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全胜，要么全军覆没。
罗伯特没有再做影片，他调整方向，开始从事分销录像带和影片，这个行业比起自己制作影片风险要小得多。为了取得市场份额，罗伯特开始为所有的唱片公司分销流行音乐录像带，他还买回来很多旧影片做成录像带销售。无论我什么时候碰到他，罗伯特都在做新买卖。他曾经用广东话配音好莱坞老影片在香港发行，颇赚了一大笔。维珍影视成长为影片和录像带的大型分销商，在80年代后期销售额超过了5000万英镑。
维珍影视必须花大笔钱购买影片的分销权，比如《魔鬼终结者2》，然后从中牟利，最终，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资金负担，要求罗伯特卖掉它，维珍影视最后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MCEG。卖出维珍影视也教会我们许多售出公司的事情，售价是8300万英镑，我们以MCEG在美国上市的22％的股份来取代，然而6个月内，MCEG宣告破产，我们8300万英镑的报酬，也就是MCEG22％的股份也就一文不值。我们再也没犯过同样的错误。
维珍影视的成长弥补了维珍唱片在知识产权上的不足，也拓展了我们生存的根基，不再是音乐而已。虽然许多人建议我们应该增加在娱乐方面的投入，但是真正抓住我想象力的建议确是从天而降——1984年2月，一个叫伦道夫？菲尔兹的美国青年律师问我是否有兴趣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伦道夫？菲尔兹正寻找投资者，投资给从盖特维克到纽约的航线，那条航线自弗雷迪？雷克爵士的航空公司在1982年倒闭后就空闲了。他发给我一份建议，显然在我之前，他已经同很多其他投资者联系过，否则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不可能第一个收到，所以当我浏览这份建议时，我不断告诫自己：“别受诱惑！拒绝考虑！”
30秒钟我就能判定一个人，同样地我也会在30秒钟内判定某份商业计划，比起大量的统计数据，我更多地依赖直觉。这或许是因为我的阅读障碍症，我不信任数字，觉得它可能歪曲事实。虽然经营维珍航空的想法触动了我的想象，但是我必须弄明白潜在的风险。
整个周末，我再三考虑这份建议。伦道夫的想法是提供全是商务舱的航空公司，但是这不够，当商人不出门的日子，比如圣诞节、复活节、银行假期、感恩节这些时候，谁来坐飞机？我们必须让度假者填满空档。如果想与其他有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的航空公司有所区别，何不只提供两种舱位：经济舱和商务舱？这样会不会错过其他客户？吸引了商人和旅游者，我们会遗漏了谁呢？我列出一张租赁飞机的相关事项清单，如果我租用飞机一年，那么即使失败仍然可以明智地脱身，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避免资金流失。周末结束前，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事情限制在一年内，比如员工合同、飞机租约、任何有关开通纽约航线的事情，那么愿意试上一试。
1984年为飞越大西洋提供低价机票的只有“人民航空”。我拿起话筒和他们联络，电话占线，整个早上都无法接通他们的订票热线。我想原因要么是人民航空管理混乱——我们可以轻易地竞争，要么需求实在太多——新竞争者仍有有空间。星期六整天，我从电话听到的回答都是占线，这让我坚信应当建立一家航空公司。
星期天晚上我给西蒙打了电话，“你认为开办一家航空公司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他，“我这有份建议——”
“你一定疯了，”他打断我，“算了吧。”
“我是认真的。”
“你没有，”他说，“你疯了。”
“好的，”我说，“我现在不想它了，但是我想和你一起吃顿午饭。”
星期一早上，我打电话给位于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租借飞机，他们有一架二手飞机，如果经营不善，愿意在一年后收回。有了这最基本的资料，我准备同西蒙和肯当面谈谈。
第二天的午餐并不成功，当我告诉他们打进人民航空的热线是多么困难以及波音公司有飞机出租后，他们看起来十分震惊，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市场调查，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你是个自大狂，理查德，”西蒙说，“虽然从年轻时起就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你坚持做这件事，恐怕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工作了。我的意思是你要继续做此事，就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虽然肯没有西蒙这么坦率，但是他也认为把唱片公司和航空公司整合在一起的想法简直是个噩梦。“我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他说，“而且，如果你要再投资，我们可以签些新乐队。”
“那好吧，我们让两家公司保持独立，财务分开，这样维珍唱片没有任何风险。我已经同波音谈过了，他们能提供一份租约，如果进展不顺他们会在一年后收回飞机。维珍最大的损失就是两百万英镑。”
西蒙和肯仍然坚决地反对。
“拜托，”我努力劝说，“维珍有能力走出这一步，所冒的风险不过今年利润的三分之一，”文化俱乐部“赚的钱滚滚而来，而且这会很好玩。”
当我说“好玩”时，西蒙和肯都退缩了。“好玩”对我来说具有特殊含义，它是我基本
的商业准则之一。我已经下定决心，必须让他们信服，我解释道白手起家建立公司而不收购现存公司的原因是如果失败，我们很容易撤退。我认为这很简单，但是西蒙担心他在维珍集团的股份，而肯则觉得我玩过了头。
“人民联盟”乐队问题上的争吵是尼克和我、西蒙关系的转折点，同样，这次午饭上的争吵成为我和西蒙关系的转折点。虽然这些年里我把他惹毛了好几次，但是这次他觉得我准备把维珍和我们积攒的所有财富作为赌注，去干一个荒谬之极计划。在生活中西蒙感兴趣和热爱的东西来自艺术、音乐、书籍，以及他收集的绘画和美丽的轿车，我的乐趣却是给自己设定巨大、难以完成的挑战，迎难而上。从纯商业的角度，西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说到如何充实生活，我觉得需要不断尝试。自那次午饭后，我们的关系紧张，而且一直没有消除。
伦道夫提议公司的名称为“英国大西洋航空公司”，但是我想用“维珍”，我们同意各自保留意见。有太多东西需要学，我向一直敬仰的弗雷迪？雷克爵士请教，他来恶鬼号和我共进午餐，为我解释了航空公司的组织架构，我担心开设一家只有商务舱的航空公司会有很多限制，他一一解疑。“而且你也不要想只有不提供不必要服务的经济舱，”他指出，“那是我犯的错误。你将很容易受到削价攻击，是它让我破产。”我们接着开始讨论商务舱服务的理念，并决定用商务舱的价格提供头等舱的服务，以及按这个价格建立所有其他附加的服务；午餐中得出的两个最好的主意是提供搭乘豪华轿车的服务，和向任何坐过商务舱的旅客提供一张免费的经济舱机票。
弗雷迪也警告我小心英航公司一些激烈的竞争行为。
“你要全力对付英航公司（BA），”他说，“尽可能地大声抱怨，请国家航空管理局（CAA）阻止他们，不要犹豫跟他们打官司，他们是绝对的残酷无情。我的错误是我从未大声地抱怨过，他们毁坏了我的资金，虽然我控告他们并赢得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已经太迟了，我失去了航空公司。如果你陷入了麻烦，那么得在第一时间控诉他们。理查德，另一件事是压力，我不是开玩笑，但是你应该经常做健康检查，这个行业压力十足。”
弗雷迪刚从胰腺癌手术中恢复过来，尽管有许多问题，他依然热情洋溢，没有低头，他把我看作他的继承人，扛起了他留下的旗帜。我问弗雷迪是否介意我把维珍航空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弗雷迪爵士”，他含笑拒绝了：“第一架不行，我的名字现在有负面影响，但是当你有了更大的机队时，我会深感荣幸。”
我和伦道夫的第一个合约是对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我投资，他经营。伦道夫雇佣了来自湖人航空公司的两位主要人物：罗伊？加德纳负责机械工程，大卫？泰特负责经营业务。
“你认为这个名字怎样？”我问大卫？泰特。
“英国大西洋航空？”他嗤之以鼻，“让世界上再多一个英航？”
利用大卫的反应，我成功说服伦道夫同意把名称改为维珍航空，然后建立了我们的合资公司。
“你认为新名字怎样？”我问大卫？泰特。
“处女航空？”他又嗤之以鼻，“没人愿意登上一架叫‘处女’的飞机。这太可笑了。谁会乘坐一架没经验的飞机？”
我们约监察航空公司安全的国家航空管理局（CAA）进行第一次会谈，伦道夫和我的律师科林？豪斯一起去。看着伦道夫咆哮了几分钟后，科林溜出听证会，打电话建议我快赶过去：“我认为伦道夫正在自掘坟墓。”
我们的航空公司纯粹还是个纸上谈兵的想法，所以他们不断询问我们将做那些安全训练、如何保养飞机以及如何保证乘客们的安全。伦道夫是个没有耐心的人，面对这些他开始变得愤怒和迷惑。同样，国家航空管理局看起来很怀疑伦道夫经营航线的能力，当国家航空管理局开始问到财务上的问题时，他们盯着我说：“你必须在流行音乐方面有很多畅销品，才能维持航空公司的运转。”
“实际上，”我全力反驳，“维珍去年的利润有1100万英镑，比苏格兰航空利润的两倍还多。
国家航空管理局明确说明新航空公司必须有300万英镑的资金，然后才在理论上允许我们飞行，这只是官方的批准。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达到安全要求，那么国家航空管理局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他们的批准，当务之急是我们获得批准建立航空公司。我们在盖特维克机场附近租用了一个仓库，那里成为罗伊？加德纳和他的工程队伍的基地，并开始招募飞行员和乘务员。我们在伍德斯托克大街的佛罗里达航空公司办公室里租了办公室，依靠他们的计算机预订系统，为维珍航空创建了一个虚拟的原始数据库；大卫？泰特则到纽约的维珍唱片办公室里开始上班；一队代表波音公司的律师来到了伦敦，开始就飞机租赁进行谈判。随着为航空公司而来来往往的人不断加入，游艇变得越来越拥挤，琼和我决心在岸上安个新家。
维珍航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同伦道夫？菲尔兹的关系。由于维珍集团为维珍航空的整个财务状况作担保，只有我们控股维珍航空，考茨银行才愿意为我们延长赊帐期限。如果我们只能控制新航空公司的一半股权，他们将不会借给我们钱。由于伦道夫没有提供任何金钱，所以他只能不情愿地同意了维珍取得航空公司的控股权。
更困难的问题是伦道夫和维珍航空员工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在第一年幸存下来，那
么我们必须在六月开张，才能有效利用夏季繁忙的运输量，建立储蓄和现金流来让我们度过没有多少客人的冬天。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时间表，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工作。前一刻我们或许正在选择空姐制服的式样和菜单；下一刻已经在争论某条法律条文。我第一次听到问题来自大卫？泰特，他是由伦道夫在美国聘用的。
“我辞职了，”他告诉我，“非常抱歉，但是我不可能和伦道夫一起工作。”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如果没有大卫在美国销售机票，那么维珍航空只能胎死腹中。
“我无法具体解释，”大卫说，“就是不可能。我很抱歉，但是我祝愿你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恳求他来伦敦看我，由于他没钱买票，我送给他一张，两天后他到了。当他到达恶鬼号时，琼出去买尿布，我抱着霍莉，霍莉正在非常兴奋地尖叫。我和大卫互相笑起来，笑声都盖过了哭闹声。
“你可能认为这声音很大，”大卫说，“但是我告诉你伦道夫叫起来声音更大。我不能和他一起工作。”
大卫已经为加入维珍航空下了大赌注，他把小家庭从从迈阿密搬回多伦多，他所有的东西就是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和一个小卧室，不辞辛劳为才启动的航空公司售票。由于没有美国执照（在我们起飞前一天才能拿到）， 也就无法为维珍航空做广告，所以大卫通过在曼哈顿上空做广告来提醒纽约人维珍航空的诞生。一个春天的下午，万里无云，五架小飞机组成的编队计划喷出白色和红色的烟雾，在天空中画出“等待英国处女Virgin（维珍）”。不幸的是，就在它们结束喷烟时，一朵白云飘了过来，盖住了最后一个字母，所以纽约人抬头望去，猜测着含义模糊的信息“等待英国处virgi”。
大卫同伦道夫的争吵是为了票务系统。按照行规，所有的旅行社要求为自己的服务提成10％，伦道夫想绕过它们，通过一家叫“卖票机”的剧院售票系统售出，他们只要求每张票提成五美元，但是大卫拒绝同他们合作，他认为全美3000家旅行社售出了所有机票的90％，如果试图用一家剧院票务公司取代他们，会引来报复封杀我们。另外，“卖票机”在纽约只有6处办公地点，根本无法卖掉每次飞往英国航班的200张票。
一个航空公司的票务系统是它的生命线，大卫已经同一个叫电子数据系统的票务系统达成协议，这个系统是由美国商人兼政客罗斯所有，否则我们将没有合适的订票系统，航空公司很快会土崩瓦解。当伦道夫知道后，暴怒异常，在电话里对着大卫破口大骂，大卫无法忍受被一个29岁不懂航空业运营的人辱骂。大卫的经历进一步证实了如果我们要让航空公司开张，必须把伦道夫挪到一边去。
在伦敦，由伦道夫指定的伦敦票务系统也处于混乱之中，员工控诉伦道夫的行为说他经常突然闯入房间叫每个人离开，打私人电话。我意识到伦道夫不是经营新航空公司的合适人选，我向大卫？泰特保证，如果他留下，那么不久后伦道夫将不再找他的麻烦。
“他不会在这呆很长时间了，”我说，“你可以直接同我联系。”
在我们的整个四五月工作期间，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员工直接同我联系，伦道夫被排除在经营之外，他变得越来越难相处，最后我的律师建议我换掉票务办公室的锁，不让他进来。当计划中的首次航行越来越近时，伦道夫和我也面临交战
我仍然不明白我们是如何在最后几天干完所有的事情，刚接受培训的乘务员们来到伍德斯托克的办公室处理繁忙的话务；同波音公司的租约最终通过了，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们对我们的坚韧会非常惊奇，谈判结束后，他们的谈判代表承认卖一支大型喷气式飞机机队给美国公司都比卖一架给维珍要容易。
一次我带乔治男孩去伍德斯托克的航空办公室，他还是穿着奇怪的长袍，编织成小辫的头发扎着丝带，手套上装饰着大颗钻石戒指。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在接电话，出机票，告诉乘客航班时间表，邀请名人和记者参加首航，处理飞行杂志的样刊。他站在那注视这场混乱一分钟后，说：“还好我的双脚安安稳稳的站在地上。”
14。湖人的孩子 （1984）（1）
1984年6月19日，我们计划开张前3天，为获得国家航空管理局最后的正式批准，我们需要需要试飞，我们的硕大的飞机“少女航行者”停在机坪旁，机尾醒目的闪耀着一个很有表现力的字母“V”，多年以来，市场专家们不断分析着这个标识，还就它从左到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