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口，我们找到汽车摆渡船的船主，克里斯蒂告诉他情况危急，他同意出海去营救，我们立即出发了。15分钟不到，第二次暴风雨来了，它比第一次恐怖得多，把沉重的摆渡船像小飘浮物一样托起，推得四处乱转，10分钟后，船长告诉我们完全没有希望了，必须掉头，否则渡船有倾覆的危险。
那艘渔船再也没有找到。两天后克里斯蒂和我离开了墨西哥，我常常回想，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渔夫根本不会出海，现在两个渔夫和两个游客已经淹死，一艘渔船永远消失了，二者都源于我们和其他两个游客向渔夫挥舞一把美元。
虽然当我们被冲上海滩时，克里斯蒂和我发誓永远在一起，但是一回到伦敦，我们的婚姻很快破碎了，它结束、开始都在同样的地方：游艇上。
一天晚上，我们去“恶鬼”号和凯文？埃也斯夫妇共进晚餐。夜幕低垂，很明显我们对彼此的妻子更有兴趣。我们分别在两张沙发上聊天，接吻，然后凯文和克里斯蒂走向他的卧室，我和他的妻子留在沙发上。
同洛尔德·达西尔陛下描写得换妻故事不同的是，那晚克里斯蒂和凯文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开始只是为了找乐子，却导致克里斯蒂离开了我，搬到“恶鬼”号同凯文一起生活。我知道如果她回到船上生活，那么她一定很认真。几星期后，他们开始环游欧洲，我绝望地想让她改变主意，跟随他们去了巴黎，然后是马略卡，每次我痛苦地恳求克里斯蒂，试图劝说她回家。当我听到他们搬去海德拉后我几乎崩溃，但是我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我飞往雅典，自己找到去海德拉的路，我到了岛上，那儿没有汽车，我让一头骡子驮着一袋玫瑰上山，带去我来到港口的消息。克里斯蒂下山来看我，毫无表情。我们在码头周围的一家酒吧谈话，都痛哭流涕，克里斯蒂觉得夹在我和凯文之间很痛苦，但是她最终选择凯文。看着她一步步地离开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回到酒吧，老板又给我满上一杯茴香酒，抱住我安慰。
1974年我的婚姻破碎了，同时维珍唱片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1974年8月迈克·奥德菲尔德第二张专辑《荷杰斯特山脊》直奔榜首，《管钟》仍然排名第二，虽然一直赚钱，但是维珍只被视为迈克·奥德菲尔德的品牌，即使不做任何促销，迈克唱片的销量依然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我和西蒙迫切希望签更多的艺人以平衡迈克·奥德菲尔德的成功，我们需要大突破，当然任何新乐队必须符合西蒙严格的标准。1975年1月西蒙给我看《声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0cc将离开他们老东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10cc是以男人平均一次射出的精液量命名，他们非常商业化，但是不低俗，机智聪明、动人而且成功，比如《橡皮子弹》这样的歌曲卖掉了75万张，他们非常符合西蒙的标准。我们意识到需要大额预付款来买断他们，与是立即给当时他们的经理哈维·里斯伯格打电话，约好1975年1月18号在曼彻斯特同他和乐队会面。
10cc有4名成员，埃里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古尔德曼、罗尔 ？格瑞姆和凯文？戈得利，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是哈维·里斯伯格在讲话，像西蒙预测的那样，他认为10cc需要大额预付款，因为他们确信下一张专辑《原创声道》会畅销，足够抵御风险。哈维·里斯伯格也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同音符唱片公司谈判。
我和西蒙提出10万英镑预付款的报价，并告诉乐队我们想和他们长期合作，签6年合同。虽然音符唱片的报价更高，乐队自己更愿意同维珍签约。一天天过去，出价也在一路递增，一月的最后一天，哈维·里斯伯格要价20万英镑作为预付款，我和西蒙同意了，西蒙对他们的专辑很有信心，因此就算后来预付金飙升到30万以及后来的35万英镑时，他也没有退缩。我们给维珍在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特约经销商逐个打电话，还让大西洋唱片的阿曼特？厄特冈负担20万英镑。这是我们同大型国际唱片公司竞争的第一笔单，也是首次接手那么大的买卖。
我们同罗尔和埃里克相处得很好，但是显然这个乐队存在分歧。合同签署的前一天，罗尔和埃里克飞到圣露西娅度假，把委任书留给哈维·里斯伯格。他们离开的那天，我写信给所有维珍店铺的经理，告诉他们这次成功的签约，让他们都出去买瓶香槟为维珍庆祝。但是让我迷惑的是，稍后我打电话给哈维·里斯伯格讨论专辑的剪辑进程时，他突然变得非常冷漠。
“我们自己会处理剪辑，”他说，“我们还没有同你们签约。不要打扰我们。”
那天傍晚，生意破裂了。10cc的另一位经理汤姆？狄克逊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去签约，因为他要同音符唱片开会。10cc最终同音符唱片签约，西蒙对《原创声道》预计正确，它前后卖出了几百万张。这次实践教会我不要过早乐观。
在1974年到1976年之间尴尬的日子里，迈克·奥德菲尔德是我们唯一的超级明星，维珍也没能签下“谁”乐队和平克？弗罗伊德，看起来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第二选择，音乐界的第
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5年年底我们把目标对准滚石乐队。业界曾传言我们准备以35万英镑签下10cc，这让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爱尔兰唱片公司，感到震惊。当我打电话给滚石乐队的经理普林斯？鲁珀特？罗文斯坦时，他认真地听我们说话，显然相信了这个传言。
“你开价多少？”我问他。
“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经济实力，”普林斯同情地告诉我，“至少3百万英镑；而且无论如何，维珍太小了。”
我知道唯一吸引他注意力的方法是出更高的报价。
“我出价4百万，”我说，“只要包括他们以前的专辑。”
买下以前的歌曲可以让维珍发行他们的畅销精选集，如果新专辑失败，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作法。
“我发给你可以包括的专辑单子，”普林斯？鲁珀特说，“如果你能在星期一前带4百万英镑的银行担保到我的办公室，我会认真考虑。祝你好运。”
当天已经是星期五，普林斯？鲁珀特以为给了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周末我巡游遍布在欧洲的维珍分销处，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到荷兰、瑞典和挪威，期望每个分销商能提供25万英镑。周末结束前，我找全了他们，要求他们致电伦敦的考茨银行确认他们将提供资金。星期一早上前我回到伦敦，离我向普林斯？鲁珀特保证的4百万英镑还有些距离，考茨银行合计好分销商们所有的委托款后同意补齐余款。早上11点前，我带着4百万英镑的担保书，驾车到了普林斯？鲁珀特家门口。
普林斯？鲁珀特愣在那，完全出乎意料，他拨弄着那张4百万的支票，接着就还给了我。
“你有机会和别的公司一较长短，”他保证说，“但是你也挑起了一场竞标。”
百代唱片公司最终出价5百万英镑赢得了拍卖，同滚石乐队签约。我无法筹集到4百万以上的资金。虽然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帮了滚石乐队一个大忙，从普林斯？鲁珀特原来盘算的3百万加到5百万。
1976年，排行榜前10名中维珍占了两席：迈克·奥德菲尔德的《欧玛黎明》和《贡》。我们签下超级乐团的计划依然没有实现，又花了很多钱同新乐队签约却推广不力，除了“丹吉尔梦想”乐队。他们的专辑《菲德拉》横扫欧洲，大大地提升了维珍的知名度。
最麻烦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想重谈他的合同。我们很高兴重谈合同，但就在我们第二次谈好增加版税后，他让另一个律师向我们索要更高的版税。我和西蒙指出维珍作为一家公司，盈利比他个人还少。当他问这怎么可能时，我愚蠢的告诉他实情，说我们需要从象他这样成功的艺术家身上赚钱来平衡手中不成功的艺人，他的同情心顿时完全消失。
“我不是用来给你们浪费在一堆垃圾上的，”他说，“我要回去找我的律师。”
最终我们同意重新签约，迈克留在了我们公司。
1975年夏天，我同西蒙、尼克、肯？贝里（Ken Berry，现任EMI百代总裁）开了个危机会议。肯从诺丁山唱片店的店员干起，他的工作是核对账目，不久就接管了其他全部工作。无论我们想知道什么事情，比如本周平克？弗罗伊德的销量、店员工资、萨宝汽车的折旧价，肯都能准确回答，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安静而谦逊，不仅擅长数字，也善于和人打交道，从不会丢失任何一笔买卖，我和西蒙赋予他越来越多的权力。原来的铁三角——我、尼克和西蒙，腾出位置给肯，在很多方面他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
在那次危机会议上，我们仔细检查了每间商店的状况，它们销售不错利润却不足。我了解尼克已经尽其所能推动营业，不愿批评他。然后我们开始检查维珍的艺人花名册，一个接一个讨论是否需要花钱促销那些无法收回的乐队，比如海特菲尔德、北方乐队和戴夫？贝德福德。
“很清楚，”肯说，“除了迈克·奥德菲尔德，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签下的乐队。”
我们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其他的乐队都在亏钱，”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裁掉一半员工，还能应付，现在迈克·奥德菲尔德在为整个公司赚钱。”
我一直坚信解决现金危机的方法不是紧缩开支，而是不断扩张。
“如果我们找到超过10个迈克？奥德菲尔德，你觉得怎样？”我开玩笑。
最后，我们有两个选择：节衣缩食不再冒险，竭力维持生计，或者用剩下的钱签另一个会让我们重回快乐时光的乐队。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可以靠着一个小公司，毫无风险地安然度日；选择后者，也许维珍几个月之内就会破产，但是至少我们有最后一次赌博的机会。
我和西蒙想尝试最后一次的突破，尼克和肯虽然不愿赔上整个公司也只得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从那晚开始，我们就处于紧急状态，拼命地找下一个“超级巨星”。
同时我们削减一切开支，卖掉轿车，关掉庄园的游泳池，压缩唱片店的库存，自己不领工资，裁掉9名员工，放弃一些艺人——这是所有事情中最困难的一件，我回避这次情感的难堪，让尼克去做。
我们迫不得已裁掉的艺人中有一位叫戴夫？贝德福德，他是很有天赋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戴夫收到这个坏消息并未暴跳如雷，他写了封长信给我说，十分理解这个决定，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唱片卖得很差，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这么做，他不怨恨维珍并祝我们前景光明。同时，他给迈克？奥德菲尔德也写了封信，信中大骂我是狗屁，一个私生子，一个卑鄙、五音不全的小人，一个依附于音乐天才的金钱寄生虫。对戴夫不幸的是，他把这两封信装错了信封。
第五卷
9 别听他们胡说（1976…1977）（1）
我们第一个想签的乐队是“可怕的海峡”。 一个星期天中午，帮西蒙搜寻乐队的亚瑟？佛娄思正在洗澡，他听见电台播放《摇滚乐的苏丹》，“可怕的海峡”的新单曲。这首歌让奋得跳出浴缸，打电话给电台要到乐队的联系方式。这支乐队还没有在录音棚里录过音乐，这首歌是被电台主持人查理？吉利特特别邀请现场录制的。
虽然维珍不是唯一对“可怕的海峡”有兴趣的唱片公司，但是由于我们动作敏捷，所以
机会非常好。西蒙和肯也发现他们不同寻常：他们和律师一直反复讨论合同的每个细节。
在签约前一晚，我们带着这支乐队去我们最喜爱的希腊餐馆庆祝。这是一顿愉快的饭局，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期待唱片出来。饭局结束时，餐厅的希腊老板拿来两个盘，一个盖在另一个上，变魔术般揭开上面的盘子露出里面的大麻。在那次游艇上吃过迷幻药后，我很少用药物，但是那时看起来是结束晚餐的绝佳方式，同时也不会得罪餐厅老板，很显然他认为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我拿了一根，每个人也都吞云吐雾，夜幕降临了。
第二天早上“可怕的海峡”乐队打电话说他们要同宝丽金签约，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和西蒙太惊骇了，不敢相信。“怎么回事？”西蒙问，“我们做好了每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呀。”
“没有理由。”他们说，从此中断了同我们所有的联系。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改变主意，10年后，当我看到一本有关“可怕的海峡”乐队的书做出了解释：“这个乐队当初没有同维珍签约，因为他们觉得维珍在签约前用毒品迷惑他们。”
希腊经理的美意让维珍唱片损失了5亿英镑，这支乐队后来成为世界性的顶级乐队，他们的专辑《手足情未了》销售了1千8百万张。
1976年8月，维珍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我们试图签下受到注意的某些朋克乐队，却总是受挫。我们签不到一支可以把我们拖出泥潭，或者改变公司形象的新乐队。
逐渐一串新崛起的乐队占领了海报，取代了那些北方乐队和丹吉尔梦想什么的，他们的名字是“该死的”、“冲突”和“扼杀者”，最著名的是“性手枪”。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听见下面西蒙的办公室里传来特别的歌声，从未听过的歌。
“那是什么？”我问。
“性手枪乐队的单曲，《英国的政治动乱》。”
“它怎么样？”
“非常好，”西蒙承认，“确实很好。”
“他们和谁签约了？”
“百代。我两个月前拒绝了他们，犯了个错误。”
这首歌自然而充满力量，我决定试试能否让他们回来。几天后，我给百代唱片的总经理莱斯利？希尔打电话，他太忙，没有时间接我电话，所以我留了条消息给他的秘书，说如果他什想摆脱这个“麻烦”，可以联系我。半小时后，他的秘书回电说百代对性手枪乐队十分满意，多谢。
当天傍晚，也就是11月1日5点30分，性手枪乐队引起全国震怒。他们在比尔？格伦蒂主持的下午档电视节目《今天》中参加访谈。比尔刚吃完午饭，醉醺醺地回来，发现录制间的这4个来宾也喝的差不多了，便开始捉弄他们，谈论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这多少有点愚蠢，直到约翰？若顿在角落里呕吐起来，悄悄地骂了一句：“狗屁！”
“你说什么？”比尔问，“是不是说粗话？”
“没什么。”约翰说。
“胡说，到底说什么了？”
“我说狗屁，”约翰受不住激将。
接着比尔转向另一位女来宾苏西，问她是否以后愿意下节目后和他约会。性手枪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史蒂夫？琼斯笑起来，称比尔是个下流胚；接着比尔转向他，煽动他说了一堆骂人的话，琼斯又骂他是“他妈的无赖”、“孬种”，节目就此结束。
第二天性手枪乐队的行为激怒了全国新闻界，但没人批评比尔的引诱行为。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有士因为厌恶节目而砸坏电视机的文章时，电话响了，当时还不到7点。位置完全颠倒了，百代的总经理亲自给我打电话。
“麻烦你来我这儿，”他说，“我想你会有兴趣和性手枪乐队签约。”
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同意将性手枪乐队移交给维珍，但同时也要乐队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