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里干活，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一口气跑到家，扛起锄头就上山劳动去了，再也不想当懒汉了。
大生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陕甘宁边区部队1941年开荒一万四千多亩，1942年南泥湾的部队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一百八十万亩，增产细粮四十七万担。边区的工业也有大发展，到1942年年生产土布十万匹，并能够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大生产运动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同时，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曹公圳与曹公庙
如果你去祖国的宝岛台湾旅游，在凤山市可以看到一庙曹公庙。这里所祭祀的曹公，叫曹瑾。曹瑾是河南河内人，1837年被清廷任命为凤山县知县。
曹瑾上任的前一年，凤山县闹旱灾，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造成严重的饥荒。曹瑾上任后，见到遍地尽是饥民，心里非常难过。他走村串寨，到各地视察。他看到成片干裂的土地，又看到奔腾的下淡水溪，认识到不能让溪水白流，必须兴修水利，用溪水灌溉农田，彻底解决旱灾的威胁。
下淡水溪，就是今天的高屏溪，是台湾的第二大河流。要修筑水利设施，当时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难筹集；再一个是技术无人懂。面对困难，曹瑾没有退缩。他首先主动捐出自己的薪金，并发动群众捐钱出地；群众见县官带头，纷纷捐钱出地，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技术无人懂，他就带人参照前辈林玉清建筑岭口圳的办法，设计出很多水圳路线。
修建水圳的工程在曹瑾上任的当年就开工了。曹瑾指挥人们，利用九曲塘的下淡水溪床，筑堤坝拦溪流，然后建水闸，按照地势的高低来修建圳路。施工期间，曹瑾经常到施工现场鼓舞士气，使工程进展迅速，两年以后全部竣工，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旧圳”的水利工程。旧圳总共有四十四条圳道，长达一百八十多里，可以灌溉三万五千亩土地，使一大批农民受益。
不料在旧圳建成之后，凤山再次遭遇旱灾，在旧圳灌溉不到的地方，田地里的庄稼全部旱死，受灾的百姓颗粒无收，又陷入饥饿之中。有了修筑旧圳的经验，曹瑾当机立断，决心扩建水圳。他再次捐出薪金，并派人到全县各地劝说百姓再次捐钱出力，扩建水圳。曹公率先，百姓争捐。三年以后，扩建水圳工程告竣，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新圳”的水利工程。新圳总共有四十六条圳道，长达一百二十七里，灌溉土地面积与旧圳不相上下。
从此以后，凤山县的农民用新、旧两条水圳，灌溉数万亩土地，旱涝无虞，连年五谷丰登，瓜甜果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为了永久纪念曹公开发凤山的功绩，人们将新、旧两条水圳，命名为曹公圳，又在凤山建造了曹公庙。
龚振麟创造铁模铸炮新技术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解决了不出蜂窝的难题，提高了火炮铸造质量。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
龚振麟总结铸炮经验，撰写出《铸炮铁模图说》，分送中国沿海各军营，加以推广。龚振麟发明的铸模铸炮法，早于西方30年，这是中国近代少有的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铸炮铁模图说》是世界上最早论述铁模铸造法的科技文献之一。特别是龚振麟为保卫祖国，反抗侵略，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科技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郭守敬改革圭表
元朝初年，沿用金朝的《重修大明历》。由于这部历法使用多年，误差积累日益显著，根据它预推天象，往往不准。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就在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大都，决定编制新历，特地成立专门机构──太史局。
那时候，敦守敬在水利部门任职，但他精通天文，元世祖就将他抽调出来，到太史局从事编制新历工作。编制新历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制订历法的根本在于实际观测，而观测离不开仪表，所以准备精准的仪表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他所谓的“仪表”，是古代天文观测的两类主要工具。一类为浑仪，它是用来观察、测定天体在空中运行位置的工具；另一类为圭表，它是用来测定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冬至和夏至确切时刻的工具。
圭表的“表”，是一根垂直立在地面的标竿，它可以用竹木制作，也可以用金石制作：“圭”，是从表的跟脚沿水平向北方延伸的一条石板。每当太阳转到正南方的时候，表影刚好落在圭面上。测量表影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冬至、夏至等节气的时刻。表影最短的时候就是夏至来临。
圭表是古代中国人创制的一种天文仪器。这种仪器乍看起来极简单，可使用起来却会遇到几个困难。首先是表影边缘不清晰。阴影越靠近边缘，颜色越淡，到底影子的尽头在什么位置，很难判断。影子的边界不清，影长就测量不准。其次是测量影长的技术欠精密。古代量长度的尺，一般只能量到分，往下可以估计到厘，即十分之一分。按照传统方法，测量冬至影长，如果量错一分，按此推算出来的冬至时刻就会有一个或半个时辰的误差。古代将一日分成12个时辰，一个时辰合现今两小时。这在天文历法上是很大的误差。最后是圭表只能观测日影，不能观测月影和星影。
面对这些困难，唐宋以来，科学家们想过许多办法，但始终没有解决好。郭守敬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他从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入手，然后针对各个原因，分别寻找对策，解决困难。
前代的“表”仅高八尺，表影很短，表影边缘模糊，测量错一点，实际误差很大。敦守敬设计的圭表，称为“高表”，就是把表竿增高至40尺，提高到五倍，因而观测时的表影也加长到五倍。表影加长了，表影边缘的清晰度明显提高，测量的数据精确多了，按此例推算节气的误差也就明显减少了。另外，高表顶部还架设了一根横梁。
高表还不能彻底解决表影边缘清晰度的问题。郭守敬创造了一个称为“景符”的辅助仪器，用来提高测量的效果。景符，即影符。它是一片四寸长、二寸宽的铜叶，正中开一个针孔那样的小洞。铜叶的一端用枢纽接在一个二寸见方的框子边上；另一端用小棍支撑起来，就跟箱子盖那样可以自由启闭，以便调节其倾斜度。将景符放置在圭面上，正对太阳，日光通过小孔，射到圭面上，就会形成一个极微小的太阳像，非常明亮。测量正午日影时，先将景符放在圭面上影端旁边，使符面垂直于日光，然后前后移动景符，使太阳、高表顶部横梁与符上小孔三者正好处在同一条直线上，那么，圭面上所显露出的太阳像跟米粒大小，亮晶晶的，中间有一条细如发丝的横梁影子，立刻记下它的位置，就可以测量日影的长度了。这样的表影长度，当然会比以前圭表测影要精确得多。
郭守敬还创造了一个叫做“窥几”的辅助仪器，使圭表在星光和月光下，同样可以测量影长。
郭守敬改革圭表的工作大约完成于1277年夏天。这对于编制新历具有重大意义。元朝编制的《授时历》于1281年颁布推行。《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相关仅26秒。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即格里高利历，同样采用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但它的颁行，要比《授时历》晚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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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敬改革的圭表，原来耸立在元大都，元朝灭亡后，下落不明。幸好现今在河南省登封县告成镇还保存着一座砖石结构的古观星台，其中主要部分就是郭守敬制造的圭表。当地群众给它却了一个豪迈的名字──“量天尺”。
虎门销烟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这最后的辉煌退去，清朝封建统治便如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与此同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却处于上升阶段。在西方列强中，以英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为了开辟国外市场，推销工业品，掠夺廉价的工业原料，英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企图用商品敲开中国的大门。
当时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吃的和穿的都自己生产，主要不依靠市场供应。英国向中国输出的呢绒、棉布等很难在中国推销。中国向英国输出的茶叶、生丝、瓷器等，销路旺盛。在正当贸易中，中国总是出超，许多银洋流入中国。
后来，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可以牟取暴利。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至道光初年，中国对外贸易变成入超，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鸦片，俗称“大烟”，不是正当商品，是毒品。英国政府禁止鸦片在国内销售，却鼓励商贩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走私不仅赚走了中国大量白银，还助长了官吏的腐败，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严重地摧残了吸食者的体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
那时候，清朝最有见识的大臣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请求严禁鸦片。他沉痛地指出：“如果不赶快禁止鸦片。几十年后，恐怕没有能作战的士兵，也没有可以充作军饷的白银了。”兵和银，是清朝维护统治的命根子。这使道光皇帝感到问题严重，就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召见十三洋行商人，连续发布渝帖，严厉斥责洋商历年的不法行为，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个方面论证了应速缴鸦片的理由，敦促鸦片贩子缴烟。他同时申明：“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随后，林则徐向朝廷请示获准，宣布：“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
但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指使英国商贩拒绝交出鸦片，并企图掩护鸦片走私头目逃走。林则徐斥责义律的不法行为，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封锁英国人居住的商馆。义律被迫答应呈缴鸦片。英美商贩陆续交出鸦片一百十一多万公斤。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外国人和鸦片贩子，他们原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烟，大部分鸦片烟一定会被偷走。可是，他们到虎门海滩之后，只见海滩高处，挖了长宽各十五丈的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池周围树立栅栏。林则徐亲临现场，督率官吏工役，先由道沟车水入池，撒盐成卤，将箱内鸦片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水，浸泡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的石灰抛入池中，顿时池水沸腾，不炊自燃。池边多名役工，各执铁锨，踏上板桥，用力翻戳，促使鸦片烟全部销毁。等到退潮时候，开启涵洞闸门，鸦片残渣全部由浪潮送进大海。最后，工役们又用清水洗涤池底，不留一点残余。那些观看销烟的外国人，不得不对林钦差的认真和彻底，表示敬佩。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运动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领导禁烟运动的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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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一座纪念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英雄的丰碑。碑座四周镶嵌着巨幅浮雕，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
毛泽东、陈毅“退礼”
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这年12月底，蒋介石指令湖南军阀何键为总指挥，鲁涤平、金汉鼎为副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二十一个团约三万人，“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彭德怀军长率领红五军守卫井冈山；乘敌人围攻井冈山，后方空虚之机，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敌后，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打破敌人的“会剿”。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抵江西瑞金城北六十里的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方案，一位战士进屋报告说，有几个商人送来一包东西，还留下一张字条就走了。毛泽东让战士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几百块白花花的银洋，一张信笺，上面工整地写着几行字──“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洋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过信笺，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认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研究完作战方案后，毛泽东和陈毅一行，提着马灯，顶着风雪，赶到大柏圩市镇，经过挨家挨户的寻访，终于找到几家小商铺的老板。陈毅将那包银洋放在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来的，这钱请你们收回吧！”“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看到几个老板慌恐的样子，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他又耐心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的各项纪律和政策，并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商人们听完放心了，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洋。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陈毅指挥红四军主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设伏围歼了尾追之敌刘士毅的部队，活捉敌军团长二人，俘获敌兵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取得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的首次大捷，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