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兵役，只能加重人民的劳苦负担。
但是，反过来看，用区区重庆地区人口，却完成了北驱匈奴、南括五岭，以及修长城、驰道的浩大工程，无论如何，秦时代从政府到人民的进取精神，也实在可嘉。
人类劳动创造出的多余财富，总要再把它花出去才好。你就是拼命地吃，拼命地穿，所用也是有限的，多余的怎么办呢？只好用在项目工程上，以泽被后世。秦王朝大修长城，大建秦始皇陵，隋炀帝大修运河，把当时不能长时贮存的粮食，转为不朽的长城和运河，化成持久的资源，留到后代慢慢使用，也是好事啊。所谓“楚人遗弓，楚人拾之”，对丢弓的楚人来讲，是个大遗憾，对整体的楚国，并没有什么遗憾和损失。同样，修长城和秦始皇陵，对于当时的人是个痛苦，对于后代的我们，则是得弓者。所谓害在一时，功在百世。就好比埃及的金字塔，在当时修时未尝不是件痛苦的事情，现在却细水长流地为埃及人挣着旅游的外快。
至少比整个时代的人胡闹，什么正经事都没干出来强。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秦王朝的这些泽被后世的项目，当时的代价也很大，甚至以亡国为代价。
在从前的商周时代，法律规定成年男子每三年去给国家干一个月零三天义工，从二十三岁一直到五十五岁为止。而秦王朝加码成每三年平均服役两年零一个月，具体来讲是这样：第一年先在家生产，弄出些粮食（以供应这三年的需求），但必须出去服劳役一个月，接下来两年则全是服劳役。如此不断循环，三年一个周期。而且服役年限也拉长到十六岁到六十岁。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农民如果活到六十岁的话，要合计给国家服劳役及兵役一万零二百五十天，即——他有二十八年要在工地上度过！而商周时代则是二百九十七天（不到一年）。所以，董仲舒说，秦朝的力役是“三十倍于古”——当然这不排除董仲舒危言耸听、以古讽今的可能（编排秦王朝以劝喻汉武帝，汉武帝也是大兴事作）。如果老董说的是真的，那么人生一半时间都去外地筛沙子、砸石头了，这种沉重的劳役只能搞得“海内愁怨”。
而那些留在家里种地的人，日子也不好过。种地需要交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关键是交多少。经过历史的磨合，中国农业传统的税收标准是十分之一，有时候遇上仁慈的皇帝就只有三十分之一。但是秦王朝标新立异，达到了三分之二（“收太半之赋”，据汉朝人伍被讲）——这简直是没天理了！高达传统水平的七至二十倍，所谓“二十倍于古”（董仲舒语）。人们真是没有活路了。所以秦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人们累死了也养活不起自己，更交不完这天文数字比例的税。于是“秦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人们交不起税，只好逃亡当强盗。
注意，这个税收百分比不是按实际产量算的——那还就好了，我不干活，也就少交税。它其实是按土地的一般产量，由政府估算一个产额来收税的。不管你干得怎么样，都按这个额交！哈哈，那简直要气死了！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秦始皇坏，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么算的。
可是，为什么秦皇帝定的税率定得非要比别的皇帝高二十倍呢？他不知道“保护费”收多了，大家都要逃亡，逃到别的老大的地盘上去干吗？或者没得地方逃，大家就会起义！
秦始皇也是没办法啊。你想，他搞了那么多国家大项目，都需要花钱，长城、驰道，八十万战士，需要消耗多少物资和粮食啊。
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这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难言之隐和巨大挑战：秦王朝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六国之民并不服气，而且他们习惯了长期分裂的历史事实，对统一的好处还很朦胧，对新的社会体系犹疑不定。分裂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复从前的口号。这就要求新政权必须有所作为，以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统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长城、造陵墓、击匈奴，树立政府的成功伟大形象，刹住历史的分裂惯性，巩固新王朝的命数。这就像新中国在1949年统一以后，在国际上被敌视，很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当时需要大炼钢铁，搞原子弹，给外边人看看，“赶英超美”，获得国际承认。还要发射卫星上天，制造万吨水压机什么的，以便加强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力。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单单是为了个人享受，也是如史书上所说的“非壮丽无以壮威”，是为了给六国之民一种震慑和信心，以便接受“壮威”新的政府，领着他们在统一的路子上坚持地走下去。我们不能单纯说秦始皇修陵墓宫殿、兴建作，纯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残贼天下，以奉个人之欲，荒淫暴虐”，这样简单地把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浅薄的。
秦人强力疾作，大搞项目，除了为了树立政府权威，也跟秦人传统的“事功精神”有关。
秦国历来是个务实干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最初是偏于西陲的蕞尔小邦，却变法图强，志在天下，以赏功原则作为激励官吏与民众的手段。在历代秦政府的强力引导下，执著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庙堂之上，播散于乡邑之间。所谓“事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为的意思。以功取荣，搏取田宅爵禄。
对事功目标的执著追求，使秦国全社会能量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终于通过长期竞争战败了六国。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后，秦人的“事功精神”没有泯灭。但是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人们怎么“做事立功搏得爵禄”呢，那就搞大兴修建和对外扩张吧。于是就大兴造作和军事行动，终于要干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国和民众所无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国迅速崩溃。
事功精神与秦王朝的兴亡，可谓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同时，也可以说，秦始皇及其政府急于兴作，好大喜功，也是秦民族事功精神的总代表。
另外，并吞六国这件丰功伟绩，也进一步刺激了秦始皇的胃口。当时人们议论他：“秦皇帝在吞并天下以后，意得欲从”——就是想干什么，什么就能实现，于是胃口被撑大了。秦始皇以为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终于轻用民力，大搞长城、阿房宫，击匈奴，攻五岭，结果搞得天下枯竭，海内仇怨，民生疲敝，天下岌岌可危了。
我们说，秦始皇热衷“事功”没有错，这总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强吧。但秦始皇违背了“量力而行”这条基本规律。在一个久经战乱才建立起来的王朝初年，本应该休息养民，他却大兴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秦始皇大约万万想不到自己贪于事功、大兴民事军事项目的后果会如此严重。我们管这个就叫做好大喜功吧。
汉武帝也是一样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竭尽财力，终于人口锐减一半，盗贼满山，若不是汉武帝晚年下“罪己诏”及时刹住了歪风，以及汉武帝的接班人也赶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王朝差点步秦的后尘。
总之，假使秦始皇当初能够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则秦王朝断不会如此短命了。
同时我们看出来了，秦皇、汉武这些大牌皇帝，是凡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丰功伟绩的痕迹的，就得冒着竭尽天下财力乃至动荡社稷安危的风险。看来，当名人也不容易啊！物质也确实是守恒的啊，不付出就没有收获。
就好像黑帮老大在一条街上收的保护费太重，就会使这个街越来越萧条，黑老大也就没有财源了。那样一个时代就是这种情况，老百姓没有活路了，于是纷纷从大秦朝这条“街”上逃跑。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百姓散亡”（董仲舒语）。
人都“亡”了（跑了），黑老大没法在这条“街”上收税了，所以他必须不许这些人跑。于是当时就出来一个法律叫做“捕亡律”。派亭长、警察们去抓“亡人”。亡人被抓住以后，怎么处罚呢？
一般来说，抓住以后要“笞五十”，就是用竹板揍他五十大板，打的位置视不同时代施刑者的兴趣而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时代流行打屁股，有的流行打脊背）。笞五十的处罚，以古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也不算怎么太严酷。
但是，这些有了逃亡前科的人，下次再征夫和征兵的时候，首先就征他们。比如秦始皇发去南岭作战的五十万大军，首先就是征这些有逃亡前科的人（罪人、亡人、商人、赘婿）。
如果一个亡人逃亡的时间比较长，跑了一个月才被抓住，那就要罚一只盾。如果这家伙比较厉害，跑了一年才被抓住，就要受耐刑了，也就是剃掉他的胡子和两鬓。如果一个光着下巴的男人走在秦朝大街上，大家就会指指点点：“耶！这小子是个逃亡分子被捉来的！”
看得出来，不管是笞五十，还是罚一只盾或者剃胡子，秦王朝对于刑罚的使用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残酷。后人误会严刑峻法导致秦王朝覆灭，其实是不实之词。也许到秦二世修改法律，刑罚就严酷了，但似乎先前并非如此。
顺便插一句，周文王也曾经发布捕抓“亡人”的命令，可见所谓周文王也不是行仁义来的，一样是拼命收税，而且不许纳税人逃跑，跑就抓捕你，凭着这个路子积累了军费以及兵源才开始对商王朝动武。
虽然秦国法律对亡人抓住以后处罚得不苛，但是如果亡人是在服兵役而逃亡的，那一旦抓住了就要处以极刑。因为逃兵实在是古今中外一致严打的对象，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譬如同期的罗马逃兵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陈胜、吴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去服的是兵役。
亡人长期逃跑在外，总得吃饭吧，可是他们失去了户籍和生产资料，没法生产作业，如何营生呢？
战国时代的高渐离，作为荆轲的朋友，受连累，曾经“亡去”——脱离了户籍，改换了名字，去一个酒馆里当了酒保，由于工作太辛苦，后来又改拉小提琴（古代的）。我想亡人们大约从事五花八门的服务类工作，也包括最重的采矿，或者给地主打工，还包括乞讨，总之没有太体面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有一些亡人，或者未亡人为了贴补家计，偶然要做些盗窃的事情。
现在我们说说秦王朝的强盗大哥们的生活吧。
按出土秦简记载，这些强盗（其中女的很多）一般是偷马，偷猪，偷牛，偷羊，偷桑叶，偷钱，还有偷公共财物的，多数是单个干，也有一家子一起上的。
如果这位强盗大哥——应该是大姐，正在偷桑叶的时候被抓住了，按秦律规定，要罚她做三十天劳役。如果所盗窃物品价值不足六百六十钱，就脸上刺字，再去劳役。超过六百六十钱，就割鼻子，再去劳役。若偷一头牛，则是囚禁一年。
这些处罚其实不算苛刻，换了17世纪的英国，偷一只羊就要吊死了。
有人说，偷一头牛就囚禁一年，还不苛刻啊——老大！秦朝时代的牛的相对价值就等于现在一辆卡车啊。
但秦朝对强盗不会处以极刑。
当时处罚最重的不外乎对于“群盗”。五人以上算群盗，群盗危害性大，所以处罚得也重：群盗被抓住以后，每人脸上刺字，斩去左脚趾，发配去当城旦（修长城什么的）。即便群盗，也并不杀头，只是做城旦，而城旦的劳役期通常不过是四五年，不是终身的。
总之，秦法并不像各种书上异口同声说的那样，那么“苛”，至少在秦始皇时期还没有滥用刑罚。是秦二世后来修改法律，才把帝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和屠宰场。
我们不要把秦始皇时代想象成抓住一个强盗就要砍脑袋，甚至随便抓一个老百姓就砍脑袋。
有人提问：强盗被抓住了，斩去左脚趾，脸上刺字，发配去长城脚下当城旦，如果不好好干活，那能不能鞭打他呢？
哈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了。
或者，干脆会不会有哪个拎着鞭子的官吏，看他不顺眼，上去就抽他一顿呢？像电影上演的那样。
回答是：如果劳改犯在劳动过程中犯了法令条文上规定的错，那是可以打的！
譬如，法律规定：城旦在劳动中破坏了公物，无论是瓦器、铁器、木器，还是折断了大车，都估价折以笞刑。价值一钱就笞打十下。如果价值二十钱以上，就“熟笞之”，意思是放手打个够，直到把他打熟了、冒泡了为止。有的时候还要饿他，每天减少半斗口粮，一天天递减。但是这种处罚绝不是随意来的，至于对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可以给予饿他的处罚，饿多长时间，限于资料，现在尚难于弄清。总之，可以打但不等于可以滥打。
另一个出土秦简上的实际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一个大夫，无故鞭打了一个鬼薪（劳改犯），导致该鬼薪逃亡。那么，按法律规定，这个大夫必须受罚，要在官府服役，等待逃亡者被捕获。如果他服役期间敢逃跑，被拿获后罚他一只盾。如又逃亡，处以耐刑（就是刮去胡子再去服役——我们知道，胡子是当时人的脸面，是做官的凭证，刘邦就特意留有一副美须髯的）。
所以传说中随便就把万喜良杀了，尸体填在长城缝里，是绝不可能的！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秦王朝时代的强盗，到底有多少呢？
应该不会太少，有一次秦始皇微服出访，夜里走到咸阳护城河边，居然在这非常敏感的王畿地区，还遇上了强盗。把老秦吓得“大惊”。全靠着有几个武功高强的保镖，才击杀了强盗脱险。
出土的秦简也给了我们暗示：“楚盗”、“群盗”、“关东群盗”这样的字眼常出现在简策上，使人感觉这些强盗就像虱子一样，随处夹藏在秦王朝这件日渐捉襟见肘的大衣缝子里（“关东”不是东北三省，是函谷关以东）。
但我们又有理由相信，秦始皇时代强盗数量又不是太多。以刘邦、彭越、英布等知名强盗团伙为例，都不过百人规模而已，而且法律上把“群盗”的标准定为五人，而不是一千人，可见形势尚不严重。比起汉武帝晚年的“群盗满山”，要乐观一些吧。
秦始皇虽然大搞项目，但他懂得不直接扰民。秦始皇这人有特点，他总是征用罪人、亡人、商人、赘婿，让这些人去干项目。譬如秦始皇发去南岭作战的五十万大军，首先征的就是罪人、亡人、商人、赘婿；修秦始皇陵，也是用刑徒，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对纯民夫的正常农业生产的骚扰。
如果秦始皇时代的诸大项目都是这么安排的，那么董仲舒所说的当时“力役三十倍于古”则可能是不实之词。很多知识分子在劝谏当朝皇帝的时候，不敢直话直说，就恶搞秦始皇、纣王这些“失败者”。他们说的秦始皇时代的情况，其实恰恰可能是当下（譬如汉武帝时代）的客观现实。
罪人、亡人、商人我们都明白，什么叫赘婿呢？赘婿是一种很古老的职业，姜子牙就曾经当过。
譬如说古代一个男子穷得不行，就选择倒插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