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五花大绑硬抬回去！
小岗队发现严宏昌仍没动静，很快又将上缴款涨到了一百五十元！而且，停了他全家人的口粮供应。
当时部队的战士，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津贴，生产队却要他一个月上缴一百五十元！并且停了全家人的口粮供应！得知这一消息，严宏昌忍无可忍了。
当然，这时的严宏昌，手头上已经宽裕了，即便就是把缴队里的“管理费”再提高，他咬咬牙也还是能够承受的。停了口粮，固然会给他全家造成一定的困难，但那时有钱也是可以买到粮票的，这些都已难不倒他。他困惑气愤的是，自己凭劳动致富，不仅背着“黑包工头”的恶名，公社书记在找麻烦，小岗队的父老乡亲也这样不近人情。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6）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严宏昌不得不分外小心，他让妻子段永霞摸清其中的缘由。
得到的消息，却让严宏昌大为愕然。
原来，正值八月天，秋粮已收，小岗生产队又到了“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了。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考虑这年的旱情太重，全公社最穷的小岗队，自然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需要赶快找出一个能干的当家人，领着大伙度过灾荒，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四海为家”去到处讨饭。张明楼就想到了严宏昌。他想的其实很简单：严宏昌这小子，多年在外闯荡，承包工程，手底下最多时能有四五百号人，最忙时伙房的炊事员就有十五六个。跟他干的，不光有瓦工、木工、电工、焊工、钢筋工、起重工，这些都是要有一定技术的，还有各种出气力活的壮工。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全能被他捏巴到一块，把活干得漂漂亮亮——小岗生产队不过二十户、大人小孩算一起也只是一百一十人，他能搞不好？小岗人这时同样也有了公社书记张明楼的想法，队里提高严宏昌的上缴款，停了他全家人的口粮，就是要把他“顶到南墙”上，“逼”他回村，希望他把在外面操练出的十八般武艺，都用在队里，让大家在大旱之年都有饭吃。
当严宏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时，他的心动了。父老乡亲的期待，组织上的信赖，动摇了他发誓不再回小岗的决心。
当然，最后促使他放弃挣大钱的工程承包回到小岗，是他发现形势真的变了，埋藏在他心里的一个多年夙愿，开始让他浮想联翩，夜不能眠，这就是：他死也不信当农民的小岗人会饿肚子，生下来注定该是讨饭的坯子！
小岗人饿饭，他认为那是因为上面的瞎指挥。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当年就闹大跃进，那时他九岁，到今天他也想不明白，政府会要种地的农民去炼钢炼铁。小岗人没东西炼，就要求到“土里挖、水里捞、屋里搜，院外找”，把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都敲碎投进小高炉子里。后来，让农民种庄稼了，却不是按照庄稼人的办法种，而是搞“大兵团作战”：公社改编成团、大队改营、生产队改连，小岗人按军事化要求，必须住集体住宿，男女分居，夫妻也只准星期天才能见面。一下集中那么多人窝巴在一起，吃饭没柴烧就砍树，劈门板，最后闹到扒房草、拆房梁做饭。公社还把社员家中的鸡、鸭、猪都集中，要办“万鸡山”、“万鸭山”和“万头猪场”。当时只有十岁的严宏昌，被派到“万头猪场”，说“万头”，其实只有一二十头，加上猪仔不过五六十头，没出半个月，猪场的猪就死的死，拉走的拉走，只好散伙。为放“卫星”，公社提出的口号是：“十里（山）芋丰（收）岭、百里菜花香、万亩水稻一大方”，结果却是：“十里芋丰岭，一片茅草荒；百里菜花香，菜籽只收半土缸；万亩水稻一大方，最后没成一棵秧。”劳民伤财。开始还宣传：“一锅省，两锅费，集中吃饭不浪费。”让大家全吃公共食堂，吃着吃着，锅里就没有正经粮食了，因为虚报了产量，上面下达的粮食征缴任务就高得吓人，社员把种子甚至口粮都缴了上去也不够，“征粮小分队”就挨家挨户地上门搜粮。社员饿急了，更被逼急了，连没成熟的庄稼也偷割回来当粮吃。董湾公社淮丰大队黄湾生产队长逮到了个“偷青”的社员，竟用铁丝穿着耳朵，捆着手脚，把人吊在梁头上；板桥公社淅田塘大队长逮到一个“偷青”的妇女，居然用鸟枪捅她的*。小岗人不敢“偷青”，就只得把榨油后剩下的豆饼，磨面后剩下的麸子，以及野地里的剌剌芽、葫芦秧、山芋藤、芝麻叶、腊藤根、黄狗蛋弄来充饥。再后来，树皮和草根也吃光了，眼看着就饿死人了。
三年困难时期，教科书上一直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严宏昌记得最清楚，除一九五九年夏秋曾出现过旱情，其余年份均是风调雨顺。风调雨顺的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当时已有三十四户、一百七十六口人的小岗生产队，就饿死六十九人，死绝六户，他跟着父母逃到了外地，回来才知道，小岗最后只剩下了十户、三十九人。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饿饭和大量死亡开始于人民公社成立的第二年，这实在是个辛辣的讽刺！好不容易熬过了灾荒，农民有了几天饱饭吃，“四清”运动又搞得人人自危，接着，“*”一闹又是十年。
农民为什么不热爱土地？土地里为什么长不出好庄稼？听老辈人说，刚解放土改分田到户那会儿，家里死了一头牛，全家都掉眼泪，伤心得几天吃下去饭；现在队里死了一头牛，大家却欢天喜地等着分肉吃。
这样的瞎指挥，穷折腾，“大锅饭”，“大呼隆”，人欺地，地不欺人，那是老天都没长眼！
淤在严宏昌心里的这口气，早就把他憋死了！
现在，极“左”的那一套开始受到了清算；如今，队里“逼”，书记“请”，严宏昌终于下了决心，主意一定，他就归心似箭地往回奔了！
秘密会议（1）
严宏昌有段时间没回小岗了，虽然早就知道这年的旱情十分严重，但进了村，还是感到了不小的震惊：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使得小岗像遭受到了一次惨不忍睹的兵燹蝗祸，满目疮痍。尽管大家没日没夜地抗争过，奋战过，但旱情来得太凶，时间又太长，不少人怕熬不过明年的春荒，已经准备要出门去讨饭了。
一听说不少小岗人又要外出讨饭，严宏昌的脑子就炸开了。
当然，向这些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小岗人感叹“怒其不争”，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显得假道学，因为他自己就曾讨过饭。刚娶了段永霞的那年，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带着段永霞、大妹子、二弟和母亲，逃荒要饭去了怀远县。都说：“年成不济，要饭不为孬，丢掉棍子一般高。”可就是那一次，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五尺汉子，他实在张不开口向人家讨要，最后是摸出随身带去的一把唢呐，在人家的门口吹了起来。唢呐声和眼泪止不住地就一块儿出来了。
现在大伙眼巴巴盼着他回来，严宏昌在心里对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再苦，再难，也要为小岗人办成一两件事，至少不能再让大家沿街乞讨，一定得想办法让大伙吃饱肚子！
严宏昌回来的消息，确实让小岗人为之一振。所以，改选生产队领导班子的那天，会场上十分热闹。公社书记张明楼听说严宏昌回村了，也很高兴，特地派了党委副书记钱进喜来村“督阵”。会场选在严学昌家，当时他家的地方大，三间茅草房，中间没留墙，一通连地坐满了人。
据严立学介绍，当天大家选出的是四个人，按得票多少分别是：严立学、严宏昌、严金昌、严俊昌。但是公社只批下来三个人，仍然认为严金昌有过“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问题，被除名；而得票最多的严立学，从一九六三年到这次选举，断断续续地干过十多年的队长，不愿再干了，认为自己干会计最合适，这样，队长自然就落在了严宏昌的头上。
严立学是个“三岁娃也不欺”的老实人，大伙投他票，是因为他人缘好，但谁心里都清楚，论干事，能打开局面，还数严宏昌。严宏昌当队长，是众望所归。
严宏昌这天还不满二十九岁，严立学和严俊昌都比他大上*岁。不过，在小岗，比严宏昌大和比严宏昌小的，差不多都轮流干过队长了，但这回严宏昌被选上，关庭珠老人居然当众站起来，认认真真地给他作了个揖，满怀热望地说道：“这下就看你宏昌可能给咱们弄碗稀饭喝喝了！”
关庭珠这意料不到的举动，这掏心窝子的话，让严宏昌顿感肩头的担子沉了许多。
有人问严宏昌：“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准备烧哪三把？”严宏昌想都没有想，就说：“其实只需烧好一把火就够了：打破‘大锅饭’！”
此前，公社已经按小岗人住家的情况将分别住在村东和村西的社员划成了东西两个作业组，严宏昌依然认为这是在吃“大锅饭”，因为一个作业组，仍有十户，五六十口人，仍然是“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这哪叫干活？这是糊弄地呢。一半的劲也使不上，哪能收个好庄稼？在他承包的那些建筑工地上，他搞的那才是真正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人人都有明确的包工包量，虽一个工地干活，各人的熟练程度不一样，技术水平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薪水就会差上个两三倍，这才能调动起大家想多干活，想法子去钻研技术的积极性。
秘密会议（2）
这天，严宏昌找到严立学，要他给公社写份报告，请求把作业组进一步划小，将小岗生产队剖成四个作业组。
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看了报告，不猜也知道，这是严宏昌的主意。考虑到这样划小可能会对生产有好处，还是破例同意了。
可是，分成了四个作业组之后，没出几天，各组内部就闹起了矛盾。
按说，总共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岗村，谁家的鸡狗叫，一村人都可以听到，彼此间不是沾亲，也会带故，有什么好闹的？
严宏昌调查后发现，这账还得要算到十年*上。那年头，走马灯似的工作组，常挂在嘴巴上的，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社员严立坤，锄地时不小心锄掉了两三棵玉米，就认为他在搞破坏，组织社员大会挂牌子批斗；社员严付昌，逮鱼时泼了点塘里的水，也被认为是“破坏水利”，挂牌子游斗。今天来的一个工作组，支持这一派斗那一派；明天来的一个工作组，又支持那一派斗这一派。社员跟队里干部斗，社员跟社员斗，队里干部跟队里干部斗，有的一家也分出几派来。其实，与天斗，与地斗，就没有不吃苦头的；人与人斗的结果，只能是老死不相往来，坐不到一块。更何况现在的作业组划得更小了，每个社员在出勤、记工上谁吃了亏，谁占到便宜，就看得更清楚，各家各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更直接、更激烈了。
“再划小！”严宏昌想了想，果断地说，“问题不是出在一家两家，这就非解决不可了！”
但是这次严宏昌没再要严立学向公社写报告，明摆着的事，写上去也不会有人敢批的。可现实的具体问题又必须由他来解决，于是他瞒着公社，偷偷地把全队由四个组划成了八个组。
划成了八个组，大家才发现，这些“作业组”就成了“父子组”、“兄弟组”或是“邻居组”：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两家）；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父子、女婿三家）；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两家）；
六组：*、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两家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两家邻居）。
这样一分，就都很满意。认为这是“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谁都以为这样就不可能再生发出什么问题了。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
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严付昌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这事，严宏昌本来是应该想得到的。在外承包工程，为确保工程的工期和质量，他也是六亲不认，不会去照顾亲朋好友的。现在弟弟提出要求和他分开干，感情上虽然受不了，但他知道弟弟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 想看书来
秘密会议（3）
同样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严俊昌和严美昌兄弟俩也闹了起来，并且闹得不可开交。
严美昌是个直性子，又是个勤快人，每天天刚亮，他就把全家人喊起来，早早地就下地干活了，干完一茬活，才回来吃早饭。哥哥严俊昌，夫妻俩带着八个孩子，孩子一多，事情就多，每天就不能和严美昌一家人一齐下地。一天两天，还没什么，日子一长，严美昌的孩子有意见了，见地里总是自己一家人在忙，就埋怨：“爸，我们都干了半块地了，大爷他们怎么还不来干活？这地又不是咱一家的，不干了！”严美昌也开始沉不住气了，这天冲着严俊昌嚷起来，坚决要分开，不愿再捆在一起了。严俊昌也很生气，但想想却又不占理。
严宏昌和严俊昌是亲叔伯兄弟，平日无话不谈，于是严俊昌就把自己的苦恼跟严宏昌说了。严宏昌一听，心里咯噔一跳。
他寻思道：生产队的三人领导班子，两人“后院失火”了，这问题就不小；队干部自己家里的问题都处理不了，还能去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吗？
不过，他也发现，组划小了，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这样划分，依然存在平均主义问题，只是“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
这天晚上，摸着黑，严宏昌登门去请教关庭珠。他说：“大爷，我年轻，对庄稼活不在行，你看这队里的生产怎么日弄才好呢？”
关庭珠沉吟了一会，望着他，不说话。
“大爷，你尽管说。”严宏昌看出老人似有什么顾虑。
关庭珠说：“我说出来很容易。这事，不在你会不会干，而是敢不敢干。”
严宏昌越听，越发急，就说：“大爷，只要大家不饿肚子，杀头我也认！”
关庭珠说：“办法有一个，我只给你三个字：‘责任田’！”
严宏昌眼睛一亮，他知道关庭珠说的是六十年代包产到户的事。
闹饥荒那年，他已十二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父亲带着全家逃到外地。重新回到小岗时，已是一九六二年了，也就是那一年，小岗人才开始搞起“责任田”，刚搞不久，上面便下文要求纠正了。就是说，“才摸到被头儿天就亮了”。小岗搞“责任田”之所以会比其他的地方迟了大半年，实在因为小岗太偏僻，消息太闭塞，当时小岗死亡逃亡的人也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