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或者是不是又离婚了，有没有孩子等等，甚至连她到底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半年前刘春天刚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好像还随口问过她做什么的，郭晨霞当时的回答是“在一家金融机构”。半年前刘春天还刚刚从售楼小姐跳槽到证券公司，那时候她对金融机构的理解就是银行，所以当郭晨霞回答她“在一家金融机构”的时候，刘春天还露出非常羡慕的神色，并且还接着问，银行没有房子吗？郭晨霞当时支吾了一下，并没有做具体的回答，刘春天也就算了，没有再问。所以直到现在，刘春天都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家金融机构做什么样的工作。
刘春天和郭晨霞是半年前通过一个朋友介绍住到一起的，当然，这里所谓的“朋友”也是按照深圳标准的“朋友”，因为深圳人逮着谁都说是“朋友”。这也难怪，中国人有古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深圳人基本上都是出门人，所以特别需要朋友，于是只要认识了就算是“朋友”。事实上，刘春天的那个“朋友”其实是她的一个准客户，或者说她是那个“朋友”的准客户。
当时刘春天还是在做售楼小姐，这一天接待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也是一个“女孩”，叫邬佳丽，新疆人，热情得要死。按说邬佳丽是刘春天客户，应该由刘春天热情才对，但那次的情况正好倒过来，是邬佳丽对刘春天热情的不得了。首先是夸刘春天长的漂亮，然后又说她气质好，最后还说她们有缘分，并且愿意跟她做好朋友。这让刘春天感到有点奇怪，或者说让刘春天感到有点不习惯。说实话，顾客对售楼小姐过分热情的情况不是没有，而是经常有，但是发生这种情况的主体都是男顾客对女售楼员，比如刘春天就经常遇到这样一些男士，装的非常有钱，来了就问有没有顶层的复式楼，并且问复式楼上的天台能不能改造成一个家庭高尔夫练习场。等到刘春天说有了，他又要刘春天带他上去看看，在上去看的过程中，这个男人常常由大款变成了诗人，而且专门当女孩子的面朗诵赞美诗的诗人，把刘春天赞夸的差点从顶楼上掉下来，然后就问刘春天一些基本情况，并且说像刘小姐这样的条件做一个售楼员可惜了，不如跟我去做，做我的助理，下个月就跟我去欧洲出差等等。由于见的多了，所以刘春天见怪不怪，并且宠辱不惊，应付自如，但是这一天遇上女客户跟自己套近乎，当场就把刘春天搞糊涂了。
后来，邬佳丽还真的把刘春天当成了朋友。作为她把刘春天真的当成朋友的一个标志，是在她已经明确表示不买刘春天的房子后，仍然保持与刘春天的来往，比如经常路过刘春天售楼处的时候来看看刘春天，比如时不时地送一些小礼物等等。既然邬佳丽把刘春天当成是朋友，刘春天也就把她当成了朋友。刘春天把她当作朋友的标志是她告诉邬佳丽自己打算跳槽。
“跳到哪里？”邬佳丽问。
“证券公司。”刘春天说。
“好，”邬佳丽说，“证券公司好，是白领中的白领，认识的全部都是有钱人，有钱的男人。”
邬佳丽的这些话让刘春天感觉她很有见识，也很真诚，于是刘春天就对她亲近了几分，同时更坚定了跳槽的决心。当刘春天真的跳槽之后，还专门给邬佳丽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新的工作地点。
“那里呀，我知道。”邬佳丽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好住在哪里。哎，对了，她一个人住，正好还要找一个人合住呢，她本来是找我的，干脆你去住吧，离你上班的地方近。”
于是邬佳丽就到证券公司来看刘春天，然后带着刘春天一起来看房子，最后刘春天就真的搬过来跟郭晨霞一起住了。
刘春天搬过来跟郭晨霞合住的那天晚上，邬佳丽还请刘春天吃饭，说是祝贺她的高升和乔迁。俩人在吃饭的时候，刘春天才知道邬佳丽是做保险的。邬佳丽以朋友的身份劝刘春天买保险，并且说了许多贴心的话。比如说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说深圳的男人更加靠不住，所以女人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就要给自己买保险。还说买保险是如何如何的好。说实话，冲着邬佳丽的这份感情，刘春天当场就打算买了，但是邬佳丽言多必失，把保险说的太好了，好到只要刘春天现在买了保险，过不了几年就开始收益，而且收益的比投入的多，比如刘春天现在总共花了十万块钱，多少年之后她就可以收益二十万，而且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旦刘春天发生什么意外，她或者是她家里人还能得到一大笔赔偿。那时候刘春天正好在证券公司接受培训，她忽然发觉这些话跟他们接受培训的时候听到的差不多，于是她心里面就算了一下帐，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因为按照她的算法，如果保险公司按照这个规则支付客户的收益和赔偿，加上保险公司的日常开销和保险业务员的个人提成，用不了几年保险公司就要破产，一旦保险公司破产，她的保险本金和收益不都打了水漂？出于对朋友负责，刘春天把自己的顾虑照直对邬佳丽说了。刘春天说完，邬佳丽的脸马上就变了。那餐饭也就成了她们之间最后的晚餐。
本来刘春天差不多已经把这个邬佳丽忘了，但是现在她跟郭晨霞之间出了这档子事，又想起邬佳丽来了。毕竟，邬佳丽是刘春天和郭晨霞共同的朋友，如果这个时候邬佳丽出面调解一下，或许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这么想着，刘春天就翻出以前的电话号码本，找出“邬佳丽”，打过去。
空号。
再打。还是空号。
刘春天这才想起来，自己跳槽之后不也是换了一个手机吗？反正现在换一个手机号码便宜，换一个自己主动。换手机之后，自己认为将来有继续交往价值的朋友，就主动打一个电话过去，告诉对方自己跳槽了，也换了新手机了，并且让对方把新的手机号码记下来，大家继续来往，继续做“朋友”，如果感到对方没有什么继续交往价值，甚至早就不想跟他保持往来，比如像邬佳丽这样的朋友，如果继续保持往来，又不买她的保险，反而别扭，干脆就“忘记”打电话通知算了，正好吐故纳新。
这么想着，刘春天就知道邬佳丽肯定也跳槽了，并且跳槽之后也换了手机，而且在换了新手机之后，也“忘记”通知她了。这就是说，她可能永远联系不上邬佳丽这个“朋友”了。既然如此，希望通过邬佳丽来调解黄守仁与郭晨霞之间的纠纷是完全不可能了。必须另想办法。
在刘春天想着通过邬佳丽调解纠纷的同时，郭晨霞也没有闲着。
郭晨霞果然有律师，并且郭晨霞的律师已经找到了黄守仁，问黄守仁是打算公了还是私了。
“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说？”黄守仁问。
律师回答：“公了就是上法院，私了就是出点血，给点钱让我的当事人心理平衡一下。”
“多少钱？”黄守仁问。
“多少无所谓，”律师说，“主要是有这个意思就行了。”
“多少才能表示这个‘意思’？”黄守仁问。
律师愣了一下，然后说：“深圳的情况你也知道，怎么也得有个万儿八千的吧。”
黄守仁说我考虑一下，过两天答复你。于是黄守仁就来跟刘春天商量了。
刘春天问黄守仁，他们告你的罪名是什么？
“两条，”黄守仁说，“一是私闯民宅，二是看了她没穿衣服。”
“不成立，”刘春天说，“私闯民宅不成立，是我请你到家里玩的，怎么能说是私闯民宅？看了她没穿衣服更不成立，你是到我那里去玩的，根本就没有到她房间里去，怎么能看到她没穿衣服？你死活说没看见，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再说她一个女人大白天干吗要不穿衣服跑到俩人公用的大厅里面来？要说告，应该我告她，告她把一个流氓带回来，*地跑到大厅里面，把我吓坏了。”
“对呀！”黄守仁说，“我告她，告她勾引我。”
黄守仁来劲了。来劲了之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律师，说他已经想好了，要律师过来，把郭晨霞也带过来，大家当面谈，谈好了当场了结，不要耽误时间。
律师听了也很来劲。律师说好。
律师带着郭晨霞来到约定的茶楼的时候，见到黄守仁这边来的是三个人，除了黄守仁和刘春天之外，还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房东，或者说是黄守仁的老板，是蔡屋围本村人，叫蔡大鹏。蔡大鹏不是律师，但是比律师还管用，因为他就在政法机关任职，那天还特意穿了制服来的。
不知道是制服的作用还是想起来自己已经被黄守仁看了的作用，当他们五个人见面的时候，郭晨霞脸红了。
“还有一个人呢？”蔡大鹏问。
“什么人？”律师问。
“那个*的男人呢？”蔡大鹏问。
“什么*的男人？”律师问。律师不是装的，他真的不知道还有一个*的男人。想必郭晨霞也没有告诉他。
“他是我老公。”郭晨霞说。说的声音非常小，不知道是怕律师听见还是怕蔡大鹏听见。
“是不是你老公到时候看一下证件就行了。”蔡大鹏说，“现在刘春天小姐要控告你这个老公。那个房子是你跟刘春天合住的，你老公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跟你做什么我们不管，但是他却*地跑到客厅里面来，客厅是你和刘小姐公用的地方，你老公*地跑到客厅里面是什么意思呀？”
这时候律师瞪着眼睛看着郭晨霞，眼睛瞪的很大，好像大到已经会说话，在说“怎么回事？”
“再说你说黄组长私闯民宅，他私闯哪个民宅了？”蔡大鹏继续问，“黄组长是刘春天的朋友，是刘春天请他到家里玩的，怎么就私闯民宅了？你自己能带老公回来，她就不能带了？你说黄组长看见你*了，他在哪里看见你*了？他进到你房间里面去了吗？你一个女人光着身子跑到两个人公用的客厅里面干什么？”
“我还说是你故意勾引我呢。”黄守仁说，“要告我就告你。”
好了，这下形势马上就发生了逆转，连郭晨霞自己的律师都不向着她了。
“请等一下。”律师说。律师是对蔡大鹏说的。说完之后，律师把郭晨霞叫到门外。不大一会儿，律师回来了。
律师是一个人回来的，郭晨霞并没有跟着回来。
“实在对不起，”律师说，“我的当事人并没有把情况跟我说清楚。现在我正式想你们道歉，并且代表当事人想你们表示道歉。希望你们能网开一面，毕竟她是一个单身女人，也不容易，恳求你们不予追究。”
当天晚上刘春天回到家时，又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但是这次不是在外面，而是在进了屋里之后才发现了这种不对劲。仔细一查看，才发现郭晨霞已经悄悄地搬走了，连剩余的两个月房租押金都没要。刘春天的心口紧了一下，她突然感觉过郭晨霞怪可怜的，就像是感觉她自己可怜一样。
亲嘴楼的故事 4
4
刘春天是海南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出生在海南，生长在海南。准确地说是出生在海南的八一农场，生长在海南的八一农场。
刘春天的父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从湖南长沙支援边疆来到海南的。大约是来的太早了，所以他们成了被当今社会遗忘了的一代。如今人们说起知识青年，最远的就是说到“老三届”，指六六、六七和六八年这三年毕业的知识青年，而对于比他们更早的，比如*之前从上海支援新疆的，从南京支援西藏的，从长沙支援海南岛的，几乎就完全忘记了。这也难怪，“老三届”是一九六八年之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而比他们更早的，比如一九六六年之前支援边疆的这些知识青年，他们是响应谁的号召的呢？当时的国家主席是刘少奇，而刘少奇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臭不可闻，所以这批知识青年被遗忘是不奇怪的。好在他们有子女，至少他们的子女不会把他们忘记。比如刘春天，刘春天就是从湖南长沙支援来海南岛的那批知识青年的后代。
刘春天的父亲叫刘大任，就是“天降大任与斯人……”的大任，刘春天的母亲叫周小桃，就是面如桃花的那个桃。除了当年支援边疆戴过大红花之外，父亲刘大任自己这一辈子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什么大任，母亲周小桃刚来海南岛的那时候确实是面如桃花，而如今早已是人比黄花瘦，幸好他们有女儿，他们的女儿刘春天总是惦记着生养她父母的那个芙蓉之国，终于出落的倒像个出水芙蓉。算是对父母的一点安慰吧。
一九九三年，海南举行选美，第一个条件就必须是南海土生土长的。那一年刘春天二十一岁，中专毕业当小学教师刚刚一年。那时候正好的学生放暑假，于是刘春天借口看同学，背着父母从儋洲跑到海口，参加了选美。
大约到底是大城市的“种”，刘春天生的不但漂亮，而且俏皮，脸上的表情会说话，所以最后闯进了决赛。
进入决赛的一共是三十个人，决赛的场所在海秀大道的望海楼。就像无锡的锡山并没有锡一样，海南的望海楼同样望不见大海。望不见大海没关系，可以看见人海。决赛的那天，望海楼就成了人的海洋，欢乐的海洋。
那天在望海楼观摩决赛的几乎都是大老板，因为观摩决赛不是凭门票，而是凭请柬，接到请柬的基本上都是赞助商，赞助商都是大老板。好在那时候海南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作为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很多大老板都没有捞到赞助的机会。其实不但观摩的佳宾是大老板，就是选美的评委也几乎都是大老板，只不过他们赞助的钱比观摩的佳宾更多了一些罢了。
说实话，这些主要由赞助商组成的评委到底不是专业人士，所以在进入决赛后，他们几乎分不出这的三十名佳的哪个比哪一个更漂亮来了。事实上，当时这些评委的眼睛根本不够用，简直是看昏了头，让他们给哪个打低分好像都不合适。这种情况是组委会没有想到的。最后，组委会急中生智，要求全部佳丽穿上比基尼。这样能够提高透明度，更好地让评委察觉细微之处的微小差别。实践证明，组委会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三十名佳丽穿上比基尼重新登场后，果然让观摩的佳宾和评委们更加亢奋，而且也确实提高了从三十名佳丽中再选出十名总决赛人选的可操作性。比如谁的身材更匀称一些，谁的皮肤更洁白细嫩一些，谁的整体感觉更妩媚一些，谁看上去更纯洁一些等等。
刘春天那时候还是真正的少女，就是那种没有谈过恋爱，没有接受过亲吻，也没有遭受过侵害的少女。刘春天曾经从画报上看过比基尼，并且她还想象穿过比基尼，但是她没有穿过比基尼。不但她自己没有穿过，而且也没有看见别人穿过。那时候的海南虽然是全中国最开放的一块热土，但是海南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开放的，并且充当这种开放急先锋的不是海南本地人，而是几十万来闯海南的大陆人，包括台下的这些老板和在门外游荡的“黄色娘子军”。所作为海口以外的下面县里面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开放，甚至他们还不如当时的内地开放。比如刘春天，刘春天当时就生活在儋洲县的八一农场，儋洲县就已经很闭塞了，八一农场就更加闭塞，具体到刘春天，她认为能够来参加选美就已经相当开放了，可是到了海口一看，还是远远跟不上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