这就像美国、日本一样,世界级公司的任务是在全球市场大显身手为本国经济做贡献。中小企业是在本国市场中流砥柱为国家做贡献。两者合起来才叫国家竞争力。而其中GDP贡献的大头是中小企业。
中国的中小企业、传统企业不应被冷落。不仅仅在于他们未来会产生诸多联想、海尔一般的重量级企业,还在于他们今天尽管小,但数量多,蚂蚁搬家任何人不得低估他们的力量。中国是世界的市场,所以世界500强差不多全来了。立志要走向世界的中国“攘外必先安内”,先要有一批、一大批企业在本土市场抵御群狼。否则连老窝都被人家端了还奢谈什么走向世界呢?
抵御群狼光靠几个明星企业是不够多的,还要有一大批中小企业跟上去,以多打少才能以弱胜强。如此想过之后,急切的中国自然该关注明星企业,但不要狂热了一头而冰冷了另一头。今天中国的中小企业是豆包,但数量多,其实也饱肚子。搞不好最终我们会发现,最好的干粮还是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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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发奖金不是发福利
组织篇
发奖金不是发福利
发奖金不是发福利
2000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广东的一位企业家到北京出差。多年朋友,于是一聚。谈了一些轻松话题之后,开始谈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
他说自己很苦闷。原因是办企业十年来,他自己始终恪守着一个标准。在他看来,什么样的企业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呢?首先是这个企业的进步速度比竞争对手的进步速度快。如果竞争对手一年下来业务增长50%,那么这个企业就要增长70%或者更高。尤其是与跑在前面的竞争对手相比。
其次是这个企业的人均收入增加得要比竞争对手的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优秀人才就都流到这个企业来了。
这位企业家朋友的标准是有道理的。他说十年来他一直恪守着这个标准,并且还做到了。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那么,这位企业家朋友的苦闷是:他们企业的经理人钱越挣越多了,但是他们的工作热情越来越少了。发奖金的时候,这些经理人一点感觉都没有。大家没有感觉之后,我的这位企业家朋友就有感觉了。他心里不平衡。在他看来,市场竞争如此激烈,要做到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其实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企业是宁愿减少积累也要给大家发奖金。那么,人心换人心,总该换来些工作热情吧。为什么大家对奖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这就是这位企业家朋友的内心苦闷。
我安慰他说,感觉还是会有的。不信的话他可以回去做一个试验:召集所有经理人开会,宣布取消三个月的奖金。相信所有人都会背地发牢骚。说明奖金的作用还是有。只不过是福利作用而已。而我们知道奖金不是福利,它应该是一种激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种瓜得豆的结果呢?
首先是因为我们用了一种发福利的方法来发奖金。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国有企业的工会有过数年工作经历。那个时候的国有企业工会,有一项工作是需要持续不断创新的,那就是节假日的福利礼品。通常是当五一劳动节快到的时候,提前20多天工会主席就要召集大家讨论过节的时候给每一位职工发什么礼品。这时候大家会献计献策,最终会有一个结论,譬如说每一位职工发五斤带鱼。于是,这个节日每人五斤带鱼,皆大欢喜。
接下来是十一国庆节。这套程序会重复一遍。结果有所不同。首先五斤带鱼是要保留的。然后要创新,要有增加部分。如果没有增加部分,职工会不满意。最后,增加部分可能是一箱苹果,又是一个节日,又是皆大欢喜。这样周而复始持之以恒的最终结果是,假如突然间哪个节日不发礼品,所有的职工都可能会骂娘。
广东的那位朋友听我讲完之后连声说他这个企业发奖金发的结果与此完全一致。用发福利的方式去发奖金,最终发出一个福利的感觉,难怪企业家内心苦闷。
其次,发奖金起不到激励作用另外一个关键原因是企业激励理念的落后和激励手段的单一。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著作《中国企业批判》一书中有一段多少有些危言耸听的话:如果处于落后的中国企业以为激励就是多发钱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激励出一支有奶就是娘没奶就吃娘的白眼狼队伍。然后我们说要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去规模经济,去持续发展,绝对是天方夜谭。
我知道这段话的过于激烈,也知道“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我相信极端的物质激励和上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所经历的极端精神激励一样,其最终结果都是一杯苦酒。
钱是好东西,但是人还要有一点精神。光发钱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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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服务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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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是一种能力
服务是一种能力
定制是近年来企业界开始流行的一个词汇。产品定制,服务定制。什么一对一营销啦,什么一揽子服务啦,等等。在传统的目标消费群的理论指导下,我们不断进行各种策略层面的深化。
所有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纯粹产品竞争的时代已经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而结束,服务竞争的时代已经随着过剩经济的到来而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之后,消费者就真的幸福了,就真的有如上帝了。学者们习惯把这样的幸福感觉概括为买方市场。于是,在消费者有了可以充分选择的幸福感觉背后,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赚钱不容易了。从前轻松赚过大钱的企业现在亏损了。现在还能赚钱的企业也许明天就亏损了。用最时尚的话说,都是与时俱进的问题。关键看谁进步快。都以为比尔?盖茨前几年说微软离倒闭180天是危言耸听,其实不一定是。因为微软市值上千亿,比尔?盖茨个人身价几百亿,这都是资本市场的价格。假如微软哪一天不小心,哪一件事情摔了个大跟头,股票价格说掉下来就掉下来,微软倒闭也不一定就完全不可能。
说到底,企业进步快不快,发展好不好,从消费者立场看,关键是你服务能力行不行。我特别没采用服务态度这个概念。因为首先我觉得服务态度是一个过于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竞争方面,“态度决定一切”是不可能的。消费者要什么呢?要价值。而单纯态度好是价值不够的。其次,我们大多企业对服务的理解还是一种态度层面的理解,甚至会有一些企业服务对它们来说就是一面可以“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
我在讲课的时候总会讲到一件事:大约是2000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国际市场燃油价格上涨。中国各大航空公司于是就纷纷把飞机票价格也临时涨上来。于是,原先经常坐飞机出差的一些人就开始改乘火车。企业要降低成本,火车大量夕发朝至,即使是软卧车厢,价格也不贵。这样一来,航空公司就严重客源不足。打比方说,从北京到上海,首先是每天航班班次很多。其次是可能每一班次航班只售出30或者40张票。这样航空公司就面对一道难题了。假如每一班航班都按时起飞,那就意味着亏本。这对于大多数都属于亏损状态的中国航空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航空公司采取了另外一个避免亏损的办法:合并航班。就是把分别都售出了三四十张飞机票的几个航班取消掉几个,都合成一个航班走。那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愤怒。因为出差频率高,一个月里我会被这些航空公司折磨好几次。比方说,我原本是下午2点起飞的航班,照惯例通常1点钟就到首都机场了。直到换登机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