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在那里制作他们自己的MTV。
维珍应该提供给艺人的另一项服务是把他们的唱片发行到国外去。虽然我们是家位于诺丁山的小公司，但是如果没有海外公司，我们将没有机会同有国际影响的乐队签约。摇滚乐在市场的终端还是一种纯粹的国际商品，衡量一个乐队成功是否成功的最佳标准就是他们在国外的销量是多少。相对于维珍或者岛屿等小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在谈判中，他们会强调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的销售力量。
维珍的一种选择是不与跨国公司竞争，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到英国市场，同时将我们乐队的海外发行授权出去，当我们初创时就对迈克？奥德菲尔德采用了这种方式。虽然这样能节省管理费用，但我并不满意，岛屿唱片和茧蛹唱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我觉得这限制了他们的成长，因为这样不得不受海外授权公司的支配，一旦你把一支乐队授权给另一家唱片公司，那么你就失去了对它促销的所有控制。我们不仅想控制我们英国乐队的海外前景，而且还希望能吸引国外乐队到维珍来。我们想使法国、德国和美国乐队感到，相对于大型跨国唱片公司，他们更应该同我们签下全球发行的合约。
我们在弗农院只有最基本的员工，很难想象在跨国公司的领域里我们真的能取代他们，但是我们决定执行这个计划，1978年，肯到纽约建立美国维珍唱片。就像维珍在伦敦成长，把自己扩散到诺丁？希尔周围的许多小房子里，我也设想美国维珍从格林威治镇的一座房子里起步，然后慢慢向全国发展，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其他区域中心买下房子。
1979年我去法国会见宝丽金法国分公司经理雅克？克讷。我不认识法国音乐界的任何人，表面上是为了要求宝丽金分销维珍的唱片而去见他，但我真实的目的是寻找一个能在法国筹建维珍分公司的人。雅克？克讷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他叫帕特里克？泽尼克，负责宝丽金唱片业务。帕特里克外表像伍迪？艾伦那样模糊不清，满头乱发，厚黑框眼镜，除了外表，行为也相似：当我们第一次出去吃午饭时，花了4小时去寻找他把车停在哪里。帕特里克告诉我他一直关注着维珍的成长，他第一次试图和我们会面是在1974年戛纳音乐节上，我们在那里摆设了一个摊位，但是他只能在摊位上找到一个告示“滑雪去了”； 然后帕特里克开始来牛津街维珍唱片店买唱片，他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和丹吉尔梦想乐队。
雅克？克讷为取得维珍所有唱片在法国的特许权出价30万英镑，另外付给一定比例的版税。由于维珍当时没有钱，而且我们刚借了笔贷款购买内克尔岛，所以保险的选择就是接受报价。但是，与到笔记本上写下相关的细节相反，我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法国维珍”。让人惊讶的是，雅克？克讷竟然同意花时间考虑一下。
会议后我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邀请他们到伦敦时来我的游艇上参观。第二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电话，我们在恶鬼号上共进了午餐，我问他是否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承诺将给他完全的自主权，随便他签下自己喜欢的任何法国乐队。我们在一张纸上做了一些初步规划，帕特里克同意实施这个计划，他和他的一位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立了法国维珍。虽然菲利普粗俗不堪，还时不时吸海洛因，但是他有非常好的音乐鉴赏力。帕特里克做生意，而菲利普就和所有的乐队泡在一起。
“你应邀吃饭，想连餐具都想带走？”当帕特里克辞职后，雅克？克讷在电话里指责我。我抱歉把帕特里克挖走了，但是告诉雅克，帕特里克自己决定创建法国维珍。帕特里克刚离开宝丽金后，我们重新审视规划，发现计算有误：我们忘记把增值税包括在预算中，应用了错误的零售差价，不可救药地高估了唱片在巴黎的销量。但是已经太晚了，帕特里克和菲利普正在为维珍工作，他们第一批签约的乐队中有一个叫“电话”，电话乐队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乐队，后来回顾时，帕特里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他放弃了宝丽金的稳定收入，加
入一家实际上要破产的英国公司。
在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回到法国和谷芒唱片的总经理会面，虽然我们不能达成分销的协议，但是当他开始炫耀谷芒唱片将同法国最著名的流行歌手朱利安？克勒克签约时，我立刻竖起耳朵。我不知道谁是朱利安？克勒克，离席溜进了厕所，在我的手腕上写下“朱利安？克勒克”，然后小心地放下羊毛衫衣袖把字遮住。会谈结束后，我冲到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了个电话： “你听说过朱利安？克勒克吗？”
“当然，”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耀眼的明星。”
“嗯，他现在没有签约，让我们全力把他签下来，明天可以和他吃顿午饭吗？”
第二天吃午饭时，帕特里克和我就在谷芒唱片的眼皮底下，成功说服朱利安？克勒克同维珍签约。虽然两星期内我已经成功使自己的名字在两家法国唱片公司的午餐名单上消失，但是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勒克将为法国维珍和他们自己获取财富。
有了在纽约的肯、在巴黎的帕特里克、在德国的尤铎以及在伦敦我们自己的业务部门，我们宣称维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麻烦是我们没有现金储备，所以任何挫败都可能致命。当我去考茨银行时，穿着鞋子，头发也没有被旋转门夹住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把我视为校园神童，而不是商人，即使看见维珍的销售额达到1千万英镑，他们还是摇头微笑。
“是好的流行音乐，不是吗？”考茨银行经理和蔼地说，“我儿子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我只希望他不要播放这么吵的朋克音乐，我还会一直对他吼叫，让他关掉。”
我试图指出维珍正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有很好的销量，同正规生意一样有稳定和良好的现金流。但是银行家从来不这么看，“你们做得很好，”银行经理说，“但是你们的现金流太差。我们不知道一个月后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存在这令人不快的分析，1978年年底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在英国我们取得年度大捷，有一系列排名前十的专辑，而且唱片店销售很好。但是到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税率大幅升高，我们遇上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年来英国的唱片销量首次下降，我们的连锁店损失了很多钱；肯在纽约触了霉头，花了5万美元促销的维珍首张单曲遭到彻底的失败。很不情愿地，我们决定关闭这个分公司，让肯打道回府。
每件事情看来都有了问题，甚至在家里。1979年11月，琼给我说我们的游艇有下沉的危险。我开启水泵，它不但没有抽水出去，相反开始吸水进来。我们在恶鬼号上涉水而过，努力抢救家具和文件箱。当挽救了所能做的一切后，我们站在索道上同邻居商讨如何把船拖上来。一位邻居移出一个箱子，让人困惑的是里面竟然滚出一个振荡器，它撞上地面，自动开始振动起来，它乱哄哄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了运河中，在水里像鱼雷一样嗡嗡直叫，最后消失在视野中。
“还想干些什么，理查德？”琼讥讽地问。
“没有。你呢？”
“当然没有。”
多年以来那个箱子一直在恶鬼号上，振荡器下沉激起的波纹看起来为70年代画上了一个合适的句号。
1980年我去洛杉矶，设法让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感兴趣。这次旅行是次灾难，我带了一堆样带，但是没有人对任何新东西有兴趣。迈克？奥德菲尔德像以前一样受欢迎——尽管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拼错为“油田”，当然对于维珍这名字更接近事实。但是其他我想授权的乐队，比如“刹车”、“发动机”、“XTC”、“日本”、“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飞翔的蜥蜴”，没有几个投标。
随着维珍的收入日见枯竭，我写出一系列我们能做的挽救，卖掉了弗农院的两所房子；削减了所能想到的每件东西。我在笔记本上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列出了一张表，它引发了绝望的感觉：
1 再抵押庄园；
2关掉游泳池加热器；
3签下日本乐队；
4卖出弗农院的房子；
5问迈克？奥德菲尔德是否允许我们借用他的现金；
6卖掉游艇；
7卖掉我的车；
8出租所有的录音设备；
9尼克把他的股份卖给一家商业银行或者华纳兄弟娱乐公司；
10卖掉“场所”夜总会。
我写信给维珍的全体员工，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立刻缩紧裤带：“好消息是伊恩？吉兰的新唱片直接上了排行榜的第3位，坏消息是它只卖出了7万张，刚到去年排行第三唱片销量的一半。由于我们的管理费用保持不便，所以我们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以上。”
根据尼克计算，维珍将在1980年损失1百万英镑。
“我不能把股份卖给商业银行，”他告诉我，“维珍今年损失1百万，市场份额已经毫无价值。
“但是品牌值多少？”我问。
“维珍？它价值1百万英镑，”他说，“他们认为这个品牌没有任何价值。”
维珍突然陷入严重的麻烦。1980的衰退让我们领略了商海中暴风雨的种种残酷，我们不得不第二次裁员，总共9人，占维珍唱片全世界员工数的1/6。虽然这个比例比当时其他任何公司裁员的比例都少，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尼克、西蒙、肯和我花数小时讨论我们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一个摇滚巨星可以发行一张畅销的唱片，维珍没有可以预见的收入。我们又一次检查了我们的乐队名单，削减了一部分；又不得不放弃大多数我们在牙买加签约的瑞格舞乐队，因为一次军事政变禁止进口所有商品，摧毁了我们的销售。
尼克和西蒙之间越来越紧张，他们争吵维珍应该保留哪只乐队，尼克争辩说维珍应该放弃“人民联盟”乐队，那是一直来自谢菲尔德演奏电子合成乐的年轻乐队。
“除非从我的身上踩过去，”西蒙告诉他。
“但是他们太边缘化了，”尼克分辨道，“我们没钱支撑他们。”
“人民联盟乐队就是我在这做生意的原因，”西蒙一边说一边努力控制怒气。
“你把我在商店省下的钱花光了。”尼克边说边用手指着西蒙的脸。
“瞧这儿，”西蒙举起他的腿，“再也不要把该死的手指在我面前挥来挥去。人民联盟乐队留下！”
我注视着西蒙和尼克为之争斗，明白必须出面干涉。尼克一直是我的主要合作者，最亲密的儿时伙伴，从我们16岁创建《学生》开始一直在一起工作，但是他纠缠于削减和节省花费，诚然我们处于严重麻烦时期。我再次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做些引人注目的事（这也意味着花钱），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麻烦。
尼克和西蒙陷入了一个愤怒的僵局，我在他们之间做出公断，让尼克暴怒的是我支持了西蒙，这成为铁三角关系的转折点，一直以来这种关系运行良好。我觉得西蒙在音乐上的鉴赏力是唯一能够把维珍脱出泥潭的东西，没有西蒙找到的新生代的乐队，我们将深陷泥潭。尼克认为我们想补偿损失反而会损失更多，他回到唱片店决定再去挤出点钱来。
在另一次会议上，我们争论一位新的签约乐手，他是起源乐队的鼓手——1980年9月西蒙准备花6万5千英镑以独奏乐手的身份签下菲尔？柯林斯。西蒙极度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行动，他勇敢地抵抗尼克扔过来的所有怀疑和批评。我们有机会签下菲尔？柯林斯的原因是我们录音棚业务的扩张，除了在庄园，我们在西伦敦也有了座录音棚，叫它“农村人在城里的住宅”，简称“市内住宅”。在市内住宅，我们用石头建造了第二个录音棚，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在墙上挖洞来消除所有的回声，我们用很低的价格把它出租。当菲尔？柯林斯准备录制一些独奏作品时，他没钱使用顶级录音棚，所以他预定了石头墙录音棚来代替。
12。“没有任何征兆，成功会不约而至。”（1980…1982）（1）
1980年，我不仅同尼克分开，还几乎到了和琼分手的危险境地。我疯狂地工作，来使维珍的业务顺利进行，琼越来越感到灰心，不管我多晚回家，电话铃都响个不停，每次星期六早上我们醒来时它又会响。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游艇上没人，琼已经走了，她留下一张字条给我：“我怀孕了，我害怕告诉你，我从家里逃走了。如果你想我，就给罗斯家打电话。”
当我看着这张字条，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改变了，克里斯蒂离开我后，我有无数风流韵事，我喜欢这种变化和自由。自从琼搬进来和我住在一起后，我害怕自己太重视琼，和克里斯蒂的婚姻让我怀疑是否有长久的关系，因此我没有对琼做过同样的承诺。父母也给我压力让我和克里斯蒂和好，即使没有，结婚对象也要是有大学学历、会打网球的女孩，而琼一个条件也没达到。
我记得告诉父母琼已经搬进来和我一起住时，爸妈在湖边钓鱼，一阵沉默，爸爸扔错了钓钩，它落在杂草里面。
“它被扯住了。”他说。
但是当我坐在游艇里拿着琼写的便条，想着我未出生的孩子时，我认识到我真正爱上了她。我已经享受了无数不同的关系，从没有想过后果，我想如果伴侣不强迫的话，许多男人喜欢在生活中没有孩子去四处游荡。我给琼的姐姐罗斯打了电话，冲过去和琼在一起。
琼怀孕6个月后，我在伦敦，琼在苏格兰度假。她在威廉城堡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我直飞苏格兰陪伴她做手术。实际上，她没患阑尾炎，只是有刺痛的卵巢囊肿，但是医生决定顺便割掉她的阑尾。这次手术引起了琼的阵痛，她打了麻药减少痉挛，我们立刻上了救护车设法去因弗内斯苏市找一家更现代化的医院。下雪天穿过苏格兰简直是场噩梦，每一次颠簸都让琼更加痉挛。我们到达时，她痛苦地挣扎，手术的伤痛、痉挛和保不住孩子的绝望交织在一起。
在因弗内斯苏市医院，琼不得不把孩子生下来。因为早产3个月，孩子幸存的机会很小，一个只有4磅重的女婴，按照我克莱尔姑姑的名字给她取名克莱尔。克莱尔难以喂养，医院也没有必需的设备维持她的生命。
虽然克莱尔睁开了她可爱的乳蓝色眼睛，但是4天后就死了。我现在对她的全部记忆就是她的小模样，我们两个不许抱抱或者碰碰她，她短暂的家就是早产儿保育器。她太小了，就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虽然当她睡着时，我们凝视着她的脸，对她的小手和脸上坚毅的表情大为惊异，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当我试图回忆克莱尔时，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我们房间的铁椅刮着亚麻油地毡，还有护士过来告诉我们克莱尔死去的消息时她的面容。
克莱尔活在她自己世界里，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绝望、空虚和爱。虽然她太小了，活的时间也太短，几乎就像从没来过人世间，但是在那个心如刀割的时刻，她让琼和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在最小的尿布衬托下更加纤细的克莱尔脆弱的身体，看见她是如此的美丽，她就是我们的小孩，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个小孩。
克莱尔死后，琼和我决定再要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