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踞在尼布楚和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经常四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例如，1649年3月，沙俄侵略军头目哈巴罗夫带兵从雅克萨城沿江东下，来到一座达斡尔族人的城寨。他们向当地居民宣布：必须向沙皇交纳“毛皮贡赋”。达斡尔族人头目桂古达尔严正地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进贡，哪有给你们的贡品？”野蛮的沙俄军队进攻城寨，达斡尔人万箭齐发，迫使敌人无法靠近。后来，敌人用火炮轰开一个豁口，冲进城寨。达斡尔族人宁死不屈，用梭标抗击敌人的枪炮。沙俄军队血洗城寨，达斡尔族人有661人被杀害，有361人被俘虏，幸免于难者只有15人。米登多尔夫在《西伯利亚旅行记》上曾说：沙俄军队头目嗾使士兵在黑龙江流域“烧烤孩子”吃人肉。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激起当地各族人民的愤怒，他们称沙俄侵略者为“罗刹”，意思是“妖魔”。
清朝政府一再要求沙俄侵略者撤出中国领土，沙俄政府置若罔闻，并且不断向雅克萨增兵遣将，加紧武力扩张。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受侵犯，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叛乱”之后，于1682年春出巡东北，视察防务，又从福建调来战斗力极强的藤牌军，决心组织自卫反击战。
1685年春，康熙皇帝命令都统彭春、副都统郎淡率红衣炮队和数百名藤牌军急驰赴瑷珲，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师，然后，由水陆并进，直抵雅克萨城。
六月二十三日，彭春所率部队到达雅克萨城下。彭春将一封用满、俄和波兰文字写成的招降书，交给战俘，送进雅克萨城。招降书痛陈侵略者的累累罪行。警告他们：“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破雅克萨城，除尔众矣”（《十朝东华录》康熙三十五年）。沙俄侵略军自以为城防固若金汤，对彭春的警告不理不睬。
六月二十五日，清军“列营夹攻，复移红衣炮于前，积薪城下，示将禁焉”（《清史稿·彭春传》）。不一会，彭春一声令下，但见炮声隆隆，震天动地，顿时火光冲天，俄侵略军在强大攻势的压力下，龟缩在城内，丧失还击的能力，处于被动挨打的窘境。与此同时，清军战舰密布城外的江面上，截断敌人的退路。经过激战、沙俄侵略军伤亡惨重。沙俄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只好遣使赴清军大营乞降。彭春对敌人采取宽大政策，将愿意回家的敌兵六百余人放回尼布楚，受伤者妥善安排治疗调养。托尔布津羞怯交加，发誓不再到雅克萨侵扰。清军收复被沙俄侵略者霸占二十余年的雅克萨城。
然而，托尔布津退回尼布楚后，遇上大批沙俄增援部队。他庆幸绝路逢生，把自己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1685年八月，托尔布津率领增援部队，卷土重来。第二年正月，托尔布津再次侵占雅克萨，并在城里重筑炮台，再建军械库和防御工事，企图长久盘踞雅克萨城。
1686年二月，康熙皇帝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准备充足，率军再次驱除沙俄侵略军。七月，萨布素率清军进抵雅克萨城下，并在城外“掘长堑，立土垒”，围困敌人。在围困期间，清军不断用重炮猛轰城内敌营，托尔布津中炮身亡。自1686年七月至1687年春，沙俄侵略军被围困在雅克萨城内达半年之久。为了躲清军的炮火，敌人只得钻进地穴。地穴阴暗潮湿，缺水断粮，疾病流行，大多数人丧失了战斗力。八百多人的一支部队，最后只剩下66人，只好投降。中国取得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彻底胜利。
雅克萨之战的败讯传到莫斯科，沙俄摄政王索菲亚公主（彼得一世之姐），被迫派专使赴北京，向清政府递交国书，请求停战。“乞撤雅克萨之围”，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清朝政府答应了俄国的要求。
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谈判。经过平等协商，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耶律楚材以身护法
在举世闻名的北京颐和园万寿山脚下，有一座古朴的祠堂。它是为纪念耶律楚材而建立的。
耶律楚材是蒙古汗国的一代名臣。他字晋卿，契丹族，是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世居金中都（今北京），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历法。1215年，成吉思汗（元太祖）夺取燕地后，召用耶律楚材，十分信任他。成吉思汗去世后，拖雷监国时期和窝阔台即位后，他越来越受重用。他建议设置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反对改中原地区为牧场的错误主张，建立赋税制度。蒙古军队攻陷金国汴京时，耶律楚材力谏废除野蛮的屠城旧制，召用儒者，设置经籍所、编修所，文教事业逐步兴起。耶律楚材从成吉思汗至窝阔台，受重用三十多年，官至中书令，国家的典章制度大都是由他奠定的。1236年春天，蒙古大汗窝阔台（元太宗）宴请群臣。他亲自端着酒杯为耶律楚材敬酒，并且说：“我之所以诚心诚意地信任你，是遵照先帝的遗命。如果没有你，中原地区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安定局面。我能够高枕无忧，全靠你的努力。”
窝阔台去世后，皇后乃马真氏执掌政权。她崇信奸臣，扰乱朝政。有一个叫奥都剌合蛮的人，他用重金贿赂皇后乃马真氏，得到权柄，满朝文武百官都奉迎他，只有耶律楚材敢与他面折廷争。
有一次，皇后乃马真氏将起草诏书使用的印玺和白纸，都交给奥都剌合蛮，让他办事自己填写用印就行了，不必启奏她。耶律楚材认为不妥当，立刻上奏皇后乃马真氏，说：“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有宪章规矩，现在您要破坏它，老臣不敢接受这个指示。”皇后乃马真氏自知理亏，只得将交给奥都剌合蛮的印玺和白纸收回去。过了不久，皇后乃马真氏又降旨，说：“凡是奥都剌合蛮提出的建议，想要办的事情，各部门的官吏们都要按照他的意见起草命令，不照办者，就把他的手剁下来。”耶律楚材接到皇后乃马真氏的旨意后，再一次上殿抗争。他对皇后乃马真氏说：“国家的典章制度，先帝都交给老臣我负责，与各部门的官吏们没关系。奥都剌合蛮的建议如果合理，我自当按照他的意见办理，如果建议不合理，就不能办。老臣死且不避，何况剁手呢！”皇后乃马真氏听后很不高兴，不接受耶律楚材的意见。耶律楚材滔滔不绝，争辩不已，最后大声说：“老臣侍奉太祖、太宗皇帝三十余年，没有辜负国家，皇后难道能以无罪杀害老臣吗？”皇后乃马真氏虽然很生气，但在忠诚刚直的三朝元老重臣耶律楚材面前，不得不深深地表示敬畏，宣布所降旨意作废。
詹天佑不掠人之美
火车自动挂钩是美国人伊利·汉尔顿·詹内发明创造的。詹内于1868年4月21日获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权。后来，詹内继续改进，并于1873年4月29日获得第二次专利权。
詹内发明的火车自动挂钩与现今火车使用的自动挂钩基本一样。这种火车挂钩，英语写作“Janney Coupler”。我国早期铁路材料目录把它简译为“詹氏车钩”。由于詹天佑是我国早期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所以，有些人误以为火车自动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启恒、李希泌著《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一书中，有一幅火车自动挂钩照片，题目是“詹天佑自动挂钩”。
据说，詹天佑生前曾听说过这种误传，他诚恳地对周围的人说：“请同事们帮助我解释解释，没有这件事。” 1912年，詹天佑在广东发起成立“广东中华工程师会”，被推举为会长。同年，上海“中华工学会”和“中华铁路路工同人共济会”成立，这两会都公推詹天佑为名誉会长。第二年，詹天佑提议，上述三会合并为一个团体，定名“中华工程师会”，后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凡是土木、机械、水利、电机、采矿、冶金、兵工、造船等工程师均可加入学会，詹天佑当选为会长。为了强化工程标准，詹天佑亲自主持编撰了《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书中收录“詹氏车钩”这个词条，在音译时，詹天佑经过慎重考虑，有意不用“詹”字，改用“郑”字，译为“郑氏车钩”。
这一字之差见精神。它表现出詹天佑严肃、诚实，不掠人之美的高尚品德。
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主持修建京张铁路，1909年全线竣工。这是近代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这也是詹天佑率领全体筑路工人，将精准审慎的科学态度与艰苦奋斗的民族传统相结合，为振兴中华，谱写成的一曲壮丽凯歌。
詹天佑出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后，国内有人讥笑他“不自量力”，“胆大妄为”；国外有人讥讽说：“中国造此铁路之工程师尚未诞生。”詹天佑勉励大家，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不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而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世界知道，能够建造京张铁路的中国人，“不仅已经出世，且现在存于世也。”
詹天佑不辞劳苦勘察了三条线路，然后综合考虑经济价值、资金状况和工程期限等多方面因素，最终决定采取走关沟这条线路。
在复勘定线时，詹天佑“昼则茧足登山，夜则绘图记工，无一息之安”。他告诫大家：“技术第一要求精密，不能有一点含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一类的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
有一次，詹天佑带着仪器对一个测量过的地点进行复勘。一位青年技术员很不高兴，背后说：“总工程师既然不放心，自己还要测量，又何必叫我们测量呢？”詹天佑得知后，严肃而和蔼的对他说：“并不是我不信任你们，科学的工作，多一个人检查，总是好的。诸位的责任是太重大了！”这个青年技术员深受感动，就一次又一次地复勘来校正错误。
詹天佑率领工程技术人员，背着标杆、经纬仪，在悬崖峭壁上定点制图。塞外经常狂风怒吼，灰尘满天，在悬崖峭壁上工作，不小心就会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但詹天佑始终站在第一线。他总是想：京张铁路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人力财力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如果选线不好，不仅延长了里程，增加了造价，被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工程师失掉自筑铁路的信心，必须出色完成这个任务。
施工阶段，关键在于开凿关沟隧道。开凿隧道，不仅要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要有精密的测量，还要有开山机、抽水机等新式机械，可这些机械，当时中国还没有。在居庸关到八达岭之间的四条隧道，全是工人们凭双手，用铁锤、钢钎和炸药，开凿出来的。
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天佑决定采取从两端向中点凿进的办法。这个办法的难题在于两端开凿的线路如何对准，不出偏差。詹天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从山谷最狭窄处勘测，然后升至山岭审查隧道洞线方向，先置经纬仪于“地点”，向“天点”取直，反过来测量“人点”，这样使天、地、人三点连成一条直线；再将经纬仪移置到“人点”，测视天、地两点，验证三点是否在一条直线上。测量准确后，在各点竖立标竿，依此标准，以定洞内中橛，然后用水平议测量各橛相差尺寸，依此绘成隧道的剖面工程蓝图。
开凿隧道时，两端各配60名工人，其中凿工40名，土石运输工20名。凿工以两人为一排，一人执钢钎，一人抡铁锤，轮流在岩石上凿炮眼，再填上炸药，放炮炸碎岩石。每个炮眼的大小、深浅、方位，以及填充炸药的分量，都由詹在佑亲自决定。
隧道开凿到二三百米时，山顶泉水渗入洞中，当时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带头用水桶、脸盆排水。他经常十天半月跟工人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干。居庸关隧道终于如期竣工。
八达岭隧道全长1091米，是四条隧道中最长的。詹天佑设计了新的开凿方案，在隧道通过的山坡上凿两个竖井，连同隧道两端，共六个工作面同时施工，这样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1908年六月，八达岭隧道凿通，验工时，隧道南北直线及水平高低，与设计“未差秒黍”。西方工程师金达、柯克斯等应邀参观后，表示十分敬佩。金达写信给詹天佑，说：“你已经很经济地完成了十分完善的工作，这要归功于你和部属。”
隧道工程全部竣工，可是八达岭附近地势陡，坡度大，火车怎样才能爬上关沟的最高峰呢？这又是一个难题。
詹天佑综合分析了八达岭一带的地质情况，利用石质坚硬的山坡，设计了“人字形”展线方案，从青龙桥起，在山坡上修筑多层铁路，依山腰折返，折返一次，提高一层，层层提升，火车缓缓爬上八达岭。“人字形”展线是一项国际新技术，1905年才被国际线路勘测权威皮汉等人所肯定。詹天佑及时、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经验，为我所用的胆识，令人敬佩。火车在“人字形”折返线上行驶，为了安全、平稳、采用两部机车，一部在前面拉，一部在后面推，这却是詹天佑的一个创造。
京张铁路的建成通车，其意义大大超出铁路事业本身，在扫除由于国势积弱而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和振奋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力上，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镇南关大捷
1884年，法国侵略军进犯滇、桂边境。年近古稀的老将冯子材以高、雷、钦、廉四州团练督办的身份，参与抗战。
1885年2月，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冯子材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率领王孝祺、王德榜、苏元春等将领驻守镇南关。
冯子材巡视镇南关防务，料定镇南关外二里多远的东岭是敌军进犯的必由之路，便连夜构筑一道长三里、高七尺，宽四尺的土石长墙，并在紧要处建堡垒，布置兵力，积极备战。
果然不出所料，3月23日清晨，法军从谅山方面来犯。冯子材一面率部队迎战，一面调援军。法军的开花大炮顺着东岭山梁朝下猛轰，掩护长枪队直扑过来。顿时，山谷振摇，硝烟弥漫，阵地上弹片积了一寸多厚。法军已将冯子材赶修的5个堡垒，夺走3个，形势万分危急！老将冯子材高呼：“再让法军入关，有何面见粤人！”在主帅爱国热忱的激励下，将士们奋不顾身，冲出长墙，拼命杀敌，压倒了敌人的气焰。恰巧援军赶到，打退了法军，保住了阵地。
这场恶战，对每一个将士都是严峻的考验，它鼓舞了广大爱国将士杀敌报国的勇气，也暴露出个别将领畏敌如虎的懦夫丑态。
督办广西军务的苏元春就是个懦夫。他被法军的开花大炮吓破了胆，想退却，可又惧怕主帅冯子材的威严，就转托黄云高去劝说冯子材撤退。黄云高是冯子材的表哥，他当然了解冯子材的脾气，见面后，吞吞吐吐，好半天才说出撤退的意思。冯子材一听，火冒三丈，拔出军刀，厉声喝斥：“汝知此处为军法地乎！”黄云高吓得惶恐地退出帅帐。
这天夜里，苏元春亲自来见冯子材。他以担心军中弹药接济不上为由，要求退守凭祥。冯子材严肃地教训他说：“有此长墙不守，凭祥何恃？我退，敌必尾追，江左即非我有矣！我老矣，誓与此墙共存亡！君年较富，请自行，勿乱军心也！”冯子材的一席话，说得怯敌将军苏元春面红耳赤，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