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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然不止是一个哭的问题，他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倒下去，留下了不平凡的声音，这声音流传得比42年要长久得多了，就像那块黄土地的长久，像年年都要开放的山涧的那一树繁花。
1992年12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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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黄土的儿子（1）
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尽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依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只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们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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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黄土的儿子（2）
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作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四十三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连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连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他的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的睑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幢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
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西影厂食堂里，莫伸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那位朋友却坚执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辞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痛心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
据说路遥和邹志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强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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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黄土的儿子（3）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荡了。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据说，邹志安在临终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文学这东西对于我，已经是个怪物了。我想他这话实在说得对极了，也伤心极了，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文学的虚假的真谛。人生是这样沉重压顶，白纸黑字算得上什么？路遥和邹志安相继去世，给文学染上一层哀绝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场阻击战，先是祖一辈的倒下，然后是父一辈倒下，现在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了。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1993年3月27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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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平：世界杯和一个人
我有两个朋友，都和德国有关，后一个，更和世界杯有关。前一个朋友是我的棋友，我们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手谈”，姑且别让我说出他的名字吧，他在德国的汉堡，青春蓬勃于北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远走他乡，去年国庆节的时候，我说我代表祖国人民问候你，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都彼此感到了对方的感伤。现在我不祝福他，因为他能亲临世界杯的赛场，还能痛饮德国的黑啤酒。
后一个朋友，也是我们许多人的朋友，现在的许多年轻人，还在他的书中汲取力量。我一直回避提及他，因为人生许多珍贵的东西应该埋在心底。可是随着世界杯的愈来愈近，这个朋友愈来愈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
我说的是路遥。
路遥是我的兄长，如果用足球作参照，我们是同龄人。路遥说，他要写一部大部头作品的抱负是源于早年岁月的一个梦。作家高建群说，一个卑微的少年站在黄土高原上眺望星空想象宇航员加加林在太空飞翔的情景，那是贫困给与的馈赠。开启路遥足球视域和世界杯情结的是1982年的第十二届西班牙世界杯，那时候，路遥喜爱的中国球员不是左右边锋古广明和沈祥福，而是有名言“宁可被踢死，也不能被吓死”、外号“坦克”的左树声。我曾描述过路遥当时看球的情形：有时候，他像一个快乐的孩童，有时候，又像一头暴躁的黑熊。那时候，一切都多么新鲜啊，我们和苏永舜一起经历的悔恨和失败哪有那么麻木和沉重。我们第一次听到贝肯鲍尔和克鲁伊夫的名字的时候，都面面相觑，那表情仿佛在说，哦，这就是如雷贯耳的含义。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意大利的链式防守和巴西人的桑巴舞蹈，我们惊讶地谈论的是，苏格拉底的职业竟然是一名医生。
路遥崇尚的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人们喜爱足球，是因为足球更纯洁。路遥喜爱足球，并且绝对地喜爱德国足球。如果有第二选择的话，他会把票投给俄罗斯，这和他敬仰这片辽阔土地上许多文学大师有关。德国足球所表现出的战术纪律、坚韧性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中那种坚持到底、毫不气馁、朴实无华的精神，肯定和路遥的精神气质发生着共鸣。德国球星科勒尔说：“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就是，每当人们认为我们已经倒下时，我们却已经站了起来并投入了战斗。”这也是一个七岁时就赤手空拳离开父母去寻找生存道路的路遥的精神哲学。他喜爱足球，那是因为他可以在足球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想象和梦幻；他喜爱德国足球，那是因为他可以在对象化的世界里汲取不屈和悲壮，然后，把它置于命运的另一竞技场。
路遥关于足球的有限的文字，存在于他的绝唱《早晨从中午开始》里面，记载了他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看到了他热爱的鲁梅尼格的情形。鲁梅尼格是他的偶像。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当路遥期待着让鲁梅尼格承担所有德国球迷的寄托的时候，鲁梅尼格却败在了阿根廷人布鲁查加的脚下。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鲁梅尼格已经老迈，是“自由人”马特乌斯帮助路遥实现了足球世界的辉煌。这是路遥经历的最后一届世界杯，1992年11月7日，距离美国世界杯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路遥撒手而去，永别了足球。
现在，人们正在重新评价路遥的意义，日益尖锐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在1982年的高加林的心灵中就开始冲撞。路遥的作品，愈来愈在普通读者中生长着文学的生命力。足球，曾经是他精神生活中温暖的部分，是命运给他的补偿。末了，在这篇怀旧的文章中，请允许我摘下路遥喜欢的普希金的诗句献给和足球一同悲欢的人们，在德国世界杯期间，怀念路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哭泣；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
2006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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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路遥纪念（1）
一年之中，总有几次要到西安的一些大学去为学生谈一谈当代文学的情况，讲座的最后半个小时，照例是回答提问。也许是地域的原因，学生对生活在这个古都的作家有极大的兴趣，而已故的路遥则是其深情追究的一位。那种场面是感动人的，因为提问学生的神态很是虔诚，没有嬉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