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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草稿总共有三页，虽然没有标页码，但小黎黎把它们一一铺开看后，马上就知道哪是第一页。第一页是这样的：
一年：365（天）
二年：365＋365=730（天）
三年：730＋365=1095（天）
四年：1095＋365=1460（天）
五年：1460＋365=1825（天）
…………
看着这些，小黎黎知道大头虫是不懂乘法的。不懂乘法，似乎也只能用这笨办法了。就这样，他一年年地累加，一直加了89遍365，得出一个32485（天）的数目。然后他又用这个数目去减去一个253（天），最终得到的数字是：32232（天）。
大头虫问：“我算对了吗？”
小黎黎想，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89年中并不是年年都是365天。365天是阳历的算法，四年是要出一个闰月的，有闰月的这年叫闰年，实际上是366天。但他又想，这孩子才12岁，能把这么大一堆数字正确无误地累加出来已很不简单。他不想打击他，所以说是对的，而且还由衷地夸奖他：
“有一点你做得很好，就是你采用周年的算法，这是很讨巧的。你想，如果不这样算，你就得把一头一尾两个不满的年份都一天天地去数，现在这样你只要数最后一年就可以了，所以要省事多了。”
“可现在我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大头虫说。
“什么办法？”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办法，你看嘛。”
说着，大头虫去床头又翻出几页草稿纸给老爷看。
这几页纸不论是纸张大小、质地，还是字迹的浓淡，都跟刚才几页明显不一，说明不是同一天留下的。大头虫说，这是他在安葬了老爹爹后做的。小黎黎翻来看，左边是老一套的加法演算式，而右边却列出了个神秘的演算式，如下：
一年：365（天）365
·1
365（天）
两年：365 365
＋365·2
730（天）730（天）
三年：730 365
＋365·3
1095（天）1095（天）
…………
不用说，他表明的神秘的·法演算式实际就是乘法，只不过他不知道而已，所以只能以他的方式表明。如此这般，一直对比着罗列到第20年。从第21年起，两种算式的前后调了个头，变成神秘的·法算在前，加法在后，如下：
21年：365 7300
·21＋365
7665（天）7665（天）
在这里，小黎黎注意到，用·法算出来的7665的数字是经涂改过的，原来的数字好像是6565。以后每一年都如此，·法在前面，加法在后面，与此同时用·法算出来的数字不时有被涂改的迹象，更改为加法算出来的和数，而前20年（1～20年）·法下的数字是未曾涂改过的。这说明两点：
1。前20年他主要是用加法在计算，用·法算是照样画葫芦，不是完全独立的，而从第21年起，他已经完全在用乘法演算，加法列出来只是为了起验证作用；2。当时他对乘法规律尚未完全把握好，不时地还要出错，所以出现了涂改现象。但后来则少有涂改，这又说明他慢慢已把乘法规律掌握好了。
这样一年一年地算到第40年时，突然一下跳到第89年，以·法的方式得到一个32485（天）的数字，然后又减去253（天），便再次得到32232（天）的总数。他用一个圆圈把这个数字圈起，以示醒目，独立地凸现在一群数的末端。
然后还有一页草稿纸，上面的演算很乱，但老爷一看就明白他这是在推敲、总结乘法规律。规律最后被清清楚楚地列在这页纸的下端，老爷看着，嘴里不禁跟着念出声——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一三得三……
二二得四
二三得六
二四得八……
三三得九
三四十二
三五十五
三六十八……
念出来的就是一道无误的乘法口诀。
完了，老爷默然又茫然地望着孩子，心里有一种盲目的、陌生的不真实之感。静寂的屋子里似乎还回荡着他念诵乘法口诀的余音，他出神地聆听着，内心感到了某种伸展开来的舒服和热诚。这时候，他深刻地预感到自己要不把孩子带走已经不可能。他对自己说，在战争连绵不绝的年代，我任何不切实际的善举都可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但这孩子是个天才，如果我今天不带走他，也许是要悔恨一辈子的。
暑假结束前，小黎黎收到省城发来的电报，说学校已恢复教学，希望他尽快返校，准备开学的事。拿着电报，小黎黎想，校长可以不当，但学生不能不带，于是喊来管家，吩咐给他准备走的事，末了还给了他几张钞票。后者道着谢，以为是老爷给他的赏钱。
老爷说：“这不是给你的赏钱，是要你去办事情的。”
管家问：“老爷要办什么事？”
老爷说：“带大头虫去镇上做两套衣服。”
管家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话，愣在那儿。
老爷又说：“等这事情办好了，你就可以来领赏钱了。”
几日后，管家办好事情来领赏钱时，老爷又说：“去帮大头虫准备一下，明天随我一道走。”
不用说，管家又以为自己听错了，愣在那儿。
老爷不得不又说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容家院子里的狗突然狂吠起来。狗叫声此起彼又起的，很快连成一片，把容家的主人和仆人都从床上拉起来，躲在窗洞后面窥视外面。凭着管家手里擎的灯笼，窗洞里的眼睛都惊异地睁圆了，因为他们看见大头虫穿着一身周正的新衣服，提着一只洋先生飘洋过海带来的牛皮箱，默默无声又亦步亦趋地跟着老爷，畏畏惧惧的，像煞一个刚到阳间的小鬼。因为惊异，他们并不敢肯定自己看到的事情是真的，直到管家送完人回来，从管家的口中他们才肯定自己看到的一切是真的。
真的疑问就更多，老爷要带他去哪里？老爷带他去干什么？大头虫还回来吗？老爷为何对大头虫这么好？等等等等。对此，管家的回答分两种——
对主人是说：“不知道。”
对仆人是骂：“鬼知道！”
马是把世界变小的，船是把世界变大的，汽车则把世界变成了魔术。几个月后，日本鬼子从省城开拔到铜镇，打头的摩托队只用了几个小时。这也是汽车第一次出现在省城到铜镇的路上，它的神速使人以为老天行了愚公之恩，把横亘在省城与铜镇两地间的几脉山移走了。以前，两地间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选匹好的跑马，加加鞭，通常七八个时辰可以跑个单程。在十年前，小黎黎通常是靠马车往返两地间的，虽说马车没有跑马快，但路上赶一赶，基本上也可以做到晨启夜至。如今，年届花甲，吃不消马车的颠簸，只好坐船了。这次出门，小黎黎是坐了两天两夜的船才到铜镇的，回去是下水，要不了这么久，但少说也得一天一夜。
自上船后，老人就开始为孩子的名姓问题着想，但等船驶入省城的江面，问题还是没有着落。问题去碰了，才知道这问题真是深奥得很。事实上，老人遇到的是当初洋先生为孩子取名时相同的难处，可以说时间又走进了历史里。思来想去，老人决定把这一切都抛开，单从孩子生在铜镇、长在铜镇这一点出发，拟定了两个不免牵强的名字：一个叫金真，一个叫童真，让孩子自己做主选一个。
大头虫说：“随便。”
小黎黎说：“既然这样我来替你定，就叫金真吧，好不好？”
大头虫答：“好的，就叫金真吧。”
小黎黎说：“但愿你日后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大头虫答：“好的，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小黎黎说：“名副其实，就是要你将来像块金子一样发光。”
大头虫答：“好的，像金子一样发光。”
过了一会儿，小黎黎又问：“你喜欢金真这名字吗？”
大头虫答：“喜欢。”
小黎黎说：“我决定给你改个字，好不好？”
大头虫说：“好的。”
小黎黎说：“我还没说改什么字呢，你怎么就说好？”
大头虫问：“改什么字？”
小黎黎说：“‘真’，把‘真’字改成‘珍’，珍珠的‘珍’，好不好？”
大头虫答：“好的，珍珠的‘珍’。”
小黎黎说：“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改这个字吗？”
大头虫答：“不知道。”
小黎黎问：“想知道吗？”
大头虫说：“因为……我不知道……”
其实，小黎黎所以改这个字是出于迷信。在铜镇甚至江南一带，民间有种说法：男人女相，连鬼都怕。意思是男人生女相，既阳又阴，阴阳相济，刚中带柔，极易造就一个男人变龙成虎，做人上人。因此，民间派生出各式各样指望阴阳相济的方式方法，包括取名字，有些望子成龙的父亲刻意给儿子取女人名，以期造就一个大男人。小黎黎想这样告诉他，又觉得不合适，犹豫一会，挂在嘴边的话又被犹豫回了肚里，最后只是敷衍地说：“行，那就这么定了，就叫金珍，珍珠的‘珍’。”
这时，省城C市的景象已依稀可见。
船靠码头后，小黎黎叫了辆黄包车走，却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水西门高级小学，找到校长。校长姓程，曾经是N大学附中的学生，小黎黎在N大学读书期间，包括后来留校教学的头些年，经常去附中讲课，程因为生性活泼，有地下班长之称，给小黎黎留下不浅的印象。中学毕业后，程的成绩本是可以升入大学部的，但他迷上了北伐军的制服和装备，扛着一杆枪来跟小黎黎作别。第二年的隆冬时节，程还是穿着一样的北伐军制服来见小黎黎，却已经没了枪，仔细看不单是枪没了，连扛枪的手都没了，袖管里空空的，像只死猫一样，瘪瘪地倒挂着，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怕。小黎黎别扭地握着他仅有的一只手——左手，感觉到还是完整有力的，问他能不能写字，回答是会的。就这样，小黎黎把他介绍到刚落成的水西门高级小学吃了碗教书匠的饭，从而使后者日渐困难的生活转危为安。因为只有一只手，程在当老师期间就被人叫做一把手，如今当了校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了。就在几个月前，小黎黎还和老夫人曾到这里来避过战乱，住在一间以前是木工房的工棚里。这天，小黎黎见到一把手，说的第一句就是问：
“我住过的那间木工房还空着吗？”
“还是空着的，”一把手说，“只放了些篮球和皮球在那。”
小黎黎说：“那好，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住吧。”手指着大头虫。
一把手问：“他是谁？”
小黎黎说：“金珍，你的新学生。”
从这天起，大头虫就再也没人喊他大头虫的，喊的都是金珍。
金珍！
金珍！
金珍是大头虫在省城和以后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也是他在铜镇的结束和纪念。
随后几年的情况，小黎黎的长女容因易提供的说法是最具权威的。
在N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特独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
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由于战乱关系，她弟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那时候家里已少一个人，也多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生命，多的就是金珍，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容先生说——
【容先生访谈实录】
小妹就是那年暑假去世的，才17岁。
在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他像秘密一样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里。因为程校长跟我们家里少有往来，所以父亲虽然想对我们保密这人，但并没有叮嘱他不能对我们说。然后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就把父亲的秘密泄漏了。回头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于是将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洋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的都说了个大致。也许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得泪流满面的。她跟父亲说：因芝（小妹）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他接回家里来住吧。
就这样，珍弟进了我家——珍弟就是金珍。
在家里，我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金珍。珍弟喊我母亲叫师娘，喊父亲叫校长，喊我喊的是师姐，反正都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他是我的晚辈，该喊我叫表姑什么的。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珍弟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的，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跟个幽灵似的。而且还有很多坏习惯，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脱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栋西式小洋楼，但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来吃饭，看到他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他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要减掉一大半。当然鞋子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他说的，说了他就注意了，天天洗脚和洗袜子的，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他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我都还能干。这当然跟他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