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甲三在1863年病死前，已因“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13＇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龄和袁保庆也平步青云，一个当上内阁中书，一个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不久又都升为道员。
在清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反动政治的需要，用人仍不免讲究门第。官僚们也都以自己的谱系高贵而自豪。袁家累世勋阀，三代煊赫。袁甲三、袁保恒死后，皇帝都赐、赐，宣付国史馆立传，荣典极盛。这个家庭出身，在袁世凯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对他的一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在他的奏章中，每每夸耀自己“三世受国恩深重”，就是指的这个反动家世。
注释：
①张锦芳修：《项城县志》，1911年石印本，卷5，页43。
②同①，页57。
③同①，页48。
④同①，卷22，页24。
⑤袁保恒：《母德录》，见《项城袁氏家集》，1911年清芬阁刊。
⑥《中议公事实纪略》，见《项城袁氏家集》，1911年清芬阁刊。
⑦《袁氏家书》1911年清芬阁刊。卷2，页34。
⑧同⑦。
⑨袁保中前妻刘氏遗下二女、二子：长子世昌（早卒），次世敦；长女嫁知州王庆霖，次女嫁附生周鸿儒。继室刘氏接连生了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详见贺涛：《刘太夫人墓志铭》。
⑩《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页14。
＇1＇曾国藩：《袁甲三墓表》。
＇2＇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页120。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4。
＇3＇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册2，页1。
＇4＇同①，卷5，页13。又同⑦，卷2，页1。
＇5＇同紒紞矠，页419。
＇6＇同①，卷5，页10至19。
＇7＇同紒紞矠，页418。
＇8＇袁保恒：《母德录》，页6。
＇9＇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1。
＇10＇王轩：《袁甲三家传》，见《端敏公集》卷首下，页5。
＇11＇《重修安徽通志》，卷105，页16。
＇12＇同①，卷23，页24。
＇13＇同紒紞矠，册5，页185。
＇14＇《清史列传》，1928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卷53，页12…15。
纨绔子弟
1866年（同治五年），袁保庆从家乡启程，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他年已四十尚未得子，便把袁世凯过继为子嗣。当时，年方七岁的袁世凯，跟随嗣父到了济南。嗣母牛氏对他很疼爱，乃不免娇纵。袁保庆给他物色了一位有名望的举人王志清做启蒙老师，希望他能读书上进，显亲扬名。袁世凯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和动荡环境的影响，养成了一种浮嚣的性格，读书心不在焉，经常托词逃课，或结伙逞强斗殴，或逛大明湖、坐戏院，对戏剧尤“乐观不倦”。①
1867年，袁保庆升为候补道员。次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他到南京，委派他管理原淮北“右标兵”营务处，以后又署理江南盐巡道，督销官盐。盐巡道是一个可以大量捞钱的肥缺，每年公私进款都不少。袁世凯随嗣父到了南京，过上锦衣玉食的阔家公子生活。那时太平天国失败已经四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摧毁了官僚地主政权，大刀阔斧地铲除社会恶习，曾严禁娼妓、赌博和吸鸦片，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随着旧政权复辟，又恢复了旧时的糜烂景象。在腐朽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袁世凯更以读书为苦。他喜欢游山玩水，有暇即控马驰骋，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诸名胜。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两个哥哥袁世敦和袁世廉“戒止之不能也”。这时，他的家庭教师是个举人，兼精武技，见他对读书不用心，就教他练拳。
当时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师和家庭两方面的教育，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保庆自命不凡，“好议论天下事”。到南京以后，两江总督马新贻“倚之如左右手”。此后，由于受历任上司的信任，“意气益发舒”。②他把自己作官带兵的心得随手记录下来，有数百条，题名《自琐言》，常常讲给袁世凯听，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脚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所窃笑乎”；又“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之”等等。③这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灌输到袁世凯的头脑中，对他的志趣和后来一生的为人处世自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1873年7月，袁保庆突然患霍乱，死在南京。这对于袁世凯犹如是晴天霹雳，悲痛已极。同年冬，他伴随嗣母，扶柩返回项城。从此，他的生活发生骤变，培植教育他的责任转到了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北京作官的堂叔对他的影响，较他的生父和嗣父更大。
这时，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1874年春，他回原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谢廷萱（举人）教作八股文，周文溥（举人）教作诗，张星炳（进士）教写字，期能“读书上进”，准备应试。④当时，袁保龄在北京任内阁中书，他在致袁保中的信中说：“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时，所从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即在先生案侧，而绳侄在对面套间中自为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⑤在其堂叔的严厉监督下，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时”。⑥他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八韵（即试帖诗）颇长进”，但“文章尚不入门”。⑦
1874年11月（同治十三年十月），袁保中病死于乡下。当时，父亲死后要守丧三年，不准参加考试，但因他已过继出去，所以没有居丧，于1876年秋天仍然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未被录取。年底，他和陈州于姓的女儿结婚。于氏是名门闺秀，时年十九，比他大两岁，此即后来的“洪宪皇后”。
就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初春，袁世凯回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刚调任刑部左侍郎，工作很繁重。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清末的北京官场贪污纳贿，奸诈伪善，污秽不堪。袁世凯耳濡目染，学到这套官场本领，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争相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什么“中上美材”。⑧当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冬季，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⑨多方培养他作官的才能。
在开封住了不久，1878年5月袁保恒由于感染时疫，突然病逝，袁世凯代从叔把公事交待完毕，返回原籍。过惯城市官僚生活的袁世凯，对于乡村生活感到乏味，不愿再回袁寨，而改住陈州。陈州是“舟车骈会财赋之区”，地当豫东交通要冲。袁家在城里有一所大宅院，是袁甲三生前购置的，袁世凯就住在这里。这一年的12月，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⑩
袁世凯和他的家人一样，淫邪愚昧，好谈鬼神，相信风水。过去他的先辈官运亨通，他确信这是他家坟山风水好，现在父辈年龄在五十上下，相继死去数人，又认为这是宅第不祥。因此，到处“延堪舆家，卜宅兆”，作道场，为袁家祈福禳灾。＇1＇可是，不管他怎样馨香祷祝，求神弄鬼，仍然不能挽救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据记载，他家“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有的“已成废人”，＇2＇你争我夺，矛盾重重，无法再维持“四世同堂”的局面。大约就在1878年，袁家“将所有田土剖为十二股”，按袁世凯父辈人数分了家。＇3＇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相当丰厚的一份家产。从此，自为一家之主，对很多事情可以自作主张，生活更加放荡不羁。
他经常策马驰骋郊外，挥鞭狂叫，追欢逐乐。还呼朋引类，附庸风雅，纠集一帮“秀才”，成立“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文社”，自为盟主，“捐资供给食用”，＇4＇博得“慷慨好施”的美名。某日，他正在袁宅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遂换帖结拜为兄弟。＇5＇此人便是徐世昌。徐世昌（1855…1939），号菊人，天津人，破落官僚家庭出身。当时穷困潦倒，正在陈州授馆课童，他和袁世凯一样，功名心很盛，只是苦无路费北上应试。后来，袁解囊赠款，使他得以启程。他于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成为袁一生的重要谋士。袁曾对人说：“菊人妙才也。”＇6＇
袁世凯依靠自家的门阀，经常出入官府，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道员）办理河南省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由于他“集款独钜”，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人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7＇同年秋天，他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再次落第。
狂傲自负的袁世凯，原想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科场上打通一条出路，由举人而进士，得一个“正途”出身，做上高官，光宗耀祖，万没想到两次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使他感到通过科考做官，对于他太困难了。加上他生活放荡，邻里侧目，亲友不齿，袁家人也“众欲苦之”＇8＇。再者，他的财产也已挥霍大半。这一切都促使他下决心摆脱困境，另寻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1。
②孙依言：《署江苏盐巡道袁保庆墓表》，见《项城县志》卷10，页44。
③袁保庆：《自琐言》卷下，页13、16。
④《袁氏家书》卷2，页27。
⑤《袁保龄致袁保中书》。
⑥同①，页2。
⑦同④，卷5，页8。
⑧同④，卷5，页11。
⑨同①，页2。
⑩袁克定，字云台，生于1878年12月，历任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开滦矿务局督办兼董事长。袁世凯称帝时，曾以“皇太子”自视，四出活动。袁世凯败亡后，匿居天津。全国解放后，1955年死于北京。
＇1＇同①，页3。
＇2＇同④，卷4，页13。
＇3＇同紒紝矠。
＇4＇同①，页3。
＇5＇同①，页4。
＇6＇陈一：《新语林》，卷1，页2。
＇7＇《端敏公集》，卷首下，页22。
＇8＇张謇：《啬翁自订年谱》，1925年版，卷上，页21。张相文：《南园丛稿》，1929年版，卷7，页46。
投靠淮系军阀
在科场上失败以后，袁世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所述，他家以“求官发财”为门楣家训，而且祖辈父辈都有人通过“军功”取得高官厚禄。他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受到阶级利益和个人欲望的驱使，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功名心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
然而，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19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求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腐败的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沉重打击，陷入严重的困境。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感到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天朝尊严”，如不寻求对策，反动统治难以继续下去。他们不顾封建顽固派的反对，极力主张借助洋人的“坚船利炮”，以挽救清王朝。这些主张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意图。它们认识到要征服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人民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扶植那些对它们屈服了的封建统治者，培养一批效忠于自己的洋奴买办，才能更有效地镇压中国人民，建立殖民统治。
因此，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一部分当权的贵族、军阀和官僚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掀起了办洋务的热潮。而且，逐渐形成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张之洞为首的几个洋务集团。其中以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最大，影响深远，与袁世凯及其家族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他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1861年，他奉命收编安徽地主团练，仿照湘军营制，组成淮军。次年，他率领淮军六千人到上海，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雇用外国军官任教习。此后，他联合上海的买办势力开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大兵工厂，制造屠杀人民的军火。他依靠这支使用洋枪洋炮的淮军，伙同曾国藩的湘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接着他又把捻军镇压下去。由此被封建统治阶级吹捧为“中兴名将”。在血洗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淮军扩充到七万余人。由于他手中有强大的武力，清政府不能不依靠他来进行统治。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和扩大淮系军阀集团的力量，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72）、开平矿务局（1878）、天津电报总局（1880）、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和天津铁路局（1887）等一大批企业。同时，还修筑大沽、旅顺、威海卫等处军港炮台，成立北洋舰队（1881）。又派淮军军官分赴德、英、法各国学习陆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1881）和北洋武备学堂（1885），大力培养洋务军事、交涉“人才”。
李鸿章盘踞北洋，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投降的方针，比其他官僚更能得列强的信任。到80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袁世凯的家族与李鸿章及其集团的关系由来已久。道光末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作官，就“相厉以道谊”。②1853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随吕贤基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后来，李转入曾的幕府，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还。曾、李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率领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当时，袁甲三已死，其部众便大都为李所吞并，成为淮军的一部分。袁保恒一度在李手下带兵，袁保庆在山东时，也曾给淮军采购粮食。袁保龄在北京作官，本来师事顽固派倭仁，后来受洋务思潮的影响，拟了不少关于“求强”的条陈，主张“集天下纯儒志士”“共励洋务”。③李鸿章认为他“谙习戎机，博通经济”，④于1881年秋奏调他到天津，以二品道员委办“旅顺海防营务”；直到他于1889年病死，一直受李鸿章的器重。因此，李鸿章及其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都是袁世凯的父执。刘铭传、吴长庆等还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见过面。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李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