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路线），于是就把项伯窝藏收留下来。因为他比较有钱，又有一帮小弟兄，所以能罩得住项伯。凭着这些关系，张良跟项氏建立了不错的交情，后来他一直在刘邦、项羽两大集团间跳来跳去。
下邳城里有个老头子也很坏，经常以欺负年轻人为乐。有一次张良在下邳城外一个桥上走，在桥上心事重重地东张西望（好像一个卖光盘的）。老头子走到他旁边，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位孺子（小弟的意思），你看见我这只鞋了吗？我现在把它脱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去。你看你能不能把它取上来？”
“什么意思啊？你的话让我听得很没方向感啊！”张良一愣。
“不要管，赶紧取上来。”说完老头就把鞋子扔了出去。鞋子像只乌鸦一样，落在桥下沙地上。
张良说：“你是哪个山头的？找打架是吧。你不是我的冤家派来玩我的吧！”说完，按史记的记载，张良就要“殴”这个老头子，因为张良是“任侠”来的嘛。但是这个老头子很老，“殴”起来恐怕胜之不武。经过史书失载的一段思想斗争，张良居然放下拳头，决定不“殴”，而是老老实实地下了桥，把鞋子拣上来，还给老家伙穿上。
一般来讲，一个疯子啊、傻子啊、乞丐啊，邋遢不堪，却敢故意诲谩你，往往说明他身怀异禀，想试试跟你有没有缘分，所以你一定要善待他。郭靖就是这么跟九指神丐洪七公好上的。这位秦朝版的“洪七公”穿上鞋子，就大摇大摆地走了。按道理，张良应该追上去，一口一个“前辈”地问个究竟，“洪七公”才有足了面子，好教他武功。但是张良可能是有事走不开，就没有追，而是待在桥头傻傻地站着。
老头子看见张良没追来，很是气恼，但又不甘心，只好很没面子地又转身折回来了。他走回到桥上，对依旧在那里的张良说：“我看你这个小弟还是有些天分的（‘孺子可教也！’），这样吧，五天以后我还在这个桥上等你。”
张良很想问问等我干啥，但他觉得这样问显得自己很傻，和自己装行侠逞意直行的宗旨不符。于是他张了几张嘴，只说道：“诺！”
五天后的一大早，张良由于打不到车——我们不知道古代有没有出租马车，也许有吧，样子也许就是双辕车，秦朝开始出现了双辕车，从前是单辕两马，而单马两辕更简便，是一次车辆史上的革命——张良到了约会地点，老头子已经早到了。这个老头子非常喜欢耍大牌，就像美女自恃甚美就对迟到的男生耍脾气一样，他转身就走。
张良赶紧追他：“我已经来了，我已经来了，对不起晚了一点点！”
“下次吧，这次你迟到了，本老汉没有心情了！”
张良苦苦追求，老头子方才说：“好吧，再给你一个机会，五天后还是这里，一大早啊。不许再迟到啊。”五天后的一大早，张良终于坐上了可能是牛拉的车，比较慢，结果还是迟到了。老头子掉头就走。
张良追了半天，只好再改下次。
这回张良学乖了，吃完夜宵，扛着帐篷就来桥上等了，好像等门票的一帮歌迷。终于没有迟到。老头子从怀里掏出一本《太公兵法》：“这本书我本想带进棺材的。但是看你心诚，禀赋也好，适合当我的传人。你回去好好研读，学成了，未来直可以做帝王之师啊！好啦，你就不要谢我啦，快点回家研习吧！”
张良目瞪口呆，接过书，满腹狐疑地拿回家研习，后来终于成了“汉初三杰”之一。但是《太公兵法》这本书却没有传下来，据分析，其中一些内容被融进了后人写的《黄石公三略》里边，所谓黄石公，就是桥上这个欺负人的老头云云。
第二章 刘邦开始造势
公元前256年，战国时代，秦赵邯郸大战完后的第二年，有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死，震动了和将要震动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是为国八百年的赫赫大周王朝最后一任天子——号称羞赧之王的周赧王，因为年岁太大，在这一年很羞赧地驾崩了，姬姓周王族彻底终结。而另一个刘姓的英豪，却呱呱地在这一年一个泗水郡丰邑农民刘执嘉家中降生了。由于已经有了三个很能吃饭的男孩，喜添新口的刘老爹根本没有兴趣给新生的儿子取一个正式名字，索性就叫他刘季，也就是刘老四的意思。
这个刘老四比秦始皇小三岁，长着龙的鼻子（龙准），左大腿上有七十二个黑痣，若干年后，他和长着马蜂鼻子（蜂准）的秦始皇还在咸阳城里曾一度邂逅。当时，秦始皇正在万众瞩目的七彩云端接受群众们的山呼和舞拜，而刘老四则手持劳动工具像建筑工地的民工那样，扬着头在人缝中傻傻地观望——他当时正按法律规定在咸阳城里服徭役，秦始皇很炫很炫的排场深深震动了他。他丢掉了手里的家伙，用鼻音很重的龙鼻子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位地位低贱的刘老四，不久即扔下农具，换上三尺剑，提剑以取天下，革了秦王朝的命，这是后话不提。协助他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还有其他一些混世魔王。这些人大多是在公元前256年秦赵邯郸大战前后，哇哇坠地，纷纷来到这波澜壮阔但人烟却越发稀少的人间舞台的。
刘老四的学名叫做刘邦，不过这是他当了皇帝以后才取的，以前他就叫刘季，所谓“伯仲叔季”，意思是刘老四，但也不排除是刘老三——因为有时候第三也叫季——比如“季军”是比赛中的第三名。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按照历史习惯，叫他刘邦吧。刘邦长着一副美髯，性格乐天，常喜欢欺负人（他后来去衙门里当吏，衙门里的官吏们，他无不嘻嘻哈哈地狎侮涮开玩笑，有时候他也往儒者的帽子里尿尿）。刘邦对酒和女同志尤其感冒，平时也爱施舍。至于念书，据他事后讲则是非常头痛，而读书以外的一般凭力气吃饭的生产作业，他又拼命地瞧不起，所以这样的人只好去县政府里混饭了。刘邦当了个小官，可以混工资。
当时的官我们需要好好说说。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作为韩非子的粉丝，秦始皇杜绝了春秋时代依靠血缘关系而当官的悠久传统，采取了推择和考试两种从基层布衣选拔官吏的伟大程序，从而从技术上实践着韩非子的学说。
官和吏，其实还不一样，得禄多的叫做官，得禄少的叫做吏，而不得禄的叫做士。士和农工商一起，都是白身了。
要想当官，先得当吏。吏这里又有个别号，叫做“亲民之官”，意思是直接和广大人民群众相接触，比如夹着包收电费的。总的来讲，吏是给官当跑腿的。当吏的第一个办法是被“推择”，也就是荐举。如果你家里比较有门路，又认识政府里的人，就有可能被推举到县里当吏了，负责填表啊、盖章什么的。
秦王朝被“推择”为吏，条件要求跟现在差不多，首先要有“善行”，另外“家贫”也不行。不过这两条其实是一条，只要家里不贫，招待得起当时的“媒体”（就是一些嘴巴很大很能吃也能说的人），经过这些人一嚷嚷，也就有了“善行”了！
有了“善行”，就可以被“推择”了。譬如，离刘邦老家不远向东南，在江苏淮阴有一个叫韩信的年轻人，由于“贫”而“无行”——既穷又没有善行，终于没能被推荐当吏，只好在大街上闲晃，饿得不行的时候就找洗衣公司的“漂母”蹭饭吃。
刘邦比较幸运，因为家里还属于准中产阶级，于是很爽地经过运动，被推择为吏了。有人说刘邦是流氓，这是不对的。他从成人起，一直在“县政府”工作。
除了被“推择”以外，秦王朝还有考试一径也可以入选做吏——这有点类似现在考公务员。考试之前有辅导班可以上，叫做“学室”，里面的老师都是现任的吏们。吏们教的都是国家法令的详细条款以及实施时的各种解释，所谓“以法为教”。这样，大家只学习法令而不学习《诗》、《书》，就能脑子里清晰干净、简直划一，也叫统一思想。秦朝的统治者认为民众脑子里越简单——所谓“民弱”，那么就越好管理，国家就会“强”。相反，“民强”了，国家就会“弱”。这早在秦朝所奉行的法家学说的先驱者商鞅先生的著作里就鲜明论述过了。
不管怎么样，在“学室”里听吏们这些老师讲授国家法令，如果学得好，能背诵九千字以上，品格各方面又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去县各部门里当吏了。
吏当久了，就可以当官了，就意味着可以领到几百石、几千石的俸禄（一半给付粮食，一半折合成钱来给）。那么，如何由吏而变成官呢？有个成语叫做“积劳成疾”，在秦王朝，“积劳”可以“升官”！
“劳”，是考核吏们的一个得分表。每次县内作考核，完成指标最好的人（比如某个吏负责收电费，他收的电费非常多，一年把五年的电费都收上来了），那么他就叫做“最”，就可以得到若干“劳”。如果他收的电费少得可怜，一年只收上来一个月的，成绩相比同事排在最后，那就叫做“殿”，那就要扣他若干“劳”。
积“劳”就可以成“官”，从而实现了吏到官的转换。而一再扣“劳”，那就没有前程了。
看得出来，两千年前法家政府的这个职业官僚体系，虽然是刚刚肇始，但其精密科学，已经不比现代外企差了。
作为一个吏，想通过考核，“积劳”而升成官，其实蛮不容易的。我们说说啬夫的考核指标吧。
秦王朝有许多“啬夫”，这是秦国最不好干的基层岗位，类似现在的主任，都属于“吏”，啬夫有很多种，比如仓啬夫、库啬夫、亭啬夫、发弩啬夫、苑啬夫，等等。
我们再来说说田啬夫吧。
秦朝法家政府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其中正月的考核是大考，如果某乡镇的牛饲养得最好，赏赐该乡镇田啬夫一壶酒、十条干肉，而田啬夫以下主管养牛的吏，可加劳三旬（劳是按日子算的）。而一旦考核第末，该田啬夫要遭到叱责，下属主管养牛的吏要减劳两个月。
至于养牛的饲养员，也要被考试，如果他养的牛腰围减瘦了，每瘦一寸，笞打该饲养员十下——随着牛越来越瘦，人却被打得越来越胖。如果他养的牛比较性无能，十头大牛没有生出四头小牛。于是这些性无能的牛不但害得饲养员先生受罚，还连累了主管养牛的啬夫（主任）被罚款一个盾。放牧时牛死了，要立刻报告主管养牛的啬夫，啬夫再报告县里的吏，县里的吏派专业人员验尸，看是怎么死的，是阴阳不调还是食物中毒，根据相关死因，追究相应人责任，按照不同价格率赔偿。如果不抓紧上报，导致牛没等验尸就腐烂了，那就不管是有没有责任，都按鲜牛肉价格赔偿。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是个不称职的吏，管着一帮不敬业喜欢偷牛饲料的饲养员，早晚就会弄死几条牛，那就等着倾家荡产去赔吧。如果赔不起，其实也没关系，可以把你抓起来，称做刑徒，俗名劳改犯。秦朝有很多施工项目等着劳改犯去修，都穿着国家发给的工作服（叫做“赭衣”，也就是囚衣），你作为新刑徒，穿着囚衣去干上几年，每干多长时间就折合多少劳（男同志一天比女同志一天折合的劳多一点）。经过若干年月，你积累的劳够了——够赔偿你弄死的那几条牛了，就可以宣布刑满释放！
后来天下大乱，这些刑徒被释放出来，编成平叛军，他们作战勇敢，因为砍了敌人人头是可以折合“劳”的，用这宝贵的“劳”，就可以赔牛了！也许有人等到秦王朝崩溃烟飞了，牛还没有赔够！
事实上，去当这种劳改犯也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工资，但国家每天管饭。
下面说说发弩啬夫。发弩啬夫是军队里的吏，如果他管教的士兵用弩射击，不能达到法令规定的准确率，那么他就要受到处罚，罚他交两只盾，说明他教得不好。
战马也需要人喂养和训练，如果考核的时候该马“奔腾不如令”（不听人指挥），达不到考核要求，该县的司马要受到处分，甚至县令、丞也都要分别受处分：如果马的质量太差，罚司马两具皮甲，并免除职务，县令、丞也要受罚甲两具的处分。
下面说说管理采矿的官吏，两次评为下等，罚主管采矿的主任（啬夫）一副甲，副主任（佐）一只盾。三年连续评为下等，罚主管采矿的啬夫两副甲，并永远撤职。
最后说说仓啬夫，这是秦朝各种啬夫里边最苦命的一种。仓库啬夫——仓库主任，管辖的仓库门缝不得“容指”，如果门缝大到可以伸进一个指头，或者窗户缝大到“禾稼能出”，那就等着挨罚了。门缝、窗户缝弄好了，还不许有老鼠洞，按法律规定，如果发现有两个以上的老鼠洞，仓啬夫和上级官吏就要受训斥，三个以上老鼠洞，他就要罚交一只盾了。如果有一百个老鼠洞，那么除非他是大款，否则逃不掉当刑徒修长城的命运的，所以这位仓库主任必须天天祈祷，哀求老鼠们放过他的仓库。不过，即使弄好了老鼠洞，仓库的温度、湿度也是个问题，如果不小心粮食发霉了，粮食的自然损耗率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分之一，那就不但要追究他的责任，连上级县令都要负责赔偿。所以这个仓啬夫是最难干的职务。
如果他胆敢有失火，那就更是重罪，县丞都要一道承担罪责。如果丢失文书、契券、印章、量器，那也要处以刑罚。贮藏的皮革被虫咬坏，罚他一副甲，县令、县丞一只盾。
此外，对于主管户籍的官吏，找借口，拖延不办户籍，罚他缴纳两副皮甲。拆开伪造的文书却未能察觉，也是罚两副甲。而管理劳役的官吏，当服役人员逃亡时必须自己追回，否则要代替逃亡者服役。公家器物要加标识，不加的话，主管器物的啬夫要受罚一只盾。器物上的编号与记录本上不合，大的器物要罚器物啬夫一只盾，小器物则可免罪。马牛身上要标号，标错了次第，也罚一只盾。
我们有理由相信，修长城的未必都是穷苦人，秦朝法令约束的更多是诸如啬夫这种官吏，那些不合格的官吏们去撅着屁股修长城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出土的秦律规定，官吏受贿一文钱，就刺字去修城墙。挪用公府里的公款，以盗窃罪论处。甚至你使用公家的马驮运自己的行李（公车私用），就要被处以流放的刑罚。官吏徇私枉法、隐瞒曲报、不执行中央政策、不务正业、借权势干坏事，都要被处以含撤职、流放在内的各种刑罚。《史记》上就清晰记载了秦始皇曾专门下令把一批审判刑事案件时候徇私枉法、判决不公的官员，发配去修长城。
看得出来，在秦王朝做官，实在是不容易。官不好当，是一个社会政治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做官是件非常舒坦和没风险的事，那其实不是个好社会。秦王朝就是凭着这个一丝不苟的法家政府，获得了战胜六国的伟业，并且在随后的短短十五年中，完成了长城、驰道、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宏伟工程。
秦政府各地的田啬夫驯养出膘肥体壮的公牛，农业啬夫精心选制出优质的种子（种子发芽率是考察他的指标），负责器用制造的啬夫打造出精致的工具（工具都有误差检测标准），最终使得这个王朝有着傲人的农业成就，可以供应蒙恬四十万大军长期奔驰在广漠的北方，还有五十万大军戍守战斗在苍茫的南方，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