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人家总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最差的农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二百五十元上下。
严宏昌说，他弟弟严付昌，因为家里人口多，分到了三十六亩田，又开了五六亩荒地，加上他勤快，能干，夏秋两季共收小麦三千六百斤、稻谷四千二百斤、玉米四百斤、黄豆三百斤、山芋两万斤、杂豆五千斤、花生和芝麻四千三百六十斤，又养了三头肥猪，母猪和小猪二十三头，成了小岗村一个冒尖户。这一年，他娶上了一个模样俊俏的四川妹子；因为日子过得红火了，还把老岳父接了过来，把妻弟也接了来，花钱帮妻弟成了家，成为“包干到户”后的小岗村一大新闻。
分田第一年的大丰收，使得小岗人对来年夺得更大丰收充满了信心，生产劲头更大了，更舍得往地里花钱，秋后的小麦都是三肥下地，有的是四肥，不少户不但施足了小麦的底肥，还留足了来年小麦的追肥和春种的用肥。严宏昌说，仅这一年秋种前后小岗人就买化肥、磷肥、饼肥和商品肥七万七千三百八十斤，没要国家分文。
农业丰收了，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变化。过去，收割季节，为防偷盗，队里都会安排人，看场的看场，守田的守田，仍免不了丢黄豆，少山芋。现在那么多花生就放在田里，那么多的山芋就晒在荒坡上，却没发现有谁家说东西少了。大片的柿子树，红亮亮的柿子挂满了枝头，邻村社员问：“不怕被摘吗？”小岗人说：“不稀罕了。”如今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变得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给人家；要赶上吃饭，大米饭、白馍馍也毫不吝啬。他们说：“往年我们不也这样，谁有的吃会出外要饭呢？”
“削职为民”（4）
到小岗参观的人，日渐多了起来。他们想瞒包干到户也瞒不住了，家家户户满满登登的粮囤子，房前屋后圆圆鼓鼓的草垛子，让前来打探、看稀罕的人，看得眼睛发直。这时，有的小岗人就会忍不住自豪地冒上一句：“嗨！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指望有社员家里今天的粮食多哇。”
由于“包干”比“包产”具有更加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凤阳县“大包干”的做法迅速在全国许多省区产生了强烈反响、震荡。一时间，“凤阳经验”成为中国众多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的重大新闻。由于它频繁地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并都以显赫的版面打破了“农业学大寨”一统天下的局面，崛起的凤阳使得辉煌一时的昔阳黯然失色，这激怒了那些忙着“普及大寨县”的领导们，他们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路线出了大问题；说“凤阳经验”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就指使一些人针对“凤阳经验”进行批判，将“大包干”看做是一股“祸水”，说成是可怕的“传染病”。
万里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谬论，非常生气。他说：“把‘大包干’责任制说成是‘传染病’，你好，你为什么不能‘传染’别人，反而怕别人‘传染’你？我们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么，学什么，不学什么，广大农民心里有杆秤，强迫是强迫不了的。”
针对“反对学大寨”的帽子，万里表现得大义凛然，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让实践作结论。都照搬红头文件，还要省委干什么？”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初，小岗村获得空前的大丰收，严宏昌甚至还没有细细品尝丰收后的喜悦，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困惑与惊诧之中。他真的想不通，“大包干”给农民带来了这么大的好处，却依然被横加批判，难道这些人说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让小岗人到处去要饭？他们批的还只是大包干到组，小岗人搞的大包干到户，岂不更是“死有余辜”？
那些天广播喇叭里成天哇哇叫“建设大寨县”，叫得他心烦意乱。
这天晚上，他从田里刚回到家，就听说村里突然开来了一汽车人，挨家挨户地只是问，只是看，看样子很神秘，他顿时感到紧张起来，莫非大难真的临头了？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想出去探听一下虚实，就见*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了他家的院子。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个子男人，他一进门就问：“你是严宏昌吗？”
严宏昌反正豁出去了，想当初在“生死契约”上领头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就有了承担这份风险的准备，现在当然不能装熊，他字正腔圆地答道：“我就是！”
这时，其中的一个干部向严宏昌介绍说：“这是地委王郁昭书记。”
严宏昌这才知道，领头进门的这个人，便是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这名字他倒是听说过，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人物，他做梦都没想过这样的大人物会登上自己家的门。
王郁昭带领大家来小岗，其实，在这之前，是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他来小岗确实是一个临时的决定。
几天前，滁县地委在凤阳召开三级干部会，主要议题就是总结大包干的联产承包制，组织参观凤阳县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和大庙公社后杨生产队，参观这些包干到组比较好的典型。参观时，王郁昭不作统一安排，让大家充分自由地到各家各户去看，看他们的粮食囤子、猪圈鸡舍，看他们院子里的果树和房前屋后的菜园子；让大家随便去访问生产队里的任何一个人，干部或者群众，男女老幼或是五保户，只是规定了一个集合回程的时间。王郁昭把这称作是“一次不讲话的现场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削职为民”（5）
但是，几个生产队看下来，有人还是讲了话。要求大会增加一个参观点：去看包干到户的小岗村。
一个人大胆的提议，马上得到了众人的响应。
这让地委书记王郁昭犯了难。小岗人不怕杀头坐牢搞起了包干到户，这消息，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一直在瞒着他，他也是不久前才从“小道消息”中有所耳闻。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分田到户，如果大会安排大家去参观小岗村，势必会给大家造成错觉，把这次三干会看成是地委要推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现场会。
尽管这样，会议结束前的头天晚上，王郁昭还是带着到会的地委常委、各县县委书记，以及地委和行署各部委办的主要领导，乘一辆大客车，去了小岗村。
王郁昭其实也想去小岗看个虚实、探个究竟啊！
在北京西郊万寿路一个中央机关的生活区，在已经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离休的王郁昭家里，我们听他饶有兴趣地谈到了他的那次小岗之行。
他说，他们是从村西头进村的，像参观岳北那些生产队一样，事先他没作统一安排，依然让大家自由地去各处参观。他是挨家挨户地看，看得很仔细。一个讨饭村，一年“包干到户”的变化居然这么大，使他非常震惊。最后，他让参加会议的地委常委们，在严宏昌家进行了座谈。
当时，严宏昌只听说来的是滁县地委的领导，他谁也不认识，王郁昭说要借他家开个会，他赶忙起身就朝门外走，被王郁昭喊住：“你队长不能走，也坐下来听听。”
严宏昌这时早已不是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了，连队干的资格也被公社书记张明楼“撸”掉了。这情况，王郁昭并不清楚，他认为严宏昌是“大包干带头人”，这一点没有错。
王郁昭高兴地说道：“昨天晚上我们开地委常委会时，六位还缺了一位，今天，都到齐了。刚才大家也挨门挨户看了看小岗，你们都谈一谈看法吧。”
严宏昌事先不知道会一下来这么多的“贵宾”，家里竟连个像样的板凳也没有，大家就只能凑合着，蹲在地上，开了一个可以说是安徽省建国以来从未见过的地委常委会。
第一个发言的，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吴炎武。他说得很激动：“看了小岗，出乎我的意料和想象。我们地区搞的试点，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各方面都给了那么大的支持，结果，还不如没向政府要一分钱的小岗队搞得好，粮食收的这么多！”
谈到小岗粮食的大丰收，吴炎武直言道：“解放前，我家是五河县的大地主，年年都会收个一百多担粮食，今天看看小岗，论收成，可以说，小岗家家都够得上‘地主’了。如果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这么‘包干到户’，我敢说就不愁国家缺粮食，不愁老百姓饿肚子；如果允许这么干，也不要天天喊粮食产量‘过黄河’、‘过长江’，再说‘粮食不过纲，书记不好当’了。我看应该准许这样干。”
各位常委也都不无振奋地谈了亲临小岗村的感受。一致认为：大包干到户，比大包干到组，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对农业生产力一次更大的解放，它显然比历史上的那种“包产到户”有着更多的优越性，会更容易让干部群众接受。
这时候，严宏昌也吐露，凤阳县委书记是支持他们的，曾答应他们干一年看看。王郁昭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代表滁县地委宣布：“县委陈书记同意你们这样干一年，这是对的，我们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继续进行试验，不断完善提高。”
严宏昌听了，当即激动地站起来，向王书记和各位常委保证：“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要把包干到户坚持下去，让小岗一年一个样！”
王郁昭也高兴地站起来，拍着严宏昌的肩膀说：“宏昌，我对你说，谁再叫你并，叫你归拢到过去的那种集体里去，你就找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七位常委，找到谁都作数！”
严宏昌不放心地问：“我到时怎么找得到你们呢？”
王郁昭说：“你去人，打电话，都行。”
严宏昌说：“我对哪儿打呢？”
王郁昭被严宏昌的认真劲儿逗笑了，大声道：“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
严宏昌忙找出纸和笔，记下了地委书记给出的电话号码。
送走了地委的领导们，严宏昌激动得不行，只感到，憋闷了很久的一口气，舒心地吐了出来；压在胸口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在随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传达了地委王书记和常委们会上讲话的精神。
群情沸腾！
尽管，王郁昭代表滁县地委在严宏昌家里说的那一番话，凤阳县委和梨园公社党委并不知情；事后，地委也未向凤阳有关方面打招呼，但是，这消息还是在农民们中间口耳相传，不胫而走。本来，就已经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很快也学起小岗村，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将耕牛、农具也分到户，鸡一叫各家各户就忙着下地去自己的“承包田”里抢种冬小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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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1）
然而，王郁昭在代表地委承诺小岗包干到户可以干三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京召开的*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使滁县地委的承诺顿时陷入狼狈的境地。
在头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还只是个草案，并且也只是“原则通过”；这次提交四中全会讨论的不仅不再是草案，而且是经全会正式通过了。虽然，正式的《决定》已根据这段时间的实际情况，对原先草案作了一定的修改与调整，但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依然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中央文件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不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其实坚持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直坚持过的农村政策，事情的根源还得从*说起。*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彻底消灭私有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这样表明：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共产！由此可见，分田到户，这就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是共产党人坚持不坚持公有制、走不走集体化道路的一场严肃的斗争。
是教条主义地对待*的经典著作，还是实事求是地探寻解决中国农村中的实际问题？万里在会上看到正式《决定》的文本时，就像严宏昌后来听到正式传达时一样，十分沮丧。
多年后万里在回忆这件事时，他的态度依然是那样鲜明。他说，一九七八年讨论文件草稿时，他就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两个不许”不符合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三中全会精神，应当不要。但负责起草的领导人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在这次全会讨论正式通过这一文件之前，他又提出“两个不许”是不是可以不要了，他们还是不肯听。为此，他找过*中央秘书长*，郑重其事提出：“文件中不要‘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后来文件正式公布时，就把“两个不许”改成了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但是万里说，这一修改使两者有所区别，比原来发的‘草案’当然是个进步，但本质并没有完全解决。“‘不许’也罢，‘不要’也罢，还都是不让搞，可是安徽已经搞起来了。”
形势的严峻，显然出乎王郁昭的想象。他所在的安徽滁县地区，与江苏省交界，由于这边农村中“大包干”搞得热火朝天，这就引起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警惕与惊惧，在江苏的省委常委会上，他严肃地指出：“万里在安徽搞资本主义，我们江苏不搞。我要保持晚节。”会后，他竟专门派出一位常委，亲临第一线坐阵指挥，在两省边界江苏一侧的社队，进驻工作组，严把死守，筑起了一道“封锁线”；还在两省接壤处的村口、路口、田头，竖起巨大的标语牌，上书：“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并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反对倒退！反对复辟！”。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2）
当时，湖南省委也曾认为：包产到户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省委则强调：要扎起社会主义篱笆，防止“大包干”的资本主义流毒蔓延。
江西省委为防止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红土地”上的出现，普遍开展了一次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再教育。
更多的省、市、自治区，这时专门把已经成为“大寨县”的县委书记，调到有分田到户动向的县委去当第一书记，以此“以正压邪”……
可以想象，这时已经到处在搞大包干到户的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就等于坐在了火山口上。县里几大班子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对“一把手”暗中支持小岗村存有异见，随着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正式《决定》的传达，矛盾很快激化，这时有人挺身而出，为维护中央决定的严肃性，要和陈庭元书记的“资产阶级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了。
迫于这种形势，陈庭元不得不以凤阳县委的名义，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全县各区社党委下达电话通知。要求区社党委带领大家认真学习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并违心地宣布：“在我县不准包产到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天严宏昌正要出门，和来找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