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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派红军战士帮助当地老百姓修理房屋，并亲自到“丰盛”号杂货店赔偿战斗中借用而被打坏的洋油桶和用掉的爆竹，付给老板七十块银元。红军指战员借用村民的门板、禾草也全部退还到各家各户。部队离开大柏圩，踏上征程的时候，村民们包括小商人纷纷前来欢送红军。望着远去的红军，大家异口同声地感叹：“红军好，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毛泽东“还债”
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主持此事。全国各地都有青年前往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也动员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人数多时达一千七百多人。但是，赴法勤工俭学要筹备旅费，这对于“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蔡和森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920年春，毛泽东在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子筹集旅费，曾向章士钊求助。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跟毛泽东是同乡。他早年去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逻辑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辛亥革命后，章士钊曾任《民立报》主笔，南北议和时为南方代表，可以说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章士钊对赴法勤工俭学很支持，他向上海工商业家募捐，得到一笔巨款，全部交给毛泽东。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曾与章士钊晤面。毛泽东对章士钊资助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表示感谢，章士钊非常感谢。重庆谈判后期的一天，毛泽东会见章士钊，问他：你看形势怎么样？章士钊没言声，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低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的意思是说，重庆是虎穴。不可久留。这充分表达了章士钊对毛泽东安危的关心。
1961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援助赴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子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然后，毛泽东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从那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总有一位秘书送两千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一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后来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了，就对身边的勤务人员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1973年春节，一位秘书又送去两千元。这时章士钊已经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收到这笔款的时候，他激动得双手发颤，对家人说：“主席想得到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一份力罢了。”
毛泽东向章士钊“还债”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毛泽东关心爱国人士，非常注重诚信。
名字写在中国电影史册第一页的任景丰
任景丰是奉天法库（今辽宁省法库县）人。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日本学习摄影技术。后来，他在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当经理。
1895年12月28日，法国鲁米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公开售票放映世界上第一部无声电影──《墙》。从此以后，电影事业迅速发展，不久，电影就传入中国。但是，外国电影的内容不太适合中国人的观赏兴趣，而且片源很缺乏。任景丰想：“靠外国不可能拍摄出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要让中国观众享受看电影的乐趣，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拍摄”。于是，他产生了自己拍摄电影的念头。他购置了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胶片14卷。他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京剧《定军山》。
京剧是我们的国剧，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定军山》是传统剧目，取材于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但情节不尽相同。内容描写东汉末年，曹操手下大将张郃攻打葭萌关。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运用激将法，使老将黄忠讨令拒敌。黄忠杀退张郃，又乘胜前进，攻占曹军屯粮的天荡山，斩杀曹军将领夏侯德。接着，黄忠又率一部人马进攻曹军重镇定军山。定军山守将夏侯渊，骁勇善战，擒去黄忠的牙将陈式。黄忠也擒住夏侯渊的侄儿夏侯尚。双方相持不下，商议在阵前走马换将。黄忠故意在走马换将之时，用他百步穿杨的功夫，箭射夏侯尚，激怒夏侯渊，引诱夏侯渊穷追不舍。黄忠将夏侯渊引至荒郊，施展拖刀计，将夏侯渊斩首。《定军山》是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派”创始人谭鑫培的代表作。在这出剧中，谭鑫培饰演老将黄忠，武打设计精彩纷呈，舞蹈姿势优美动人，充分地表现了古代名将黄忠的英雄气概。
1905年金秋时节，《定军山》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院、西单商场的文明茶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公开放映，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观众争先恐后欣赏中国电影，当时报纸报道：大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京剧影片《定军山》的拍摄成功，不仅开创了我国电影事业，而且为京剧艺术搬上银幕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后来，任景丰又拍摄了《青石山》《白水滩》《金钱豹》和《艳阳楼》等戏曲影片。在中国许多地方放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国电影史册上，任景丰的名字写在第一页。
任景丰用拍摄电影赚来的钱，在家乡奉天法库创办了第一所初中、高小两级制的学校，为家乡培育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人。为了缅怀任景丰的高风厚德，他家乡的人们树起一块大理石丰碑，把他的业绩镌刻在上面。
沈葆桢“开山抚番”
1874年春天，日本派西乡从道为都督，率兵侵犯台湾。台湾居民在石门与日本侵略军激战，牡丹社领导人阿禄父子等16人壮烈牺牲。日本侵略军占领牡丹社，大肆屠杀当地居民，并且建造营房，准备长久逗留。
清廷发觉事态严重，急忙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台湾防务。沈葆桢调动一万大军和大批武器装备，赶赴台湾；日军进退两难。由于英、美、法等国出面“调停”，日军勒索中国白银50万两，作为退兵的条件。
日军撤退后，沈葆桢开始筹划经营台湾。那时候，台湾的土著民族大都聚居在山区；山区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汉族人民，大都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区。为防止汉族人民与土著民族发生冲突，清廷有令，不许汉族人民进山。要开发台湾，必须开山修路，安抚土著民族。沈葆桢上奏朝廷，请求废除汉族人民不许进山的禁令，并得到许可。沈葆桢立刻实施“开山抚蕃”的计划。
沈葆桢调动十九个营的官兵，分三路开山。北路以苏澳为起点，沿东海岸南下，经新城至花莲，全长三百多里，所开的这条山路，就是今天苏花公路的前身。南路以凤山的赤山为起点，经昆仑坳，达卑南（台东），与北路连接，全长两百多里。中路由林圮埔（云林）出发，经凤凰山，大仑溪，到璞石阁（玉里），与北路交汇，全长两百多里。由于山地峭壁深谷纵横，官兵们逢山开道，遇谷架桥，筑路工程十分艰难，再加上土著民族一时不理解开山修路的重大意义，经常袭击筑路官兵，人员伤亡很多。于是，沈葆桢采取筑垒保护的办法，步步为营，确保筑路工程的顺利进展。与此同时，他极力嘉奖有功官兵，并吸收一部分土著民族的人员做工，按工作质量付给工钱，绝不失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筑路工程的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三条山路全部竣工，使台湾全岛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接着，沈葆桢亲自率领大小官员进入山区，宣布“编户口、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番塾”等一系列抚蕃政策，鼓励土著民族开发山林，围垦荒地，并建设学校，吸引土著民族子弟学习文化。这些措施，深受土著民族的欢迎。
沈葆桢“开山抚蕃”政策的实施，使台湾东西海岸连成一气，有力地巩固了海防，同时也改变了山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促进 了土著民族由原始社会向农耕社会迈进，增强了土著民族与汉族移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从此，台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
孙中山向农民道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听说国民党扶助农工，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广大农民，纷纷组织农会，与地主展开斗争。他们把孙中山当成大救星。
这年9月，孙中山率领革命军队驻扎韶关，准备征讨军阀，大本营就设立在铁路旁边。附近农民们听说孙中山先生来到韶关，就想去看望他，向他倾诉痛苦。当时，孙中山正忙于部署军事，没想到会有农民来看望他，自然没有传令卫队容许群众来见。
一天，两位农民代表沿着铁路跑得满头大汗，来找孙中山。当他们越过警戒线时，荷枪实弹的卫兵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的？”他们回答：“我们要见孙文。”卫兵一听他们直呼大元帅的名讳，十分恼火，就把他们赶走了。两位农民代表热情而来，败兴而归。他们不甘心，商量一下，找人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信，质问孙中山为什么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外一回事，既然扶助农工，为什么都不愿意接见他们。信上有人名，有地址，孙中山看过后，不但没生气，反而高兴地说：“农民敢于写信质问我，说明他们已经觉醒了，觉悟提高了，这是大好事。”他立刻命令卫队集合，进行训话。孙中山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革命，现在快要北伐打仗了。打起仗来，除了靠军队以外，更重要的是靠工人、农民。没有工人，我们用的枪炮子弹从哪里来？没有农民，我们吃的粮食蔬菜和穿的衣服鞋袜从哪里来？因此我们一定要接近工人、农民。最近有两位农民越过警戒线来找我，不管他们满身泥巴，蓬头赤脚，你们大家一定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客客气气地让他们来见我，不许拦阻。”同时，孙中山还请副官处给两位农民回一封信，约那两位农民来大本营谈话。
两位农民收到信，如约来到大本营。孙中山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诚恳地向两位农民代表道歉，并且认真地听取了两位农民代表的倾诉。孙中山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表示同情，还告诉他们，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军阀，农民们、工人们都会有好日子过。此事一经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农民。从此以后，经常有工人、农民向孙中山先生反映问题，每次反映问题的人都满意而归。孙中山根据工人、农民反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推动着工农运动一日千丈，迅猛发展。
天王洪秀全拒绝“引鬼入邦”
1851年1月11日，农民领袖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太平军向东出击，占据距金田村二十多里的江口圩。在那里，接连打退前来镇压的清军。但是，清军增援部队逐渐赶到，从东、北、南三面形成包围之势。洪秀全率领太平军乘敌之隙，撤离江口圩，翻越紫荆山，进入武宣县境内。洪秀全在武宣县东乡，称“天王”。接着，太平军攻占永安城。在永安城，太平天国封王建制，初步建立了政权。
1852年春，太平军从永安北上，连战连捷，势如破竹，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长江重镇武昌，队伍壮大到50万人。太平军经过短暂休整，自武汉沿江东下，水陆并进，清军闻风丧胆，一触即溃。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接着，太平军北伐西征，夺取了清朝半壁江山，建立起与清朝对峙的政权。
面对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西方列强采取观望态度，宣布“中立”。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时候，中外反动势力尚未勾结在一起。特别是1859年大沽口一战，清军重创英法舰队，致使英国上下震惊。英国国内舆论大事鼓吹报复清朝政府。英国新任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爵士“愤而建议与南京之天朝订约”，共同打击清朝政府。与此同时，太平军在浦口、三河等地，屡战屡捷，大有乘胜席卷江南，囊括上海之势。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列强见风使舵，幻想笼络太平天国，以便将来推翻清朝统治后，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
1861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命令海军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率领一支“足以令人敬畏的大舰队”到天京城下，并四处搜集情报。12月下旬，何伯与巴夏礼声称要见天王，有要事相商。天王接见了他们。
何伯与巴夏礼装出十分友好的样子，对天王说：“我们对贵国要推翻清朝的战争非常同情。愿意帮助贵国完成大业。”
天王心想：不久前，英美两国还勾结清朝地方政府组织“洋枪队”，助妖作战，阻挠天国解放上海，可现在他们为什么又要帮助我们呢？天王为了弄清他们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便不卑不亢地说：你们要想帮助天国消灭妖兵，这与天父、天兄的意旨相符，很好。我们天国对洋兄弟向来就是愿意互相尊重的。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子女，应当友好相处，平等相待。“
何伯与巴夏礼原以为他们提出帮助天国推翻清朝，天王会像清朝统治者那样感激涕零，摇尾乞怜，不料天王提出坚持平等、友好的主张。巴夏礼就再也按捺不住卑鄙的欲望，强作笑脸，对天王说：“刚才我只说了来意的一半，既然贵国认为我的想法合乎天父上帝的意旨，那下一半我就照实说了。我们帮助天国打仗，固然是为‘友好’，但总得要点报酬，不能为你们白卖力气！”巴夏礼见天王不动声色，误以为天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进一步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消灭清朝以后，应该平分土地给我们，才算合理吧！”
天王听完巴夏礼的无理要求，气愤极了。他强压怒火，严肃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目的是把四万万人民从清朝的奴役下拯救出来。事成之后，与你们平分土地，岂不让天下耻笑。”天王说完，示意手下人，让何伯与巴夏礼滚出天王府。然后，天王与太平天国的将领们谈论此事，他坚决表示：不能“引鬼入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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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洪秀全不肯“引鬼入邦”的爱国精神，与清朝统治者开门揖盗，认敌为友，“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主义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
雅克萨之战
沙皇俄国原本是一个欧洲国家，同中国并不接壤，中俄之间还隔着三个封建汗国。从16世纪80年代起，沙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向东侵入辽阔的西伯利亚，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占领整个西伯利亚。清军入关时，沙俄乘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强占了尼布楚和雅克萨，在这两地修筑城堡，作为向黑龙江中游实行殖民扩张的据点。
盘踞在尼布楚和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经常四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例如，1649年3月，沙俄侵略军头目哈巴罗夫带兵从雅克萨城沿江东下，来到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