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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把修行者叫做外星人，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在地球的此生只是他们更漫长的生命的一部分，打个比方说，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一生，而他们觉得，这一生只是他们千千万万生中的一个，或是他们成为永恒的一个准备阶段，并且，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信念，地球时空对于这些人来讲，并不十分理想，他们只是把这里当作一个训练营，他们在完成了他们训练之后，便可撒手前往，无疑，他们要去的地方，更为重要或者说比较神秘，不过，对于那些时空的描述上，相比于地球，却基本上是静态的，地球上每一年发生很多事情，而在别的宇宙时空，却并没有相应的消息传来，这叫我怀疑顿起，这个，这个，他们付出那么多努力的要去的地方也太平静了吧？怎么消息那么少啊？
后来才知，人们似乎就是这样，好像是越抽象（就是越不清楚）的东西，反而能让人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并且，人们对证据并不那么热中，只要有很少的那么几个人自信地说了，其它人就敢于相信，并且付诸行动……这是人类理想主义的一面，当然，人们也有极为实际的另一面。
有一次，我问一个刚从西藏来的僧人，他年纪约有十###岁，脸上还有些稚气，他是某位活佛的侍卫，我问他：“你能造出一辆超过法拉利的赛车吗？”他颇为自信地答道：“只要因缘足俱，我就能！”这回答让我愣了半天，因为它不仅自圆其说，还充满智慧，但却仍让我感到不满意，因为这个回答不是正面回答，它绕了一个弯子，加上了“只要因缘足俱”…不过，这个答案却饱蘸着宗教的精髓，这精髓便是信念，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是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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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古代的大圣人或大神一般有很多别名，其中一个就是大能或万能，这能力一下子就把他们与芸芸众生拉开了距离，芸芸众生当中，有人也有一些超乎众人的能力，但这能力特别受限制，顶级科学家往往只是某一狭小领域内懂得最多的人，顶级运动员也是在几年之内，很艰难保住一项属于自己的世界记录，他们总要一次次证明自己，并且，随时有被超过的可能，但是圣人不一样，圣人可以说自己能，但并不向所有人展示，甚至可以根本不展示他的所能，他们还有一种特权，那就是，人们似乎并没有看到他们的本领，也愿意相信他们真的具有这本领，圣人得到的这种待遇，让我辈羡慕不已，真不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在古代，信息不通，谣言可使他们万能，但在现代，圣人们除了品质好以外，是靠什么叫别人相信他呢？这真是一个谜。
现在，我已不喜欢那些曲曲折折回答出的问题了，作为一个只能看到此生的人类存在者，我只关心那些正面的回答，佛教认为世界是虚幻的，但没有一个佛教徒愿意放弃虚幻的食物，好啦，把这一切统一起来吧，那食物一点也不虚幻，世界也不虚幻，不要用词造句上浪费时间啦，如果有天堂，恳请教会设法让我们去看一看，如果有地狱，也让我们去游一游，如果有轮回，那么让我们去轮一轮，人生太短了，我们没有时间去倾听那些神话或是比喻性的解释，让哲学家去讨论本体，让宗教家去与神打交道吧，而我们，就去关心我们身边抓得着摸得到的事物，金钱、名声、权力、快乐、健康、婚姻、房子或汽车，这不是庸俗，这是我们惟一拥有的，或可能拥有的人生……这才是配得上我们的信念。
极端问题
有人问：什么叫责任？
我的回答是，就我的理解，责任就是那些你必须做的事情，同时，责任不能是单向的，它必须是相互的——所以说，要求别人负责是错的，那是求不来的。对于一个弱者来讲，若是他（她）没东西可付出，那么他至少还能感恩，他只能是无尽的感谢——这一点也许让弱者不满，但谁都知道总是要求照顾的人令人讨厌，我们对我们讨厌的人很难产生责任心，不是吗？
还有人问：那么，当一种极端状况出现，比如，你的女友出了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你愿不愿意养她一辈子？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我所能，养她一辈子。
有人问：如果这个被养的人一点感恩的心也没有，只是自怜抱怨，最终变得十分刁蛮，那么你还会坚持吗？我说，我会，我同情她，但我同时也会冷淡她，我不接近她，不向她投注情感，因为我不喜欢她了，但我仍会完成我的义务，因她是一个名受害者。
那么，那么，还有什么？有关生活的道德说到极端处也就是如此了吧？我是说，如此的贫乏而可笑，那是封闭的道德——它太容易变成无能者的凄惨的求助以及强者的伪善，叫旁观看着倍觉荒谬与无奈，只能打趣说，人们真是拥有很好的配对儿：一方压迫另一方，一方更爱另一方，一方欺骗另一方。
在这些极端的环境中，人们只好进行生存竞争，胜者为王，求助者无路可走——马克思曾为此而愤怒，虽然他到临死都仍然无法放弃那些他所指责的私人享受，但他写出《资本论》来为穷苦人打抱不平，他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暴抗暴，当然他也有温情，相信人们历尽这种不幸的痛苦之后，会想出解决办法，让强者腾出一部分精力来帮助弱者——他终极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乌托邦，他假设人们都愿意工作，分享成果——他没看到自己身上也潜伏着与他反对的人一样的自私的人性，他幻想别人能够克服那种负面的人性而自己可以成为例外——这是一种青春怒火与激｜情，他痛斥别人，漏掉自己，把过错推给别人（社会），他们把对自己的不满意投射到外界，以此获得一种虚假的心安理得，我知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一位小马克思，当这些人获得成功之时，他们的愤怒便会消失，他们内心中的小马克思及时地睡去了，我们要懂得，凡这样行事的人只是一些向上攀比者，激进式的奋斗者，他们嫉妒社会阶层比他们更高的人，他们的理想不宽容，其实他们是伪善者。
有关责任
我认为，责任不总是相互的。比如，我们有责任保持环境卫生。
不幸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擅自给责任之类的东西下定义，因为那是我们的基本信念，也是我们的生而为人的权利，若是我们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统统交给别人去想去归定，那么我们是什么呢？
有些人对此毫无信心，他们以为只抱住一点就行了，那就是坚强的自私自利，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以为那样就够了，若是还不能幸福，也就认了，这一种“不假思索的生活”，在我眼里，无疑是放弃了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基本权利，记得汉娜·阿伦特给《纽约客》写过一篇旁听审讯二战德国战犯的文章，她指出：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德国人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一点不像个杀人凶手，他把一切都推给国家、上级、权威与社会，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只是在执行命令，他对于生活表现得冷漠麻木，成千上万这样的德国人参加了战争，他们毫无罪恶感地大批杀死犹太人，这灾难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在思想上惊人的懒惰，他们参与迫害别人，最终自己成了受害者，他们看起来真是无辜，但他们犯了罪。
还记得一篇文章写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国士兵在战争过程中微妙的心理转变，说开始他们看到大批犹太人下火车后被屠杀，也很难过，长时间后，便习惯了，接下来，若是隔上一两个星期没有新的犹太人被火车运来杀死，他们反倒有点不自在，因为犹太人的到来可让他们有奖金和补助发，另外，人一到，他们便有事可做，会忙碌一点，不然他们简直不知要干什么，他们从未想一想，他们的干事情有多残酷，即使把什么爱国之类言论作为空谈，他们也只是随便地认为自己在谋生罢了——他们不想想那谋生究竟是什么。
坏事情往往发生在这里，太多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态度，人们那么容易轻信别人，尤其是当那个别人显出很有权威的样子时，人们就完全失去自我成为机器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也是一样吗？那么多背着贷款的买房人，那么多爱着别人而不感到快乐的人，他们中有多少个好好想过：我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我真的需要他（她）吗？生活中是否还有更值得去做的事情？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我应该为自己做些什么呢？每到这时，人们就颓了，他们只是攀比别人，而别人能认同的只是食色两件事，最多再加上需要保持住食色这两件事的所谓“安全感“，奔到头儿了，也只是再满足一下觉得自己重要的虚荣心，这就完了——我认为他们才真颓废，因为他们除了为食色而奋斗以外，什么也拿不出来，他们自己这样，更以为别人也跟他们一样，只要一说到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便说，那是别人的事，那是专业人员的事，所以他们病了就倒在医院的床上叹气，或者往医生那里多塞点钱，图个安心，悄悄希望这好处能让别人对自己负责，但别人，不幸的是，今天再说一遍，别人多是与他们一样的人，想想看，结局会是什么呢？
有些人只根据一点点失败的经验就认为思考是痛苦的，学习是痛苦的，但躲避这种痛苦就能快乐吗？事实上，他们多半更痛苦——有什么比无知更痛苦呢？我现在暂时想不出来。
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好奇，我们糊里糊涂地学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学习母语时感到过痛苦吗，但为什么我一学到外语就感到痛苦呢？因为那时我们好奇心减弱了，我们太自大了，认为我们懂的够多了，我们以为凭我们已知的就能够驾驭生活了，但那真是妄想——我们其实只在假高兴与假难过中徘徊，甚至我们都不懂得高兴与难过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无知而不承认无知的痛苦，就是因封闭在一个小圈圈里而导致的深刻的迷茫，那是因为人们只在一个非常低的意识水平里晃来晃去，即跳不出自我（习惯），又跃不出环境（他者），我们无法把生命能量集中起来，瞄准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去顽强的努力，我们当然只能是不幸的。
知识
我以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与生命有关的知识，它们一点也不抽象，而是由一些燃尽天才生命的活生生的技巧组成，它被粗分为宗教的或是科学的，但深入其中，就会懂得那是很难分清的，我目前以为，大体上讲，那些知识仍都是人类思维与实践的产物，这些思维的精华，作为教条，它像是一些已被创造出的很有效的知识，而作为智慧，它更像是一些已被发现的技巧——我觉得大众文化的无聊单调之处，就在于大众文化说到头儿了，也只是一种满足肉体欲望的生活智慧，总是食色两件事，从六岁说九十岁，也不嫌烦，更好笑的是，大众文化还把其余的他们无法理解的智慧假想成食色智慧的附属品，大众何时才能懂得，精神领域内的智慧要深刻有趣得多，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一种智慧，牛顿的《原理》是另一种智慧，《塔木德》是一种智慧，《金刚经》又是另一种智慧，每一块这种智慧的大陆都要比大众所在的只有生活智慧的孤岛要庞大丰富得多。我是一名男性，深知只有万不得已才会把希望建立在生下的孩子身上，而生养孩子要靠与女人的合作才能完成，我常想，若是我不能寻到通向永恒之路，我的孩子难道就能吗？还是从我从我自己身上先下手吧，成家立业为妻子孩子尽力留在后面吧，想必那时我半多手上已掌握了一些技巧或教训了，可以教一教孩子——为人父母，得有一点拿得出手的东西给孩子，中国父母多半既无物质遗产，又无精神遗产留给孩子，让孩子出生后站在一个低得如同原始人的起点开始人生，这真是悲哀，一句话，父母什么都不会，一生只会说一个“累”字，似乎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无尽的负担，当孩子的多半也只好如此吧——我认为，累的感觉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感受，近似于一种文化中的奴隶状态，它是屈服于某种威逼与奴役的结果，它干瘪、匮乏、烦躁、压抑又辛酸，同时又是懒惰而胆怯的，而我不喜欢那些说累的人，势利的讲，我从经验中得知，在他们那里，我学不到什么令我振奋的东西。
事实上，什么样的知识都叫我感兴趣，认为那才是生命的限度。拥有一个生命，就是拥有一次向那种限度冲击的机会——人们总以为只从一个角度便可深深地契入那限度，而就我的经验，那是幻想，知识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下一个问题的隐喻，圣人从一滴水中“见道”，在我眼里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多听多分析别人的话比较明智，有些人从来没听说过“幻方”、“辛几何”，他们照样活得很好，却是不懂得“幻方”与“辛几何”的那一种活得很好，我认为这中间是有差异的，而那差异比一般人想象得要深刻得多，古人不懂得微分方程，他们仍可谈宇宙，谈天气，但现代人再像古人那么谈就有点没劲了，因为通过牛顿的努力，人们已懂得了一些更加有效的方法（比如微分方程、建立模型）来谈论，甚至加上了成功率很高的预测，有时人们喜欢随口谈一些大话题，与无限、终极或限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不去听听圣人的言论，就在那里胡说八道，也不去看看哥德尔，真是很难说他们如何能懂得一种思维的限度在哪里，而我的趣味就是有点形而上，因形而上更加有趣，可把很多粗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牛顿之前，人类对于宇宙只会猜想，而很少验证，就像我们少年时对于青春的猜想一样，我觉得猜想固然有种轻松即兴的魅力，但它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狭隘肤浅。
人们热爱回忆青春，是因为除了人手一份儿的青春以外，他们没有更加拿得出手的东西，人们的精神能力在青春期便停滞了，而肉体能力却走上了下坡儿路，青春成了人生的顶点，后面的快乐最多也只是对青春体验的重复与模仿，滋味儿却大不如青春，人们喜欢两性关系，因为在普通生活中，只有两性关系才能给他们带来一种接近冒险的新奇与愉悦，这是反复在窄巷中来回游荡的鬼魂，唉，可怜——何时人们才能凌空跃起，去看一看窄巷外面的世界？
谈谈评论家
谈谈评论家。
我认为，当评论家也要有一支与作家同样的生花妙笔，他们应当与作家一唱一和，在文坛上，他们是合伙人，而不是敌人，评论家应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最新的文学趣味推介出去，把好作品的内在价值发掘出来，而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傻样子，胡点乱评，把坏作品说成是好作品。
一个好的评论家，是应该具有权威性的，这权威并不是来自于他的社会位置，而是来自于他的才华，当读者们还未意识到一部作品的意义，评论家应提前指出来，因为他们是专业评论家，他们的修养与敏感要求他们完成这一件事，好的评论家，是作家合格的广告商，他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把一部甚至不太容易被阅读的好作品，推介给读者，并把其中妙处讲出来，如果讲得比原著更加生动有趣，那是评论家的成功——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