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秘密准备，开化派决定1884年12月4日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时，发动政变。当天，邮局总办洪英植邀请政府显贵官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在使馆等待起事的信号。当宴会进行时，按照预谋，开化派在邮局附近纵火，并趁机刺伤保守派官吏闵泳翊，与会众人闻兵作乱，逼迫国王招竹添率兵进宫保卫。竹添得讯，立即率日兵一百余人入宫布防。当晚，金、朴等又矫诏召保守派大臣闵台镐、尹泰骏、赵宁夏等六人入宫，将他们都处死。
12月6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公布“新政纲”：“废止朝贡虚礼”：“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改革全国地租法，杜吏奸而纾民困，兼裕国用”：“革罢内侍府”，等等。②开化派的“新政纲”，企图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其锋芒主要指向以闵妃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自然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抗。
袁世凯一向支持保守派，排斥开化派。政变的消息使他颇为激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诸大臣“一时俱杀，羽翼孤矣！”③并极力主张用武力支持保守派复辟。他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东来”；④一面随机应变，发号施令，准备举兵。当时，保守派金允植、南廷哲（户曹参判）、沈舜泽（右议政）等又恳切要求清军援助。袁乃自行决定派兵入宫，“保护国王”。他先照会竹添，说明入宫理由。竹添置之不理。袁等即率清军一千余人闯入王宫。日军开枪射击，双方战事遂起。曾侈谈“援助改革”的竹添，知寡不敌众，便违背诺言，对开化派头目说，他“必须从宫廷撤退本国的军队”，⑤随即率领日兵，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洪英植、朴泳孝挟持国王逃往关帝庙避难，被清军捕获。袁护送国王回宫，保守派重新掌权，恢复旧秩序。许多与这次政变有关的人或被杀，或被投入监狱，只有金玉均等少数人亡命日本而幸免。
袁世凯亲率清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视。12月15日，他直接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洋洋得意地大谈镇压政变的细节，吹嘘自己的“功劳”，并献计说：“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⑥这是妄图吞灭朝鲜的一派呓语，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的野心。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又惊又喜。喜的是袁能随机应变，在军事上外交上作周密部署，迅速摧毁了开化派，恢复守旧派政权，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但又担心得罪日本，问题严重，不易处理。当时，竹添回国以后，诬指袁世凯无故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烧毁日使馆，大肆鼓动惩袁反华。日本扩张主义者借机示威游行，高呼“膺惩清国”。日本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⑦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责袁“擅启边衅”，对他不表信任。⑧李鸿章为了应付日本，一面电告袁“勿遽与倭人开衅”；⑨一面奏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朝鲜查办。1885年1月1日吴等抵达汉城，命令袁率队回营，不得妄动，听候查办。
袁世凯镇压开化派，本想邀功请赏，没想到得罪日本，反招致各方面的指责，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升官成了泡影，连现在的位子都有倾覆的危险。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他最感气恼的是吃吴兆有一“大亏”。⑩吴长庆离开朝鲜以前，他已蔑视这个提拔他的恩人，而通过其堂叔袁保龄，迳自攀援李鸿章，“扶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吴长庆离开朝鲜后，他更加“妄自尊大”，“陵蔑一切”，“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令吴长庆难堪。＇1＇以致张謇写信痛斥了他一顿。至于吴兆有、张光前辈自然更不在其眼中。他极力排挤吴、张二人，企图把庆军全部压到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由他一人主动，吴兆有等虽也联衔参与其事，不过挂名而已。现在惹来“查办”的麻烦，自然将所有责任都加在他身上，并乘机揭发他豢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挪用军饷等等劣迹。李鸿章乃命令吴兆有，责令袁“照数认赔”。＇2＇
在“内外夹攻”的处境中，袁世凯施展以屈求伸的策略，托故母病，请假获准，于1月31日离开朝鲜回国。此后便到陈州“隐居”。＇3＇袁保龄对他摆脱困境，极为赞赏，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4＇
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提出中日从朝鲜撤兵和惩办袁世凯等无理要求。经过多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中日军队四个月内同时自朝鲜撤退，将来如再出兵，彼此先行知照。李鸿章为保留清政府往朝鲜的派兵权，不惜也给了日本同样的权利，等于把朝鲜置于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关于惩办袁等，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的折衷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5＇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风浪总算躲过去了。袁保龄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6＇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7＇
李鸿章的“行文戒饬”仅是官样文章，所以不到半年，袁世凯又被起用，而且身价更高了。
注释：
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9，页34。
②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1975年版，下卷，页75。
③《朝鲜档》，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57。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3，页41…53；卷6，页48。
⑤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63。
⑥《清季外交史料》卷50，页31…33。
⑦《伊藤博文传》中卷，页395、400。
⑧《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页18。
⑨同⑧，卷5，页25。
⑩《袁氏家书》卷6，页13。
＇1＇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1，页1…5。《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25。
＇2＇《袁氏家书》卷7，页13。
＇3＇同④，卷3，页33、39。
＇4＇同④，卷3，页57。
＇5＇同⑧，卷7，页22…35。
＇6＇同⑩，卷6，页13。
＇7＇同④，卷4。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所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杜俄人之窥伺”。①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偷安一时的主观企图。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1885年7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KarlWeber）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送大院君回国；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②
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的结果，选中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③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口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所常识，认为是“后起之秀”。④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办妥，李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⑤李对袁的器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而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海军。1885年8月他致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不甚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⑥袁世凯功名心切，听不进堂叔的劝告。9月27日，他护送大院君从天津出发，10月5日抵汉城；谒朝鲜国王，面陈一切。大院君回国并没有达到李鸿章预期的效果，徒然引起闵妃集团的惶惑和愤懑。闵妃集团不但铲除了大院君的左右，并以国王名义传谕文武百官，严禁与之往来或私通信件。袁世凯虽然多方调解，也无法缓和矛盾，只得“授应秘计三件”之后，⑦于15日离开朝鲜回国。
袁世凯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即谕令陈树棠辞职，并奏请委派袁接办，吹捧袁说：“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⑧李不希望袁接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企图通过袁加强对朝鲜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提高袁的权限，他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藉资坐镇”，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在头衔上加上“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⑨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⑩
李鸿章的超拔，使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心。他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1＇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2＇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对“内意帅意（指清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3＇
11月13日，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西文翻译唐绍仪（1860…1938）、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袁世凯一向主张加强对朝鲜政府的控制，在1884年镇压开化派以后，就曾发出“设立监国”的狂议。现在，李鸿章赋予他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权力，又写了一封信给朝鲜国王荐举他说：“以后贵国的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4＇袁认为实现他宿愿的时机已到，遂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名义，极力推行李鸿章制定的政策，而且，遇事断然措置，行险侥幸。李鸿章虽然看出他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但有时也不得不被他所左右。＇5＇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袁既是对朝鲜政策的推行者，又是制定者。
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的“宗藩关系”。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脱离这个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且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比较重要的事情，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朝鲜国王很难实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1887年8月，朝鲜国王决定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后改派赵臣熙）出使英、德、法、俄、意五国。袁世凯认为派使出国有损“宗主国”体面，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先提出必须报请清政府批准再派，后又加上种种限制条件。朝鲜国王不顾袁的阻挠，断然派朴定阳出国。这对于以“宗主国”代表自居的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派赴欧洲五国的使臣赵臣熙乃滞留香港，观望形势。袁主张严办朴定阳，则赵必“畏罪”中止。后来，朴定阳返国，袁胁迫朝鲜国王惩办，僵持一年多。最后，朝鲜国王为敷衍袁，只得将朴免职（不久又起用），派使赴欧洲的事也未实现。
此外，对闵妃集团与大院君之间的倾轧，袁世凯表面上居间调停，暗中却支持大院君。他笼络国王身边的侍臣，结交宦官，探听“宫中一切动静”，＇6＇甚至企图废黜国王，另立新君，以大院君摄政。他的废立计划虽未实现，但影响颇大，从此闵妃集团与他的关系更加恶化。闵妃反过来进行驱逐他的活动。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他，另“选一公正明识者”。＇7＇当时，日本、美国以及俄国正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以便趁机扩大它们的侵略权益，闵妃集团的反袁活动，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袁世凯有李鸿章撑腰，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动摇。李认为他“处群疑众谤之地”，“西人勾连讪谤在所不免”。＇8＇在光绪十八年《奏保袁世凯片》中，又说他“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豫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9＇真是揄扬备至。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李鸿章撑腰，还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当时，英、俄矛盾日趋尖锐，在朝鲜问题上也反映出来。沙俄于1884年和1888年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水路和陆路通商条约，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又不断派军舰侵入朝鲜东北海岸，企图染指永兴湾。英国恐沙俄夺取朝鲜，危及它在远东的利益，遂极力怂恿清政府维持其“宗主”地位，借以抵制沙俄。为了表示尊重中国的“宗主权”，英国仅派总领事驻汉城，直接由驻北京公使领导。英国历任驻朝鲜总领事，贝德禄（E。C。Baber）、禧在明（W。C。Hillien）、倭尔特（T。Watters）等，对袁的言行都非常欣赏，而且极尽怂恿之能事。当时，朱尔典（J。N。Jordan1852…1925）在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任职，与袁的关系极为密切。1915年袁称帝时，朱说他与袁有三十年的交谊，渊源于此。袁对于英国的“友好”态度，心领神会，因此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只知顽固坚持封建的“宗藩关系”，一味醉心于权谋诈术，并自信依靠他的技术，足以控制形势，完全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变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