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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知危险，绝望无助，正民想到死：既然要枪毙，何必两人都去送死呢？不如让一人顶着算了。他想自己在信上说得多，猜想自己的罪也重。木已成舟，后悔不及。于是，他大义凛然地对鉴民说：“等将来审问时，就说你寄的那封信，也是我授意写的，罪名都加在我头上算了。少死一个人，总比两个人都死强。”常言说“慷慨捐生易，从容就死难”。鉴民听了，大哭起来，正民也流泪了。主意既定，生死由命，反而不像以前那样烦躁。他委托鉴民，将来如有机会，一定到他家看看，告诉父母，他决不是叛国贼。再转告维新，通知佩兰，澄清他的冤枉，叫佩兰别再等他了，让她去另找个男朋友吧！
在那危急时刻，乘着看押的卫兵不注意，利用送饭之机，鉴民托同学寄了一封信，邮给他哥哥崔纪贤，介绍事情经过，申告不白之冤。他哥毕业于黄埔十二期，通过同学关系，委婉陈述，向通校领导说明他俩的冤情。
两个月以后，方校长由台湾归来，他亲自审问这个案子。那天早晨，两人被卫兵押到校长室。校长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等简单情况，打开卷宗，将他俩写给维新的信拿出来，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小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乱发牢骚，你们脑袋搬了家，还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去吧！”说罢，跟警卫人员简要交代，他们就被押了出去。猜想着下场可悲，可能要到刑场枪毙了。谁料走出门，却把脚镣手铐除掉了，交给中队长，让他俩回到学生中间，又可以上课了。
不久，队长对正民说：“你跟崔鉴民，坐第一批飞机去台湾。”正民想，大概要押解到台湾去，说不定是到了那里，再收拾他们。飞到武汉转机时，有位史仁隽同学，家住机场附近，热情洋溢地邀请他俩，去史家做客。在路上，正民跟鉴民约好，伺机逃跑。心想，即使当叫花子，沿街要饭，也比到台湾受刑强。然而，有人跟着，苦无机会。
抵达台湾岗山后，同学们都跟他俩疏远了。因为，知道他俩“思想有问题”。戴上这顶大帽子的人，就像得了瘟疫，好多同伴不敢接近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值星官一定到他们床前，检查一番，手电筒照了又照，有时还用手摸来摸去，等触摸着身体，确实知道他俩睡在床上时，才放心回去。就这样，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杨正民于1949年完成学业，被分派到屏东，在通讯电子工厂工作。
第三章 军校情歌（9）
那时，维新在训练班结业，工作在台北，崔鉴民在新竹。三位生死与共的密友，分散在三地，不能见面，通信也少。正民背着思想包袱，小心翼翼，与新朋友不好交往，只能专心修配雷达设备。全然不见遇到的挫折，一头扎进修理工作中，拆卸装换，不厌其烦，一钻进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天早晨，八点不到，就开始工作。起初进度不快，后来经过摸索，找到门路，渐入佳境。随着一部部机器的修复，正民的技术越来越娴熟，也使他有了强烈的成就感。他不但把屏东库房里的存货全部修好，还到台南去找，随后又检修了东港、花莲的机器。美国留下的雷达、多年没用的反雷达，以及高射炮雷达等，他都把它们一一维修好。
他投入其中，便也乐在其中。接触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远比书本知识更令人着迷。不久，在厂里他被评为最佳电器工程师，名声在外，连蒋介石的新式电器坏了，也找他修理，那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送给蒋的礼品，是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的。
世俗喧嚣，红尘滚滚。正民荣辱不惊，一心工作，废寝忘食。岂不快哉！那时，他时常工作到中午十二点半。猛然抬头一看，整个厂房里空无一人了，才急忙下班，跑到饭厅。同事们都去得早，通常在十一点刚过，就脱下工作服，洗好手脸，到了餐厅门口，等候用餐。待他走到餐厅时，大多已吃饱离去。留下一些残菜剩汤，由他收底。同事们都笑他，有时语带双关地说：“你都不会饿吗？”日月如梭，时间匆匆，就这样过去一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为了培训军事技术人员，台湾举办空军公费留美考试。当时军人待遇低，少尉薪水每月仅新台币56元，折合13美元。可是出国深造，每月可领250美元，并可学习尖端技术。所以人人想去，个个争先，不论级别高低，即使留学英美多年的前辈，也都报名参加考试。而正民在中学时，既缺老师，又少教材，英文程度一般，虽然在通校日夜苦读，毕竟基础太差，怎能和那些饱学之士相比呢？虽然考取的希望很小，他也想试试自己的实力。真是所谓时来运转，否极泰来，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后来，正民再三思索，才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所以能如此幸运，与他的维修工作有关系。由于美国人注重实际的修配经验，所出考题，大都与电子通讯的技术有关，非亲身经历过维修的人，即使英文程度再好，也难于过关。
他又一次抓住了机会，在首次留美考试中，顺利过关，不禁大喜过望。他们到台北集训，一共15人，个个都有“鲤鱼跳龙门”的感觉。一到美国，每月可领250美元。除此外，还发给服装费和交际费，一下子像发了洋财一般。因为，那时出国的机会少，能到外国深造，无上光荣，简直是一步登天。那些同学，天天忙着买衣服，看亲戚，找朋友……有人因为没钱，本来跟女朋友闹到了快分手的地步，忽然行情看涨，女朋友也刮目相看，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热情地追起男子来。宿舍里，每天进进出出，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那时，只有正民一个人，躲在新生旅社的小房间里，挂起蚊帐看书。既不敢去看朋友，也没有地方探亲戚。因为，他知道虽然考取了，但距真正留学，还有一大段距离。自己知道，要是清查档案，从中翻出那封信来，还会成为他出国的挡路石。
这时，也有人找正民提媒，介绍的女朋友是他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待他很好，帮过正民不少忙。他常常去串门，在老师家吃过饭。那位师妹人若天仙，聪明贤慧。他极力婉拒，还在想念佩兰，只爱她一个人，绝不再找第二个女朋友。他想虽然天各一方，总还有机会相见。为了佩兰，也要把握好这个千载难逢的留学机会。
1950年5月11日，在台北松山机场，正民同其他十四位同伴，登上了去日本的一架军用客机。当飞机冲向云霄之际，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方始落下。这一刻，他才想到，那位心胸宽大、爱护青年的方朝俊校长，在骂了他们一通以后，已经把他那封信销毁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军校情歌（10）
到日本又换乘轮船，到了美国。安排好住宿，他就给崔鉴民、张维新等密友写信，告诉他们方校长仁慈宽大，把那封写给维新的信销毁了，使他能够顺利出境，安全到达。鉴民回信还没到，张维新的信已到了，告诉他一个甜蜜的喜讯，佩兰已经到了台北，考入台湾大学护校。
她是怎么到台北的呢？原来，济南时局突变。1948年9月，国军溃不成军。国民政府撤退时宣称：中学生前往南方就读，均属公费，并供给食宿等。佩兰离开父母，随校南来。刘泽民、张敏之、邹鉴等几位校长，带领八个联中的学生，从烟台、济南等地南下，路经微山湖、徐州、南京，最后到了浙江省，在海宁县长安镇，先后安顿下来。后来，在“公费求学”的诱导下，从山东继续南下的学生很多，共约三万多人。佩兰在出发前，接到正民的来信，知道他已收到同意定婚的信，马上写信寄去。到海宁县，再度去信。可是，当时他正在关押之中，始终没有盼到正民的回信。佩兰陷入茫然之中。她估计，去信不回，可能是因为战火影响，没有邮到。
当时，情况瞬息万变。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三天以后，南京解放。真是兵败如山倒，国军一败涂地，政府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学生呢？各校学生循浙赣、粤汉铁路，南下广州。因车少人多，车站人山人海，有的学生只好爬到火车顶上。车箱顶部是弧形，中间高两边低。大家手牵手，或用绳子绑在小同学腰间，以策安全。碰到桥梁或隧道时，超高超载，一些人被碰死撞伤。
这些学生历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佩兰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一个女学生身单力薄，挤车跋涉，克服种种困难，也随他们南来。还有大部分没爬上火车。到达广州时只剩下七千余人。军方和学校商定，师生赴彭湖安置。高中师范学生从军，上午上课，下午接受军训，完成中等教育，毕业后可以报考大学。初中及年幼的学生，以及女生，可进海军子弟学校，继续读书。
佩兰是高三学生，将要毕业，也随这批学生，抵达彭湖列岛。李振清司令及部下韩风仪师长，野心勃勃，言而无信，看到这批学生到达，兴奋异常，高兴得对部下说：“这些学生，男的都将成为我们部队的士兵，女的将成为我们的眷属。”善于抓兵的国军，他们很快着手接管，把学生编入军队，不准老师讲课。
师生给领导反映，校长们不同意，因与这批学生多年相处，情同父子，竟忘记自身的危险，坚决要求军方履行诺言。在学生接受军训之余，每周能上几小时的基础课程，如国文、数学等，以便给学生留下升学的机会。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合理的要求，竟然激怒了这些蛮横的军人。他们竟把大帽子乱扣，大肆推行恐怖政策，进行严厉镇压。诬指张敏之、邹鉴校长是“特务”，坚持“立即枪决，以儆效尤”。这时，刘泽民校长已经去台，也被诬告有“匪谍”嫌疑，先行“羁押”，以便追查“同党”，查明正法。同时，将反对改编的学生领袖人物刘永祥、谭茂基、明同乐、张世能、王光耀等皆处以死刑。
此后，学生的处境更为不妙，有不少人陆续失踪。据说，有些人竟被装进麻袋，又加上石头，一起投入深海。一时白色恐怖盛行，个个害怕，人人自危。在抗日时期，刘校长是个爱国者，组织有志青年，宣传救国的主张，在爱国人士中间很有影响。那时，他突然被抓，立即引起山东籍知名人士的注意，在多人的救护下，总算保住了性命。和刘校长一样，在抗战期间，张敏之校长也曾忠心耿耿，立下汗马功劳，只是他没有刘校长幸运，竟被冤死了。后来，终获平反，获赔偿新台币六百万元。
在海军的白色恐怖下，发生多起强拉女生为妻事件。佩兰自称，父亲是黄埔毕业的高级军官，丈夫是空军少尉，才唬住那帮不学无术的军人。她克服军方阻挠，由彭湖辗转到达台湾，以优异的成绩，一举考取台大中文系。多方打听父母的消息，得知老人没有来台。她寻找空军通校，得知在岗山，正民已经毕业，联系不上。又找张维新表哥，这位热心的媒人，他已从风山培训班结业，也无影无踪。
第三章 军校情歌（11）
为了在经济上不仰仗旁人，她毅然放弃台大中文系，而考取台大护校。因为该校能够供给食宿，免交学费。在台北中央诊所实习时，碰到看病的张维新，从他口中才知道，正民已经赴美留学了。张维新还不知正民与佩兰定婚，又要当媒人，给他们接上关系。正民得信以后，去信说在经济上支援她，供她上大学。可是，刘佩兰说：留学生怎能供应大学学费呢？从此，杨正民和刘佩兰又频繁地通起信来了。她们的爱情如何发展呢？
13留美遇“老洋”
幼年所受教育的差异，形成儿童个性的不同，大了就不好改变了。青年时代的表现，往往与中老年的作为密不可分。年幼时个性已经形成，长大后虽然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却能培养出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来。
1950年6月初，正民到了美国，接到维新的回信，趁星期天休息不上课，给佩兰去信，谈到离台后的新鲜见闻，介绍了“老土”和“老洋”的故事：他们十五名学员中，有两个人的个性与作风截然不同，他俩的言行南辕北辙。因此，有位好开玩笑的同学，就送给他俩每人一个绰号，足以代表其个性，一位叫“洋孙子”，另一位叫“土包子”，简称“老洋”和“老土”。
五月中旬，春暖花开。他们一伙人离开台北前往美国，第一站先飞日本，在那里等船。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参观东京的名胜古迹、动物园和博物馆，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没想到出了意外，有位同伴在深夜里大叫，腹痛难忍，两眼无神，冷汗涌出，在床上打滚。不得已呼叫救护车，把他送往美军医院。车小人多，无法陪送。第二天很早，同学们相约，急切地赶赴医院，探望同伴。没有想到，看到病房里的一切，都给吓呆了，病人刚刚动过大手术，尚未清醒，鼻孔、口腔、腹部都插着胶皮管子，面如土色，不能言语，处于昏迷状态。
探望的同学都很吃惊，焦急地打听询问，他得了什么病？是否有生命危险？大家应该如何救助？因为他们都是初次出国，英文口语较差，听不太懂美籍医生的话。没有想到“老洋”与众不同，与美籍医护人员谈笑风生，灵活无比，甚至连声调语气也模仿的惟妙惟肖。好像他是在英美等国长大的。于是“老洋”在同学中身价百增，神气十足。
因为时间紧迫，还要上船去美国，大家都担心同伴，一人病在东京。就委托“老洋”多打听他的病情。医生详细地诉说手术的过程，谈了病因、病况及治疗措施。同学们都听不全懂，只有“老洋”不断点头，又说又笑，非常投缘。他与医生亲热无比，肩并肩，手拉手，像多年相识的老友，一直陪伴到大门口。
学员们懂点英语，粗略知道医生的意思：病因是吃生鱼片，鱼刺咽下，刺破大肠，肠液流入腹腔，引起急性腹膜炎。回到旅馆，都想了解详情，你一句我一句地追问“老洋”，结果他的回答使人糊涂，让同伴奇怪的是他还没有其他同学知道得多。原来“老洋”善于装腔作势，像个演员，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以此哄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假装听懂了呢？他说“与洋人会话不如此，人家如何看得起呢？”结果，留下那位开刀有病的同学，继续在那里住院治疗，其他十四人先走了。一个月后，住院的同伴才赶到美国。
坐船23天，终于到了旧金山，然后转坐火车到军校。初到美国，很觉新鲜。凡事小心翼翼，处处留意学习，唯恐不足。但是“老洋”却像回归故乡，处处显得高贵。因为，当时军人待遇菲薄，大家在美国仍然节省，不敢浪费。凡事自己干，箱子自己提，哪敢雇人代劳。可是，“老洋”却与众不同，事事都要雇人，5美元、10美元的小费不断支出，比美国人还大方，处处显示派头。并把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样样都看得高贵；把自己人的优良传统说成“土气”。不知不觉，他的情感贴近了洋人，一天天与同伴疏远了。于是，同学们在日常谈话中，多喊他“洋孙子”的外号，作为他的代名词。
另一位同学却与“老洋”相反，他时刻铭记过去的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