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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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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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⑨袁世凯明明是发动内战的祸首,却把自己说成是“为民请命”的代表。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5月13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7月13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⑩袁世凯是善于玩弄政治骗术的专家。他装作关心商民的命运,目的是为争取资产阶级一般群众离开革命。各地商民大都受了袁的欺骗。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后来,袁氏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1'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君主制的忧虑,袁世凯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
  5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太炎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2'章太炎遂认为他无“帝国思想”,只有“终身总统之念”。'3'同时,袁世凯又特意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4'
  袁世凯一边搞政治阴谋,施放和平烟幕;一边已把军队集结完毕。6月初,北洋二、六两师已全部抵武汉。第六师前锋已至武穴田家镇。6月3日,直、鲁、奉、吉、黑、甘、陕、黔、滇等省都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国民党讨袁派,声明“极端反对调合”。在京江西籍官吏,也以“人民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要求制裁李烈钧。袁氏便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于9日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任命黎元洪兼任,并提拔李烈钧的部下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14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30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陈炯明、欧阳武都是国民党员,袁暂时任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化自己的敌人。
  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本来,张謇“调解”的条件之一是暂不撤换国民党的都督。袁世凯断然宣布这种任免令,表明他已将战前的准备安排就绪,从6月16日他给张謇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分子仍不住手,无非革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唯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5'
  7月3日,袁世凯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借口,命令第六师火速向九江推进。第六师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于5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当地所驻赣军林虎旅交火。欧阳武急电袁世凯,恳请撤回北洋军。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命令“六师后方各团及二师旅团、并第二混成旅团、海军各舰,迅速赴浔”。12日,李纯报告第六师进驻九江南门外,袁世凯当天任命他为九江镇守使。
  当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遂不顾党内一些人的反对,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李烈钧(1882…1946),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在被撤职前,他已秘密筹款,联络粤、皖各省,准备抵抗。离江西到上海后,他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讨袁的军事计划。7月8日,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当12日北洋军兵临九江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他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先举起义旗,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最后向人民呼吁:“宜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黄兴在一度犹豫之后,也决然投入讨袁战争。7月14日他到达南京,召集一、八两师军官,于次日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和柏文蔚等人一起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企图通过岑扩大影响。17日,安徽宣布讨袁,十天后柏文蔚抵安庆就任讨袁军总司令。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同日,陈其美率领上海讨袁军开始攻击制造局。居正占领吴淞口炮台。接着,许崇智迫使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讨袁,湖南都督谭延在蒋翊武等人的压迫下通电独立。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王天杰在荣县先后响应。大江南北一时燃起讨袁的熊熊战火,形成相当大的声势,这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从7月中旬起,袁世凯接连发出一道道文告、讨伐令、通缉令,诬蔑讨袁派为“乱党”、“暴民”,妄加“破坏民国,涂炭生灵”的罪名。他还故意把正义的抵抗说成是历史上“削藩召乱、移镇生变”的重演。好像讨袁派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只有他才是维护民族统一的“爱国者”和拯救人民的“救星”。在7月22日发布的命令中,他这样写道:“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勤,赎彼前慝。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质天。纪纲所系,威信所关。虽怀痛悼,其安而已……本大总统老矣,六十老翁,复何所求?顾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复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冀与邦人诸友,含辛茹苦,冒险犯难,奠此国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6'
  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二、六两师攻击湖口和南昌。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四、五两师中杨善德、施从滨两旅以及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庆、浦口。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辫子兵由兖州沿运河南犯,经清江南逼扬州,而后会合冯国璋军围攻南京。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
  袁世凯自始至终亲自指挥北洋军作战,不仅为军队规定了进攻路线和攻击目标,还直接唆使北洋军进行野蛮屠杀。他下令对起义者斩尽杀绝,“使无噍类”,“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倘借口取消,持械观望,仍以叛军论,勿稍姑息为要。”'7'当时,独立各省的军队还没来得及集中,六万余北洋军所面对的仅是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境内的四万余讨袁军,而这三省的军队又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袁世凯显然占了上风,而且他又有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鄂、滇、黔、桂各省都督的输诚。如:黎元洪派兵威胁湖南。云南都督蔡锷派遣军队入四川,压迫熊克武。陆荣廷不仅镇压了广西境内响应讨袁的柳州起义,而且支援龙济光攻击广东。所以,袁氏自信在即将开始的决战中,会迅速击败对方,把局面扭转过来的。当血腥的杀气漫长江两岸时,他和妻妾乘画船在总统府南海上逍遥取乐,饮酒赋诗。每日必至瀛台一带漫步,“凡点缀风景之处,均亲自布置”。故意示人以闲情逸致。
  各省讨袁军仓促应战,号令不齐,行动极不协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视广大群众的力量,没有一个足以激发群众积极投入讨袁的政策。因此,在北洋虎狼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很快陷入混乱。一些领导人首先动摇,“贸然一走,三军无主”,使军队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少数满怀革命激情的军官和士兵,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南京天保城五失五得,不少地方出现“孤城落日斗兵稀”的悲壮搏斗场面。然而,少数反袁勇士的英雄行为,终究不能改变历史性的悲剧。
  如袁世凯所意料,北洋军节节取胜。7月25日,第六师马继曾旅和汤芗铭所率领的舰队联合攻陷湖口,袁世凯发犒赏银十万元。张勋怀着对辛亥革命时被打败的报复心理,倾其精锐南下,连陷徐州、清江,8月1日抵江北重镇扬州。同日,冯国璋陷蚌埠。7日,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被袁世凯收买,宣布取消安徽独立,呈上降表。11日,刘冠雄攻占吴淞口炮台。被袁世凯收买的龙济光所部粤军由梧州顺江东下,同一天进入广州。18日李纯陷南昌。倪嗣冲于28日兵不血刃地进入安庆。9月1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张勋入城后,纵兵烧杀抢掠三日。福建和湖南两省都督见势不妙,先后自行宣布取消独立。9月14日熊克武在重庆也遭到失败,讨袁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据点。
  仅仅两个月,南方各省反袁的力量全部瓦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被迫逃亡国外;蒋翊武、王天杰等被捕,惨遭杀害。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到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化为乌有。
  袁世凯趾高气扬,大奏凯歌。他高兴地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给“凯旋”归来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作夫人。他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李纯为江西都督,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张勋为江苏都督。后来又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驻徐州),而以冯国璋继任江苏都督。袁世凯对腆颜降服的谭延和孙道仁都放心不下,派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李厚基为福州镇守使,刘冠雄兼福建都督。黎元洪本来派鄂军攻湖南,又协助李纯攻江西,并趁机对当年拥护他当都督的革命党人狠下毒手,大加屠戮。他为袁世凯效尽犬马之劳,本想希荣固宠,保佐地盘。但是,袁世凯认为他毕竟不是北洋派,便于1914年1月派段祺瑞南下,把他强行“请”到北京,专任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从而取消了他的地盘和军权。袁世凯先让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后来改派段芝贵接任。北洋军阀囊括了长江流域各省,据张一所记:“凡南军所已溃之地,悉以北军充之,于是,直东皖三省之白丁,人人首其缨而腰其刀,走卒厮养皆为高官,皂隶舆台尽充末将。”'8'
  在战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后,袁世凯立即抽调兵力对白朗起义军展开围攻。白朗(1873一1914)是河南宝丰县人,从1912年末他就率领数百农民在鲁山、舞阳及宝丰一带“打富济贫”,到1913年下半年已发展到数千人,活动地区扩大、到豫、鄂、皖三省交界各县。袁世凯把白朗军视为大患,在他发布的围剿命令中,恶毒地诬蔑白朗为“狼匪”、“白狼”,可见他对起义农民是怎样的恨之入骨了。1914年初,他将镇压白朗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并指令段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会剿军事会议,制定围剿计划,限期消灭白朗起义军。由段祺瑞亲自指挥,参加围剿的北洋军共三万多人,除“豫南剿匪督办”赵凋所率领的毅军外,还有王占元第二师一旅,倪嗣冲一部,张勋一部以及王汝贤和陈文运各旅团。北洋军刚刚扑灭了“二次革命”,将悍兵骄,段祺瑞代表各将领致电袁世凯说:“扫靖匪氛,指日可待。”他们把白朗军切团围在商城、霍山、霍邱之间,妄想一鼓荡平。但是,事出袁世凯及北洋将领的意料,白朗军得到农民的支持,采取流动作战,从商城突破包围圈,风驰电掣般地向西挺进,从武胜关附近越过京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地区。3月中旬,突袭湖北老河口,缴获大批枪械弹药,队伍扩充至万人。白朗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避实击虚,乘胜入陕。攻占荆紫关后,由于受到孙中山派来的联络人员徐昂及沈姓参谋等人的影响,白朗整编了部队,改称“公民讨贼军”,自为“中原扶汉大都督”,接连颁布文告,传檄远近,怒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号召人民援助讨贼军,推翻袁世凯政府。所部一度发展到二三万人。
  帝国主义列强驻北京公使团要求袁世凯迅速扑灭白朗军,保护各国传教士。袁严词指责段祺瑞“军事迟缓”,他说“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饬令段采取严厉措施,“克期扑灭”。
  白朗军由荆紫关西进,于3月底和4月初接连攻克商南、龙驹寨(今丹凤)、商县、柞水,越秦岭,直逼西安。陕西都督张凤屡战屡败,“退守西安,一筹莫展”。当张凤调兵防守西安时,白朗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县、、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9'在醴泉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后,回师袭取永寿、县,全陕震动。张凤十万火急地向袁世凯求援。
  袁世凯见段祺瑞屡遭挫败,大损声威,遂调他回京,而派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领新编第七师(由拱卫军12营和豫军8营改编而成)援陕,又派赵倜为会办,率领毅军五千入陕,继续尾追白朗军。同时,袁世凯命令川军第三师进驻汉中,扼秦岭各口隘,防白朗入川。又命令甘肃都督张广建调甘军及马安良所部回军至天水、平凉等地布防。又命张敬尧、陈文运、王汝贤各部由潼关、南阳各路堵截。袁世凯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军在醴泉和县与陈树藩旅两次搏战,损失甚重,但由于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白朗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接连又攻克凤翔、千阳、陇县,进入陇中地区。甘军“临阵溃散”,白朗军纵横驰骋于通渭、陇西、天水、徽县、阶州(今武都)等地。
  白朗原计划人川,因受到川军阻击,便从阶州折回。6月初,在伏羌(今甘谷)与赵倜军作战失利,白朗不幸负伤,遂决心带领队伍回河南家乡。6月中旬,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白朗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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