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接着又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当即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又进一步鼓动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亦屡言之。”＇12＇
会见朱尔典以后，袁世凯以为帝制可取得英日两强国的承认，外交上“自有把握”，便将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借以证明外交问题已经解决，促使爪牙放手大干，加速实行帝制的步骤。
于是，由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说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待”，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13＇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次日又命令各地文官武将“保全地方治安”，“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袁世凯所谓的“保全地方治安”，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他10月3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他说要“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官武将心领神会，连忙回电，表示效忠：奉天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妆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四川陈宦要求“采兆民之公论，当机立断，速定大位”，等等。
同时，袁世凯在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治安”的榜样。筹安会事发生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袁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导：“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14＇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言反对。
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粘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纸条，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15＇
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时人称为“洪宪文字狱”。＇16＇
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注释：
①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页110。又见天忏生、冬山：《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1916年版。
②张国淦：《洪宪遗闻》。
③黄恩施（P。S。Reinsch）：《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AnAmericanDiplomatinChina），纽约1922年版，页172。
④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见《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1915年9月编印。
⑤《严几道与熊纯节札节钞》，见《学衡》第10期。
⑥崔唳生编：《最近国体问题风云录》，1915年9月版，页2。
⑦杨度：《君宪救国论》，见同④。
⑧《上海共和保持会宣言》。
⑨同⑧。
⑩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1936年版，页154。
＇1＇《申报》，1915年8月17日、27日。
＇2＇《蔡廷斡致莫理逊函》，1915年8月17日。见《莫理逊通信集》（TheCorrespondenceofG。E。Morrison）第2册，剑桥大学1978年版，页453。
＇3＇《莫理逊致朱尔典函》，1915年8月20日。见同紒紝矠，页454。
＇4＇《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见《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5＇《王廷桢致冯国璋函》，1915年8月24日，见同紒紟矠。
＇6＇同＇4＇。
＇7＇《国民议会事务局致各省将军密电》，1915年10月14日、24日。
＇8＇《朱尔典致兰利函》，1915年9月23日，转引自陈志让（JeromeCh＇en）：《袁世凯》（YuanShih－K＇ai），伦敦1961年版，页215。
＇9＇《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1915年9月24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10＇同＇9＇，1915年9月26日。
＇11＇同＇3＇。
＇12＇《袁世凯与朱尔典谈记录》，1915年10月2日，原件系油印本。上海图书馆和日本国会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各藏一件。《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所收录为删节本。
＇13＇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60、61。
＇14＇同＇1＇，1915年10月13日。
＇15＇同＇1＇，1915年10月11日。
＇16＇王建中：《洪宪惨史》，1925年版，页25。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与洪宪皇帝
恢复帝制的丑剧，完全是在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导演下进行的。10月25日，在全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三天后，各省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其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至11月20日，北京及各省投票一律告竣，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参政院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汇查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参政杨度和孙毓筠立刻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林长民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一片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尊重民意说：“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他明明是“同意”推翻民国了。但接着他又谦辞道：“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①
袁世凯的推托是假，要党徒为他背信弃义进行洗刷是真。按照预谋，同一天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通过早已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练新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等六大“功烈”。不仅“功烈”“迈越百王”，而且“德行”也“夐绝古初”，其理由是：“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今日者……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②
袁世凯自以为有了这一纸无耻的诡辩，便可掩尽天下人耳目，把自己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因此，第二天（12日）一早，就发下一道冠冕堂皇的告示，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大言不惭地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③
袁世凯在耍尽花招以后才肯称帝，无非是要说明他当皇帝既是天命所归，又是人心所向。可是，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彻底暴露出所谓天命人心，不过是他一人的心愿罢了。这类密电共有五十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顾、段芝贵、陆建章、朱启钤个人署名的。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政事堂于10月12日发密电：“各电均转呈，奉大总统谕：国体不宜，彰明较著，智愚共见，中外同声，倘有墨葡之变，必为韩越之续，慕虚名而假实祸，稍有常识者皆能言之，中国介处列强，危机四伏，国基未固，人心不安，盖时局之危无过于今日者矣。”“国体不宜，危险在后，此数年中言之者众矣。予亦非有意因循，置根本大计于不顾，但欲归复故主，则中外大半反对，事有难言，欲别求贤能而理，顾海内又乏统治全局之才，熟思审处，不敢置议。”“现经代行立法院决定议案，以国体问题决诸国民代表大会，系属法律上正当之办法，各国亦多赞服，京外文武各官务各保守治安，维持秩序。”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7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饬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0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责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同日又电：“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碍加以无形之强制。”
10月11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用监督官以谈话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关于推戴：
朱启钤等十人于10月23日发密电：“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26日又电：“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11月7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29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11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12月21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慎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④
袁世凯张口讲道德，闭口谈民意。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他所谓的“道德”、“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当时梁启超所指出的：“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⑤这是对袁世凯窃国称帝最生动的写照。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他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中下等身材，团肩巨腹，眼里闪露出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文中模仿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