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不断”，变兵焚掠达旦，“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以及各行商铺，十去八九。”⑨次日，又波及西城。北京商民损失总计“有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⑩
3月1日，天津驻军中张怀芝所统率的巡防营、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也一哄而起，大肆烧抢。而且和北京一样，不扰租界，不伤外国人。与此同时，驻保定的第二镇一部纷纷效尤，相继变乱。天津城内仅烧毁的店铺就有三百多家，保定“四街各处繁盛皆成焦土”，“痕痍满目，瓦砾如山，啼饥号寒之声比户皆是”。
变乱的队伍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并且以所谓“官兵素守纪律”的第三镇为主力。事变初起时，变兵“不过千余”。紒紝矠当时即有人指出：“其他驻扎北京之军队尚伙也，使于事起时有一千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紒紞矠以“有应变才能”著称的袁世凯舍此不为，反而认为，“此事愈激愈烈，不可以剿”，“传令仅准追赶，不准延战”。因此，“巡警闻风逃遁，各军队亦仅资弹压，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紒紟矠次日，袁召集陆军各头目开会，对第三镇统制曹银及肇事各营军官不言惩办，只议善后。而且，变兵只要回营，“无论有无军械，概不追究”。紒紡矠对于敢于违抗军令的士兵，袁氏从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平时常告诫士兵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紒紣矠这次却一反常态，纵兵抢掠一昼夜，延至第二日下午才对再行抢劫者发出“格杀勿论”的警告，原因何在呢？
原来，兵变是由袁世凯一手导演的活剧，他想借此来证明自己的确不能离开北京。据唐绍仪后来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面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紒紤矠
袁世凯不惜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来达到自己夺取权力的罪恶目的，这充分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政治的残酷、虚伪和黑暗。
袁世凯的兵变方策，果奏奇效。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及顺直谘议局等，齐声叫喊起来；或指责南京临时政府“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借口“保卫”使馆，纷纷增调军队入京。3月3日，英军一千，美、法、德、日军各二百到北京。4日，各入京外兵在北京示威。5日，日、俄兵各千人，德兵百人，分自旅顺、哈尔滨、青岛等地开往天津。紒紥矠一时北方形势显得十分紧张，好像“内忧外患”就要接踵而至了。袁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而提出请副总统黎元洪到南京代他就职。黎元洪断然拒绝，立即回电说：“元洪不能东下，犹公之不能南行。”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定都南京，现在又沉渣泛起，无理指责孙中山“一念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也通电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紒紦矠南北两方，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反对南京临时政府之声甚嚣尘上。在这样的空气中，蔡元培急忙打电报给南京临时政府，要求迁就袁氏，迅速建立统一政府，并说否则“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让步，于3月6日提请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允许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遵照参议院所定办法，于8日打电报给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国，信誓旦旦地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紓紛矠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10日，袁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的公署内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答词说：“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紓紜矠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大都是北洋军阀和官僚。“朱尔典亦亲至观礼”。紓紝矠据当时在场的记者报导：“光景甚为寂寥”。礼毕，袁世凯对他的一个亲信得意地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情不自禁地狂笑不已。就这样，袁世凯终于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达到了他日夜企盼的“和局”。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深知革命党因人立法以防他独裁的用意，从策略上考虑，他对约法没有公开提出异议，而决心控制内阁，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他推荐自己的心腹唐绍仪为总理，孙中山则主张由同盟会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调解”，采取了一个所谓“双方兼顾”的办法：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
23日，经参院通过，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于25日到南京组阁，30日正式发表内阁人选：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财政熊希龄，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由唐绍仪兼任。革命党人本来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坚决拒绝。他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任命黄兴为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并答应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一席的交换条件。在十个阁员中，加上刚刚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同盟会员占半数，当时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是，袁把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重要的部都交给自己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护他的立宪派手中。因此，唐内阁实陆上是袁世凯集团占上风。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自己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北迁。孙中山试图派王芝祥率领革命军一万人护送议员北上，并留驻北京支持议员行使民主权力。袁世凯识破了孙中山的意图，立刻暗中鼓动北洋军和北京商会通电反对，而公开则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唯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紓紟矠终于迫使孙中山打消了派兵北上的计划。
在“南北统一”的欢庆声中，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化，广大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
注释：
①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页144
②《英国蓝皮书》，1912年，中国第3号，页205。
③《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页49。
④按清朝例，非皇帝出入，不得开正阳门。袁世凯以这种办法招待欢迎专使。特示隆礼，但专使等以此为虚文，绕道未走，径入东门。
⑤《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4日，同①，页258。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北京国事新闻社1912年5月版，页17、65。
⑧同⑤，1912年3月3日。
⑨同⑦，页10。
⑩同⑦，页27、28。
同⑦，页53。
《贺良朴致蔡元培书》，见同⑦。
同⑦，页149、150。
同⑦，页55。
《陆军执法处招抚变兵告示》。
陈一：《新语林》，卷2，页1。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171…172。
《中华民国史事记要》，页309…310。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页8。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4月第15版，卷首，页1。
《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
同⑤，1912年3月11日。
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页196。
同⑤，1912年4月11日。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对他来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和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烈火而施展一种策略手腕。因此，他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且把企图监督他的同盟会视为最大障碍，非加以彻底清除不可。他把这种反革命策略思想悄悄地灌注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作严重的危险。他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①
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必乐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手握兵权，一贯专横独断，绝对不肯甘居虚位。其视内阁为幕府班子，视总理为幕僚长。在他看来，像唐绍仪这样的人，经他一手提拔，飞黄腾达，只能俯首听命，而不该自做主张。而今唐却不时和他争得面红耳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②一天，唐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这使唐大吃一惊。
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赵、段等人在国务会义上反对划清总统府及国务院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不久，关于内务部司员人选，唐绍仪主张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无间。赵秉钧则坚持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赵秉钧便以“素无共和政治知识”为词，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赵秉钧仍不罢休，从此常常不出席国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他直接向袁世凯报告，以表示他对唐的不满。袁世凯还直接向一些部推荐人选，下达指示，而故意不经过唐绍仪。
不久，在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团借款的问题上，唐绍仪和袁世凯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自清末以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后来日、俄加入，即六国银行团），企图共同行动垄断中国借款，以控制中国政府。唐绍仪组阁之初，财政困难竭蹶之状，已达极点。唐奉袁世凯的命令，以筹备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其办法约分两途：一为监督用款，一为监督遣散军队。唐绍仪以此项条件苛，遂严辞拒绝。同时，同盟会也坚决反对在苛刻的条件下借款。唐绍仪为了冲破银行团的藩篱，乃于3月16日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磅（七百万元）。此事触怒银行团。银行团为了保持其对华借款的垄断权，公然以停止贷款相要挟，驻北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凯命令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银行团进一步提出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并且毫不放宽他们贷款的政治条件。这时，同盟会领导人反对向银行团屈服。黄兴在南京发起募集“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月3日断然拒绝了银团的无理要求，因此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恼怒。它们别有用心地说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严重地损害了他和列强之间的“友谊”，一面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和银行团交涉，一面布置逼唐下台。
正在这时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本来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是唐绍仪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答应让唐绍仪组阁。袁视直隶为自己的发迹之地，绝对不肯让给和自己素无关系的人，何况王芝祥是靠近同盟会的人。因此，当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都督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袁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表示不同意，他说政府不应该以军队反对的缘故失信于民。段祺瑞立刻反驳道：若军队暴动，谁负责？袁说除令王芝祥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并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王芝祥，派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而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
唐绍仪追随袁世凯二十多年，熟悉他的毒辣手段，便于6月15日留下辞呈文，不经告别，跑到天津去了。唐之辞职，因愤于袁破坏副署制度，但其辞职书，却以疾病为由，这仍是中国旧官场中以政治病辞职的作风。唐绍仪的出走，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先后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到天津去作了一番形式上的挽留以后，就转入另组内阁的活动。
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为最高机关，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充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必有国务院签名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参议院中的一部分同盟会议员认为袁世凯发出未经副署的任命状，是严重违法，曾提出质问。袁认为任命官吏是他的特权，不允许参议院干涉，他蛮横地答复说：“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大总统之职任。”④而大多数同盟会议员和统一共和党议员等对袁之违宪，漠然视之。因此参议院没有提出对袁的弹劾案。同盟会遂避开违宪问题，想在下届内阁人选上得补救。6月20日，派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四人为代表去见袁世凯，申述对新内阁意见说：鉴于混合内阁失败，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超然内阁。如仍组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答语甚长，其主旨在反对政党内阁，坚持采取混合内阁，因混合内阁互相牵制，最便操纵。他说：“以余之意，现在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因“人材缺乏，政党幼稚”，“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以余之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无论其党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⑤
袁世凯的言行，激起了同盟会领导人及他们领下的南方各省人民的愤慨。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