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像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地（因而也是可以原谅的）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像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有差错；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容金珍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一生都没什么动作，惟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又因为是秘密的，无法表现。就是这样的。
另外，最后找到容金珍是在M县的造纸厂还是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容金珍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惊累，已经病倒，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离开我们，而且即使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也从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容金珍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容金珍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地自责。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我对容金珍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
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M县接容金珍的还有一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印刷厂和造纸厂在外观上确实有某些相似处，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加上又只是粗粗一见，把它们弄混是很正常的。我在跟这位司机交谈时，曾极力想让他明白，造纸厂和印刷厂是有些很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般造纸厂都会有很高的烟囱，而印刷厂不会有，从气味上说，印刷厂会有一股油墨味，而造纸厂只会流出浊水，不会溢出浊气。就这样，他还是不能给我确凿无疑的说法，他的言语总是有点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有文化和没文化人的区别吧。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判断事情的真假是非上往往要多些困难和障碍，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M县去“走了一趟”。
这是需要说清楚的。
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
对此，我偶尔地会感到遗憾。
有人对容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采写此篇的第二鞭。
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
说真的，我能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1990年春天，我的75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至灵山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惟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
冬天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很好地爱我。但这并不意味他今天要来补偿。没这么回事。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并不会对父亲的过去产生什么不对的想法或感情，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老实说，当初我是极力反对他到这疗养院来，只是父亲强烈要求，拗不过而已。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一定非要来这里，无非是担心我和妻子会在不尽的服侍中产生嫌恶，给他难堪什么的。当然，有这种可能，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不过，我想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看了他的病痛，我们也许会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加孝顺。说真的，看着父亲不尽地唠叨他过去的这个惭愧那个遗憾，我真是感到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故事时，我倒是很听得下去，尤其是说起容金珍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容金珍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隔壁，是邻居呢。
父亲告诉我，容金珍在这里已有十好几年，这里的人无不认识他，了解他。每一位新来的病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就是容金珍的故事，大家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天才的荣幸和不幸，已在这里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崇敬。我很快注意到，这里人对容金珍都是敬重有加的，凡是他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医生护士跟他在一起时，总是面带笑容，说话轻言轻语的，上下台阶时，小心地护着他，让人毫不怀疑她（他）们真的把他当做了自己的老人或孩子，或者某位大首长。如此地崇敬一个有明显残障的人，生活中我还没见过，电视上见过一次，那就是被世人喻为轮椅上的爱因斯坦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
我在医院逗留了三天。我发现，其他病人白天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小圈子，三个五个地聚在一起，或下棋，或打牌，或散步，或聊天，医生护士去病房检查或发药，经常要吹哨子才能把他们吆喝回去。只有容金珍，他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呆在病房里，连吃饭散步都要有人去喊他，否则他一步都不会离开房间，就像当初呆在破译室里一样。为此，院方专门给值班护士增加一条职责，就是一日三次地带容金珍去食堂吃饭，饭后陪他散半个小时的步。父亲说，开始人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有些护士嫌烦，职责完成得不太好，以至他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位大首长到这里来疗养，偶然地发现这个问题后，于是召集全院医生护士讲了一次话，首长说：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你们是怎么对待老人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老人，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既没有老人也没有孩子，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就怎么对待他。”
从那以后，容金珍的荣誉和不幸慢慢地在这里传播开来，同时他在这里也就变得像个宝贝似的，谁都不敢怠慢，都对他关怀备至的。父亲说，要不是工作性质决定，或许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而光辉的事迹将被代代传颂下去。
我说：“为什么不固定一个人专门护理他呢？他应该可以有这个待遇的。”
“有过的。”父亲说，“但因为他卓著的功勋慢慢被大家知道后，大家都崇敬他，大家都想为他奉献一点自己的爱心，所以那个人成了多余的，就又取消了。”
尽管这样——人们都尽可能地关心照顾他，但我觉得他还是活得很困难，我几次从窗户里看他，发现他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有目无光，一动不动，像座雕塑，而双手又像受了某种刺激似的，老在不停地哆嗦。晚上，透过医院白色的宁静的墙壁，我时常听到他苍老的咳嗽声，感觉像是有什么在不断地捶打他。到了深夜，夜深人静，有时又会隔墙透过来一种类似铜唢呐发出的呜咽声。父亲说，那是他梦中的啼哭。
一天晚上，在医院的餐厅里，我和容金珍偶然碰到一起，他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是件什么东西——一团衣服？有点儿可怜相，脸上的一切表情都是时光流逝的可厌的象征。我一边默默地窥视着他，一边想起父亲说的，我想，这个人曾经是年轻的，年轻有为，是特别单位701的特大功臣，对701的事业做出过惊人的贡献。然而，现在他老了，而且还有严重的精神残障，无情的岁月已经把他压缩、精简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瘦骨嶙峋），就如流水之于一记石头，又如人类的世代之于一句愈来愈精练的成语。在昏暗里，他看起来是那么苍老，苍老得触目惊心，散发出一个百岁老人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的气息。
起初，他低着头一直没发现我的窥视，后来他吃完饭，站起来正准备离去时，无意间和我的目光碰了一下。这时，我发现他眼睛倏地一亮，仿佛一下子活过来似的，朝我一顿一顿地走来，像个机器人似的，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好似一位乞求者走向他的施主。到我跟前，他用一种金鱼的目光盯着我，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乞讨什么似的，颤抖的嘴唇好不容易吐出一组音：
“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
我被这意外的举动吓得惊惶失措，幸亏值班护士及时上来替我解了围。在护士的安慰和搀扶下，他一会儿抬头看看护士，一会儿又回头看看我，就这样一步一停地朝门外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事后父亲告诉我，不管是谁，只要你在看他被他发现后，他都会主动向你迎上来，跟你打听他的笔记本，好像你的目光里藏着他丢失已久的笔记本。
我问：“他还在找笔记本？”
父亲：“是啊，还在找。”
我说：“你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
“是找到了，”父亲说，“可他又怎么能知道呢？”
那一天，我惊叹了！
我想，作为一个精神残障者，一个没有精神的人，他无疑已经丧失记忆能力。但奇怪的是，丢失笔记本的事，他似乎一直刻骨铭心地牢记着，耿耿于怀。他不知道笔记本已经找到，不知道岁月在他身上无情流逝。他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这最后的记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他以固有的坚强的耐心，坚持着寻找笔记本这个动作，已经度过了20多年。
这就是容金珍的后来和现在的情况。
今后会怎样？
会出现奇迹吗？
我忧郁地想，也许会的，也许。
我知道，如果你是个图玄骛虚的神秘主义者，一定希望甚至要求我就此挂笔。问题是还有不少人，大部分人，他们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人，喜欢刨根问底，喜欢明明白白，他们对黑密后来的命运念念不忘，心有罅漏（不满足才生罅漏），这便成了我写本篇的第三鞭。
就这样，第二年夏天，我又专程到A市走访了701。
就像时间斑驳了701营区大门的红漆一样，时间也侵蚀了701的神秘、威严和宁静，我曾经以为入701大门是一件烦琐而复杂的事。但哨兵只看了看我证件（身份证和记者证），让我在一本卷角的本子上稍作登记，就放行了。这么简单，反倒使我觉得怪异，以为是哨兵玩忽职守。可一深入院子，这种疑虑消失了，因为我看到大院里还有卖菜的小贩和闲散的民工，他们大大咧咧的样子如入无人之境，又好像是在乡村民间。
我不喜欢701传说中的样子，却也不喜欢701变成这个样子，这使我有种一脚踩空的感觉。不过，后来我探听到，701院中有院，我涉足的只是一片新圈的生活区，那些院中之院，就像洞中之洞，你非但不易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休想进入。那边的哨兵常常像幽灵一样，冷不丁就出现在你面前，而且浑身冒着逼人的冷气，像尊冰雕。他们总是不准你挨近，仿佛怕你挨近了，你身上的体温会化掉他们一样，仿佛真的是冰雪雕刻成的。
我在701陆陆续续呆了十来天，可以想像，我见到了瓦西里，他真名叫赵棋荣。我也见到了容金珍不年轻的妻子，她全名叫翟莉，还在干她的老本行。她高大的身材，在岁月的打磨下已经开始在缩小，但比一般人还是要显得高大。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父母，但她说容金珍就是她孩子，也是父母。她告诉我，现在她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提前退职，这是由她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她说，她退职后将去灵山疗养院陪丈夫度过每一天，但现在她只能用年休假时间去陪他，一年只有一两个月。不知是因为保密工作干久了的缘故，还是因为一个人的日子过久了，她给我的印象似乎比传说中的容金珍还要冷漠，还要沉默寡言。坦率说，瓦西里也好，容金珍妻子也好，他们并没有帮我多少忙，他们和701其他人一样，对容金珍的悲痛往事不愿意重新提起，即使提起也是矛盾百出的，好像悲痛已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记忆，他们不愿说，也无法说。用无法说的方式来达成不愿说的目的，也许是一种最有力也是最得体的方式了。
我是晚上去拜访容金珍妻子的，因为没谈什么，所以很早就回了招待所。回招待所后没多久，我正在作笔记（记录对容金珍妻子的所见所闻），一个30来岁的陌生人突然闯进我房间，他自我介绍是701保卫处干事，姓林，随后对我进行了再三盘查。说老实话，他对我极不友好，甚至擅自搜查了我房间和行李什么的。我知道搜查的结果只会让他更加相信我说的——想颂扬他们的英雄容金珍，所以我并不在乎他的无理搜查。问题是这样，他依然不相信我，盘问我，刁难我，最后提出要带走我所有证件——共有四本，分别是记者证、工作证、身份证和作协会员证，以及我当时正在记录的笔记本，说是要对我作进一步调查。我问他什么时候还我，他说那要看调查的结果。
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上午，还是这人——林干事——找到我，但态度明显变好，一见面就对昨晚的冒昧向我表示了足够的歉意，然后客气地把四本证件和笔记本一一归还给我。很显然，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还给我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他们局长想见我。
在他的护卫下，我大摇大摆地通过三岗哨卡，走进了森严的院中之院。
三道岗哨，第一道是武警站的，是两人岗，哨兵身上挎着手枪，皮带上吊着警棍。第二道是解放军站的，也是两个人，身上背着乌亮的半自动步枪，围墙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大门口有一座石砌的圆形碉堡，里面有电话，好像还有一挺机枪什么的。第三道是便衣，只有一个人，是来来回回在走的，手上没武器，只有一部对讲机。
说真的，我至今也不知道701到底是个什么单位，隶属于军方？还是警方？还是地方？从我观察的情况看，那些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着便装的，也有少数是穿军装的，里面停的车也是这样，有地方牌照和军牌照的，军牌照的要比地方牌照的少。从我打问的情况看，不同的人回答我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提醒我这是不该问的，其次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国家的机要单位，无所谓是军方还是地方——军方和地方都是国家的。当然，都是国家的，话说到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不说了，说了也没用，反正是国家的重要部门。一个国家总是要有这样的机构的，就像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一定的安全措施一样。这是必需的，没什么好奇怪的。没这样的机构才奇怪呢。
经过第三道岗哨后，迎面是一条笔直的林荫小道，两边的树高大，枝繁叶茂，树上有鸟儿在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还有不少鸟屋，感觉是进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继续走下去，很难想像会见到什么人影。但是很快，我看到前方耸着一幢漂亮的楼房，六层高，外墙贴着棕色瓷砖，看上去显得庄严而稳固，楼前有片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两边各有一片长方形的草坪，中间是一个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