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话说得多好！多了不起！”
万里这时问严宏昌：“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吗？”
严宏昌说：“只希望让我们这样干下去，至少能干三五年，不要变。旱不怕，涝不怕，就怕政策有变化。”
万里当即答应：“行。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
严宏昌激动得带头鼓起掌来。
这一下，严宏昌心里踏实了，不过他又向万里诉苦道：“但是有不少人说我们小岗‘包干到户’是‘开社会主义倒车，挖社会主义墙脚’。”
万里一听，认真地说道：“谁再这样讲，你就问问他，他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起来。”接着，他激动地说：“只要能对国家多作贡献，对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吃国家的，成了社会主义；支援国家的反倒不是社会主义？今后谁这样讲，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万里替你们打好了！”
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这时在一旁问万里： “周围社队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了解到问话的是区委书记，马上说：“学就学吧，我还是这几句话，只要能多打粮，对国家多贡献，社员生活能改善，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当干部的不要学唐僧，给人家念紧箍咒。他们还没有住上瓦房，还没住进高楼，让社员快富起来，家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称心呢！”
那天万里显得特别兴奋，他像拉家常似的同小岗人回首遥远的往事。
讲他十三岁就给地主放牛，跑出去参加队伍时还没枪高，行军时枪把子还捣脚；
讲他在“*”*年代被驱逐到新疆放羊，人家骑着马，端着枪，看守着他，羊放到哪，他睡到哪，有草地睡草地，有雪地睡雪地，整整三年没进屋睡过觉，他的一头黑发就是那三年变白的；
讲他有一个同事，在那种困苦的日子里，还差几十天就解脱了，却没有熬过来，实在受不了，钻厕所自尽了；
讲他前些时访问日本和美国的农村，他真羡慕他们的农业，中国必须要搞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民将来也会像他们那样住上小瓦房，使上拖拉机，过上好日子，整个国家就富强了……
谈话中间，段永霞用当年同严宏昌结婚时戴过的墨绿色的头巾，装满了喷香的花生，送到万里手里，说道：“万书记，多亏你支持我们搞改革，去年我们花生收得很多。要是前两年来，我们想炒给你吃，家里也拿不出呢。”
万里接过花生，忙说：“ 我可没带钱哟……好吧，我把你们‘大包干’的成果带回去，让省委常委们都尝一尝。”
临走时，万里同在场的许多社员都握了手。上了车，车门已经关上了，他却推开车门，对严宏昌说：“我还会来看你们。你们好好干，我会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定多打粮食，让社员富裕起来。”
严宏昌代表大家说：“万书记，你放心！”
车子启动了，才走了二十多米，便停了下来。严宏昌马上跑过去。万里再次推开车门，对严宏昌说：“你们一定要记住，粮食不愁了，也要把家庭副业抓上去。每户不能少于两头猪，养好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呀。到时一头卖国家，一头留到过年杀了自己吃。当然不光喂猪，还有许多副业都可以搞，多想想办法。”
严宏昌说：“万书记，我们都记住了。”
万里满意地点着头，关上车门。可车子开出十多米，再次停了下来，严宏昌见车门又打开，慌忙奔过去。
万里望着气喘吁吁的严宏昌，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你们今后粮食会越收越多，但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卖过头粮，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吹牛皮，不搞浮夸风，要接受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说真话，做老实人。”
这时，严俊昌和严立学，以及送行的村民，都跑了过来。万里走下车，动情地同大家再次握手。
严宏昌望着头发和胡子全白的万里，在同小岗人依依惜别的情景，回想着他三次停车言真意切的教诲，由不得眼中一热，涌出了泪水。
严宏昌当然不可能知道，万里的这次小岗之行，以及他说的那许多话，这在当时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万里在离开小岗不久，也就离开了安徽，奉命进京。尽管万里很快就出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同时担任国家农委主任，主管起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工作，但是，上任以后，万里感到自己在北京的处境比在安徽困难得多，各方面斥责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声音很强烈，就连他自己分管的农口的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也在连续发表批评安徽农村改革的文章。更让他尴尬的还是，他刚离开安徽，安徽的农村改革就出现了大逆转，无异于是“后院失火”了。
在这以后一段并不算短的日子里，中国的农村改革依然是一波三折，正像鲁迅曾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来形容中国改革的艰难。当然，改革的路尽管曲折与艰辛，小岗村率先实行的大包干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毕竟受到了亿万农民的喜爱，特别是随着*站出来公开予以肯定，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总书记的*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的工作，大包干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便最后成为了中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的方式。
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1）
回顾小岗村率先实行的大包干的“家庭承包经营”成功的历程，不难发现：这是面对农民的意愿，地方上和中央的改革者一次有力的上下响应，同守旧势力进行奋力拼搏的结果！它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不论多么聪明的学者，或是多么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没有能力规划设计农村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倾听农民的诉求，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想到，改革成功之后的小岗村走过来的路依然还是那样的充满坎坷和曲折，甚至，是出乎想象的悲壮！
万里刚离开安徽的一九八○年，安徽省的农村改革一度出现大倒退，不过小岗村却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暗中庇护下，有惊无险，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还是迎来了一个更大的丰收。那一年，不但粮食大增产，还因为遵照了万里的嘱咐，大抓了家庭副业，社员们除留足了自己过年用的，就卖给国家三十六头肥猪。那年春节，家家户户都备齐了年货，年三十晚上，不知谁家带头放响了一挂喜庆的鞭炮，这炮声还没落地，整个村子瞬间就被淹没在惊天动地的炮仗声中；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把个小岗人丰收后的喜悦渲染得天上地下满道儿全是。
关庭珠老爷子乐得脸上笑出了一朵花，他说：“我现在六十往上已是‘花甲’之人，也算一辈子了，可从没见过收这么多粮食，也不敢想会过这样的日子。我这是‘瘸子过河——猛一跳啦！’”
春庄稼下了地，严宏昌便提笔给万里写信。一是向万里汇报小岗人在他的关怀下，今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二来也想请万里帮忙买一台拖拉机。
严宏昌家迫切需要解决一台拖拉机。因为当初分田的时候，他家分的地不仅最差，而且最远。虽说已有四个孩子，却都还小，老大是一九七○年生，也只有十岁，收庄稼的时候，须一担一担地往家挑，一个孩子也帮不上忙。再说严宏昌虽已不是队长，可他毕竟是十八条好汉里面文化最高，口才最好的，而且又是大包干的带头人，自然而然地便成了小岗队的“新闻发言人”，但凡外面来人参观，上面来人视察，也多是由他出面接待，因此，家里几十亩地的农活差不多就丢给了妻子段永霞一个人。
买台拖拉机帮助妻子，这是严宏昌一直就有的想法，等他筹足钱，跑到县农机公司去购买时，才知道，上面有政策，拖拉机属于生产资料，私人不得占有，更不允许搞个人经营；这一类的农机具只卖给集体。可如今小岗队早已分田到户了，自己用，又如何以集体的名义去买呢？他左思右想，拖拉机是自己家里天大的事，就只能找自己认识的最大的官才能解决，何况，万里最支持小岗，最理解小岗人，现在在上面又正好分管农业工作，于是他便想到请万里帮这个忙。
最初听他讲述这件事，我们的感觉是惊讶。买台拖拉机，好大个事？这样一件小事居然要去惊动万里！在我们的采访生涯里，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行事之人。
他把信投进信筒后，就天天盼着北京有信来。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天，县里来人找到他，骂骂咧咧地说：“你胆子不小，不知天高地厚，竟敢私下给中央领导写信！”问他，“可知道这是犯法的？”
他极力解释，得到的竟是厉声警告：“下次再查到你给中央写信，就不再客气！”
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2）
严宏昌已经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县里的干部岂能吓倒他？他不服气地反问：“我要再写又能怎样不客气？”
来人说：“随时随地，把你关起来！”
严宏昌想不通。这困惑，直到两年后的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他听了传达，才茅塞顿开。原来，到了一九八三年农民才被允许购买拖拉机，而且，依然是限制“小型”的，并强调“各地可根据当地情况和油料供应的可能，规定可行的计划销售办法。”
听到严宏昌这段遭遇，我们曾请教过从安徽省农委领导岗位上离休在家的周曰礼，他参加过*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讨论私人能不能购买拖拉机、汽车及其他大型农机具；讨论私人能否雇工。会上意见相左，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周曰礼当时忍无可忍，放了一炮，他说：“既然已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应该包括一部分农民。不是农民能不能购买拖拉机，这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农民迫切的要求，不光应该允许，我看还要积极鼓励。”会上分歧最大的，就是雇工问题，严格规定私人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雇主就有成为资本家之嫌，划入被打击的对象。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是：*在《资本论》里论述“转化为资本所需要最低货币额”这个命题时，曾举例谈到当雇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八倍”时，他就有可能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
当时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本本主义”气氛之令人窒息，由此可见一斑！
县里来人教训了严宏昌一顿，这件事，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更叫严宏昌感到恼火的还是，他从来人的话里听出，万里不仅看了信，还给他回了信，只是被公社扣压了，县里通知不能交给他。他当即去找公社书记张明楼；张明楼不在，他找到了副书记马德全。
马德全证实有这个事，严宏昌说：“信不给，可以告诉我万里在信里讲了些什么吗？”
马德全的回答十分明确：“县里有交代，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严宏昌大惑不解。
马德全说：“这是纪律！”
那以后不久，*肯定“凤阳经验”的讲话逐渐被公开，再加上中央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以及一些媒体对小岗的广泛宣传，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的人，便随之络绎不绝，以至连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寨大队、大庆油田也派员前来，先睹为快。
这天，南京军区一两千名官兵，在县委副书记周文德的带领下，来到小岗。周文德还像以前一样，派人去找严宏昌，请他出面接待。可是这次，严宏昌不干了，他要周书记另去找人。并说明，自己已经不是小岗生产队队长，又不拿一分钱工资，没有这个义务；而且表明，今后县里来人找小岗联系公务，他将一概不接待。
周文德看出严宏昌有情绪，询问他怎么回事，了解到严宏昌是因为给万里写信，只是想向中央领导报个喜，顺便表达一下自己想买台拖拉机的愿望，就遭到县有关部门的粗暴处理。周文德听后，也觉得县有关部门这样做确实不应该，便劝了严宏昌几句，并答应这事他将设法帮助解决。果然，周文德没有食言，不到一个月，就帮严宏昌购买了两台四轮拖拉机。其中的一台，严宏昌让给了承包田同样分得很远，也需要拖拉机运输的严学昌。
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3）
这件事又让严宏昌在小岗人面前赚足了面子。
但是，也有让严宏昌感到难堪的事情，这就是：既然*都肯定了大包干的“凤阳经验”，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官复原职”，再当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呢？那段时间，他有些失落。
队里的事问不上，严宏昌还是想为大家做点事的。当然，到了这一步，他不可能再出去搞建筑，重操旧业当包工头，因为这时“小岗”已是声名鹊起，他更不可能就这样离开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地方。不仅不离开，还想“锦上添花”。
当村民们沉浸在吃饱穿暖已很满足的喜悦之中，严宏昌却又动起了脑筋，寻思着如何利用“小岗”的这种社会资源，兴办企业。他很清楚，小岗的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大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但一家一户就种这么点地，只能管温饱，要让大伙真正富裕起来，让小岗变个样，就必须办工厂。
“办工厂”这一想法，就这样开始扎根在了严宏昌的脑子里，以至成了他后来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改变的梦想。
办个什么厂好呢？他想到了烧砖，先建一个轮窑厂。这么多年，他在外搞工程，成天就是跟砖瓦打交道，凤阳这么大，也只是临淮关有座土窑，用砖还得跑到蚌埠去解决。他想如果县里能够在资金上给予一点扶持，他愿牵这个头，为小岗兴办这样一个集体企业。何况小岗也有着兴办轮窑厂的条件，村西头的土岭上就有100多亩地，“*”期间县林业局曾在那里搞过板栗园，没搞成，后来就成了荒岗，如果在那儿办窑厂，既烧了砖，又平了地；再说住上大瓦房也是他多年的愿望，有了轮窑厂，小岗人家家都能住进大瓦房，岂不是一举三得？
他越想，越激动，提笔又给县委书记陈庭元写了一封信。
谁知这边信刚邮出，陈庭元就把他找去了。
陈庭元觉得严宏昌的这个想法很现实，也很好，小岗本来就是人少地多，还有许多荒坡野岭闲在那里，再说严宏昌又搞过多年的工程承包，经验也有。轮窑办好了，小岗的集体经济自然会有长足的发展。他让严宏昌先做个调查，匡算一下大约需要多少资金，小岗的土质适合不适合烧砖，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又怎么解决。
严宏昌一见陈书记这样支持，立马跑到江苏武进县请来专家。化验的结果不久就出来了：小岗的土质非常好，很适合烧砖！工程预算也很快出来：建一座二十二门的轮窑厂造价为八十五万元左右。
严宏昌拿着一整套工程计划报告，去找陈书记。陈书记看了，很满意，当场拍板道：“我先给你们解决八十万元货款，干起来再说。”
忙活了几个月，陈书记十多分钟就拍板解决问题，办事这么爽快，这使严宏昌信心倍增。出了县委，他没在县城耽搁，就直接赶回了小岗。
到这时，他要把办窑厂的计划详细告诉严俊昌、严立学二位队干部了。他甚至想象得出，二人一定会是又惊又喜，因为，不声不响，办厂需要的八十万元，已经解决。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啊！
生产队长严俊昌一听，是这么大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