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样的调查报告递了上去，丝毫没有愧疚之心。这样一个项目，我做死做活，挣到的还是郑天时争取来的２０万，而大老板可能挣到上亿。不用说开发商如何空手套白狼能赚上几个亿，光说设计院，也极为可笑，随便从台湾、香港或海外拿个设计方案过来，花一两个晚上改一下，就能以千万元上下的价格卖出。相形之下，我做一份假的市场调查算什么呢？况且，这种调查，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２００４年的第一天，我从车里下来的时候，如血夕阳下，我发现我背后的阴影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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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三（1）
又是一个静谧的夜晚，我坐在书桌前，做郑天时交代的几项功课。
中午吃饭的时候，郑天时把我从妞儿身边扯到他办公室，神秘地交代了几件工作。
“巴西，你赶紧写几篇文章，为咱们的天阁项目预热预热，还有，一定要捎带把新成立的泰丽房地产公司煽一下。”
看我愣神，郑天时叹口气：“就是小甜甜任董事长的新公司，所谓泰丽旗下的新开拓领域。小甜甜今天特意到我这儿交代这事。”
“狗屁董事长！”我咽口唾沫。
“没错，全是狗屁！”郑天时和道：“但咱们还得抱着饭碗为狗屁办事。”
我点燃一根烟，开始为狗屁办事，还绝对不能失败。
事实上，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从启动到高潮，已经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运动，绝对不能失败。
让房地产的发展来拉动消费，带动GDP的增长，这是对地方各级政府的考核硬指标。与此同时，中国股市的连续5年下跌，投资及投机价值大幅缩水。房地产开发商则一直在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结果，地产市场急速启动，各路人马一齐进入，房价一路疯涨，直到今年5月达到最高峰，之后成交量迅速回落。这是关键时刻，绝不能让房地产市场衰落。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这是一场卷入了太多个人、企业、银行的大量资金的运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如果房价回落，房市唱衰，无论对政府、对银行、对企业，后果都是不堪设想。
所以，央行虽然不断被放出风声要加息、加息、加息，却始终处于观望状态。即便在全球都在调息的背景下，仍坚持按兵不动。各级地方政府更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房市托住。就像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教导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时候，宁可把小麦扔到河里也不能给穷人；宁可把牛奶倒到水沟里也不能给穷人的孩子。现在，就算房子再怎么卖不掉，我们也不能降价。
我于是在昏暗的灯光下撰文，对房地产企业进行大肆歌颂。我喜欢在昏暗的灯下写文章，尤其是这种令人作呕的赞美，只有这种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的情境下，我才做起来一点也不比那些专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逊色。其间，网上有篇某业内人士有关房地产黑幕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
其中一段说道：“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但J、H、希尔、J、P、摩根与J、D、洛克菲勒改造了世界。这是20世纪初美国一本杂志中的话，老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带着一种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的暧昧情绪引用过它。与此同时，如果志在制造法国编年史的巴尔扎克听到约翰·科特说‘德鲁克以惊人的智慧将商业、管理与社会变迁统一在一起看待，并帮助我们思考未来’这样的话时，一定会思考良久，然后弃笔从商。虽然同其他行业一样，房地产开发商的目标同样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商所生产的产品是如此庞大，需要调动如此之多的社会资源，并且深层次地、长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以至于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开发商都不可避免要面对比一般行业企业所面对的更大的问题：你在为这么多的人做着什么呢？你在为这个社会做着什么呢？又在为历史做什么呢？从集权的皇宫、宗教的寺院到柯布西耶‘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再到路易·康‘建筑是有思想的空间创造’，建筑始终承载着比建筑本身更多的东西，建筑的创造者也承载着比一般商品生产者更多的东西。”
就是这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房地产业在短短几年里在全国各地吹上了天。而说这样的话，仅是为了给进一步吹嘘各个开发商的项目铺垫，接下去，专门写这些文章的“枪手”们就要开始不要脸地大大赞美项目和项目的开发商了。
“枪手”们经常这样歌颂一些即将开盘的一个郊外楼盘（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开盘、在哪里开盘）：在这里，山野与生活将通过它们连接起来，而当我们把镜头拉远，将会发现，自然与人也正通过它们而友好对接。2004年秋天，当我进入这个园区，四面一望，顿然就理解了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E、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概念，并且在眼前涌现出著名的托马斯·莫尔所描绘的理想境界。
《对手》三（2）
“枪手”还这样歌颂他虚构中的一个商业街项目：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公共生活与大众文化的成长必然造就民主的街市，因此，广场、公园以及步行街的兴起是市民社会的必然载体，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充满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商品的Shopping Mall代表了稳定、希望和人们对富裕年代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条商业街既是时代的创造物，也是时代的创造者。
“枪手”这样歌颂一个度假酒店：人啊，必须暂时离开他的生活。一首诗歌曾经这样描写人类。暂时离开生活的方法非常之多，隐居修炼、迷恋艺术、遁身宗教……但这些都并非积极的离开，而只是消极的逃避。“其实，我们可以到庄园去。”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曾经这样写道。这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离开：我们可以到庄园去，到别墅去，到度假酒店去，然后更好地回来。是的，可以到度假酒店去，做一种积极的逃避，以应对今后的人生。由此，人们该相信某某度假酒店作为风景区里的度假酒店，一定会对安慰这个社会的奋斗者们的身心起到作用。
这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媒体记者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那些所谓广告软文，更是不用说了。不用说广告策划者、媒体人、政府官员，看看那些专家学者的言论吧！比赤裸裸的欺骗更恶心。因为他们戴着“专业研究”、“实证分析”这样的帽子。上次某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一个知名专家在某报撰文，引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原理，严肃地教导大家说，房价跟地价没有直接关系，房价上涨，完全是因为本身的经济实在太发达了，老百姓实在太有钱了。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假话。事后，这个教授被另一个做某房地产公司顾问的专家揭穿，说某教授是拿了政府的津贴，利用供求决定房价的理论偷换概念来欺骗老百姓，来掩盖土地储备制度带来的房价上升的事实，为利用土地进行短期敛财的行为打掩护。
“绝妙啊！”我叹道，此君不仅谙熟新闻界和商业界的“互动”关系，而且商业宣传技巧也是淋漓尽致。
好文章总能让人灵感突起，豁然间我在键盘上啪啪而疾书——《静听天阁之音——泰丽房地产在京城开始为都市建构童话》。第二天上午，我把草稿交给了郑天时，郑天时扫了几眼，迅速拨通了一个电话。
“哎哟喂，汪大总编啊，向你问好啊！我谁？郑天时啊！哪里什么郑总啊，混口饭吃啊，难啊，这不正有事麻烦老兄吗……”
放下电话，郑天时笑咪咪地看着我，“知道我给谁打电话吧？”
“《新世纪经济报道》的汪有轩呗！”我撇嘴。
郑天时哈哈一笑，“还有印象？”
我笑道，“大哥，‘猿粪’啊！印象恁深了也！”
去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郑天时在广安门的湘君府谈完事也吃完午饭后，郑天时忽然说去宠物市场转转，说夫人花瑞芯想买一条狗。
还离市场挺远的，在路上我就不断地看到牵着各种小狗走过的浓妆少妇。报纸上说我们这个城市宠物狗不下５万条。狗声阵阵中，每条价格从好几千元到好几十万元的“藏獒”、“杜门丁”、“黑贝”、“贵妇犬”任人挑选，而从买狗人挑的狗的价钱上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当然，赏玩宠物，本来就是城里人的老传统。在过去，从皇亲国戚到平头百姓，许多人都各有自己的宠物。除了狗之外，这个城市人的宠物从地上的猴子、金丝熊、小白鼠、猫到天上飞翔的各种各样的鸟，应有尽有。
郑天时内急，找厕所去了，我一个人就在市场溜达。我看到一个挺有派的秃顶男士和一个艳妆少妇正在和一个卖猫的商量价格。少妇怀中抱着一只毛色鲜亮、呈波纹状的“波斯猫”。
“６万元，不能再少。”卖主说。
“给个准价，别没谱儿！”男的一看也是在买卖中成长起来的，并不买账。
“准价？６万这就是准价儿！这是纯种的波斯猫！我还是托人绕道伊拉克运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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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三（3）
我一笑，这小贩倒还懂得国际知识。
“纯种波斯猫也不要这么贵啊！”
“贵什么呀，您想想，这可是国际名猫啊，这几年世界名猫大赛夺冠的可都是它们呢！就是光买个名气，也值这个价儿！”
标准一侃爷。我看着这个在北京胡同里经常能遇到的留平头、穿板鞋片的中年人，这些人往往以和别人说话为生活乐趣，以过足嘴瘾了为乐。
“不买了，咱们去看看别的好不好？”男的对少妇说。
“不！就买，６万就６万吧，人家喜欢嘛。”少妇跺跺脚。
“这样啊，好吧！６万就６万吧。”男人皱皱眉，从包里取出６沓钞票。少妇开心地抱起猫起腻：“咪咪，叫妈妈！”。
等两人走远，旁边一个买八哥的中年汉子对我说：“他们刚刚花一万元买了一只长臂猿。”
我一楞：“这儿还有卖国家保护动物的？”
“有啊！啥没有，您只要有想要的，就可以给您弄来。”中年人眼睛一亮，看着我，低声说：“您要不要东北虎皮？”
我一惊，“你看我像要虎皮的人么？”赶紧离开。
又在市场里转了半天，无聊间看到如厕完毕的郑天时正拉着那买过长臂猿的大款热情似火地聊天。
见我过来，郑天时赶紧说，“巴西，巴西，你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含笑过去，郑天时拍拍我肩膀，“这是代朗，代总，我们公司的营销总监。”又拍拍大款，“这位是《新世纪经济报道》的汪总编和汪太太。”
于是，我和汪总编热情握手、交换名片。寒暄几句，我忍不住问道：“听闻汪总编刚买一只长臂猿？”
汪有轩一楞，“长臂猿？没有啊！”
话音刚落，旁边娇滴滴的汪夫人呆咛一声：“怎么没有啊，这不是吗？”她一踢旁边的一个笼子，笼子里有一个气愤不平的小瘦猴，可能是由于瘦，两只黑毛森森的胳膊突兀在身外显得尤其的长，还不停地用爪拍打着笼子。
“哦，你说它啊，是猴子哪是什么猿啊。我夫人属猴。”汪有轩干笑一声，用脚踢了一下笼子，不料正踩到“长臂猿”刚排泄的一泡粪上。
“咯咯咯咯……”汪夫人花枝乱颤。
汪有轩一脸尴尬，用脚猛撮地，自嘲道：“和这猴看来就是有‘缘分’啊，猿猴的粪。”
和汪有轩分手后，郑天时和我相视一笑，忽然郑天时抓住我的手：“大哥，缘分呐！”我一甩手：“得，您先走两步！”
《对手》四（1）
是中午十一点多了吧，我揉着刺胀的双眼慢慢从床上坐起。外边是雨是晴呢？透过窗户上边露出的一小片天空，只看得见灰蒙蒙的颜色。披着毯子走到阳台，便是扑面而来的寒风，但即使这阴沉冬日里的些###亮，也刺得我长久习惯黑暗的眼睛睁不开来。直到清冽的空气顺着我紧裹毯子的缝隙钻到温热的怀里，才感到慵懒的身体有些惬意。呼吸的是这较之室内还算新鲜的空气，头也不怎么痛了。张开双臂舒展一下，便忽然有了一阵寒意。
回到屋中，桌子上的台灯还开着，摆着几个空酒瓶，烟头散落了一地。也不知昨夜是几点才睡的，居然昏昏沉沉地睡到了现在。
昨夜青皮忽然到京，说是参加华新社的一个调研小分队，回总社汇报。
“又是来拉关系，以便评上好稿吧？”我在电话里嘎地一笑。
“游戏规则，适者生存。”青皮说，“晚上聚一聚。”
在华新社旁边的潇湘楼酒足饭饱后，青皮说一定要参观我的豪宅，好在明天是周六不用上班享受郑天时的唠叨，于是又杀回家中。青皮陪我聊了很晚，东拉西扯了几个小时，抽了两盒烟，喝了四瓶酒，看我已醉不能行，然后他就摸着黑走了。
反反复复的聊天，从大学时光到华新社的生涯，从爱情路上的艰辛，到新闻坊间的潜规则。快则快矣，痛则大痛。
静静地安坐在这无人打扰的房间，日出日落的光影像是暗藏心底的那条隐秘的河流，在漆黑一片的寂静里浮动于我的额头，冥冥之中，支离破碎的往事就会令人始料不及地汹涌而来，拍打我早已脆弱不堪的心房。
于是，在昨夜留下的酒精的缠绕下，我又想散漫地回忆过去的一点流年，为了得到暂时的某种解脱，我想在这无言的冬日，在这落寞的阳光下，把曾经有的爱情和泪水，把经历过的青春和岁月，把记忆中那些平静的流水和翻卷的浪花，把时间中凝固的瞬间和不断重现的章节，都一一记录在一封没有地址的信里。我甚至还没有想到谁会成为这封信的读者；他或许是我熟悉的人；也或许还未曾与我谋面；但我都会亲自交到他的手里。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我明白，如果不找个适当的方式宣泄出来，那种无时不刻不在缠绕我的悲哀，会像浸泡在泥沼里的枯叶一样，在我体内慢慢腐烂。
然而不断困扰我的是夜复一夜的迷梦，那个似乎相识但又完全陌生的背影，她不断地进入我虚构的现实，混淆我原本有序的回忆。她飘荡在我呢喃的梦呓和空幻的冥想之中，把我内心之茧一层层地剥去，让我时而觉得自己宛若赤裸的处子般无牵无挂，时而又觉得在背负沉重的罪责踟躇不前。在梦境与回忆交织的迷宫里，我的踽踽独行，为了弃我而去的朋友和爱人，为了我还能苟活在这阴霾的天空下，我别无选择。
我走到阳台，拉开窗帘看着外面的城市。城市，我所熟悉的城市，在２００４年的冬日里，雾气沉沉，全如我近来的状态。
在１９９０年一场缠绵未尽的秋雨中，我来到这座城市，然后在城市西北一隅的那所只有我高中学校那么大面积的著名高校里消磨了四年光景。
当１９９０年９月４日，我站在人民大学学三楼４０２房间里，推开窗户，前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中间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校园深处，景致还算不错。我关上门下楼，沿着这条小路走进去，拐个弯，竟是一个马路市场，人骤然多了起来。好多小商贩摆开摊子卖一些生活用品，许多学生聚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市。我回头望望，我的宿舍已经消失在身后这片稠密的绿树中，只隐隐约约露出屋墙的一片红色，想来我的住所是一块处在喧嚣之中的寂静之处。
回来把刚从后勤处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