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来到地下室，逮捕了我。
我相应地受到两项指控：按照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禁止为“下流的和淫秽的东系”做广告，认为提到梅毒和淋病就是下流的；按照1917年性病法案，禁止广告中提及治疗或者咨询“性病”。约翰·莫蒂默律师愿意为我辩护，通过为《Oz》杂志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所做的辩护，他获得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名声。他同意这些条律很荒谬，而且警察仅仅是出于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门内都贴有一张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
1970年5月8日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的首次听证会上，著名的工党议员汤姆？德瑞伯格为我做了生动的辩解；善友会的创始人乍得？瓦腊也作证指出学生咨询中心指点许多人去向他求助。约翰·莫蒂默在辩护中提到如果我被定罪，那么我将不得已指控政府和地方机构，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里贴类似告示。地方法官撤销了关于性病法案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没有提供治疗，只是把他们转给合格的医生，同时他将另一项指控延期到5月22日。
在案件审理期间，统计数字表明性病患者的人数在上一年急速上升，达到了战后的高峰。健康与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把这项统计数字和我的案件放在一起，试图在下议院提出修正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
“用过时的法律来限制重大疾病的防止蔓延，这种行为十分愚蠢。”她说。
在第二次庭审前，许多报纸声明我被指控是多么愚蠢，修改法案的活动声势浩大。地方法官很不情愿依据严格的法律条文判定我有罪，但是他仅判罚款7英镑而非警察所威胁的两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也认为这项法案不合情理。约翰·莫蒂默在法庭外对新闻界发表声明，他要求修改法案否则我们将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张贴性病的告示。所有的报纸都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伯克夫人的法律修正议案在第二次议会立法讨论中通过，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灵为这次轰动性的指控给我写了封私人信件致歉。
这次官司让我明白虽然我还年轻，没有钱做后盾，但我不用害怕警察或者政府机构的威吓，再加上有个好律师。
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尼克正坐在那，他不小心留下一份写给所有职员的备忘录草稿，这项计划旨在废除我发行人和编辑资格，控制《学生》的编辑权和资金，把它卖给合伙人，我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每个人对杂志的编辑方向有相等的权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背叛了我，毕竟，《学生》是我和乔纳森的点子，我们在斯托开始创建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它出版发行。我知道我想要用《学生》做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为它工作，我们挣相同的薪水，但是我是主编和发行人，重大决定由我来做出。
我把备忘录放入口袋，环顾四周工作的每个人，他们都在埋头苦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了计划。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来说，“尼克，你可否出来一下聊会天？”
我决定自己虚张声势挺过危机，如果尼克取得了其他10个人的支持，那么我想要阻止他们会很困难，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联合，我可以分离尼克和他们，然后把尼克分割出来，我不得不把友谊放到一边，解决这次挑衅。
“尼克，”一边同尼克走在街上，我一边说，“很多人到我这来，说他们不喜欢你的计划。他们不喜欢你的想法，但是他们害怕当面告诉你。”
尼克看起来十分惊骇。
“我认为你留在这不是个好主意，”我继续说，“你正在试图破坏我和整个《学生》杂志。我想我们还应该是朋友，但是我想你不应该再留下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那番话，一点也不脸红，声音平静，尼克垂下头。
“很抱歉，理查德，”他说，“我想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自己……”他越说越低声。
“我也很抱歉，尼克，”我抱紧双臂，盯着他，“以后我们在山姆里？格林继续碰面吧，但是《学生》是我的生命。”
那天尼克离开了，我告诉每个人我和尼克对如何经营《学生》有分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他们都决定同我在一起，没有了尼克，地下室的生活仍在继续。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真正的争执，虽然我很苦恼，但是必须面对。我痛恨随意批评和我一起工作的伙伴，我也努力避免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常常努力避免对他人挥舞大棒进行威胁。我承认这是个弱点，但是我无法采用这种方式。
尼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希望他继续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再次回到山姆里？格林时，我顺便去看望尼克，发现他正在吃他妈妈做的布丁。我们坐在一起享受。
除了是我相处最久的朋友外，尼克还曾掌握杂志的发行，搞清了中间的过程，尼克来之前，发行只是偶尔被重视，多半是将杂志捆好发往中学和大学的志愿者手中。《学生》在缺少尼克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我们出版了四五期杂志。当尼克告诉我他正参加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生选举时，我利用《学生》和印刷商的采购关系赶印了一批便宜的竞选海报。尼克赢得了选举，但是不久因为利用了外界的支持而被剥夺了资格。
我知道每个来和我们聊天或者工作的人会花很多时间听音乐，花很多钱买唱片。我们常常打开唱片机，每个人都会在专辑上市的那天，跑出去买滚石乐队、鲍勃？迪伦或者杰斐逊的最新专辑。音乐可使人极度兴奋，它是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它汇聚了年轻一代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也注意到决不用40先令吃顿饭的人会花40先令买鲍勃？迪伦最新专辑，专辑越不出名，要价越贵，越值得收藏。
在此之前我只是醉心于赚钱保证《学生》续写辉煌，同时为学生咨询中心提供资金，但是这个绕有趣味的商业机会击中了我。尽管政府废除了零售业定价协议，仍没有一个商店提供打折的唱片，我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唱片发行公司。
我考虑唱片的高价和《学生》读者的类型，想确定我们是否能通过杂志登广告出售便宜的邮购唱片，《学生》最后一个版本里出现乐第一个为邮购唱片做的广告。没有尼克管理《学生》的发行，它一直在苦苦挣扎，但是提供便宜唱片的做法带来了潮水般的购买需求，以及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大笔现金。
我们决定给邮购业务起另外的名字，这个名字能吸引眼球，有独立性而不仅仅迷住学生。我们环坐在教堂的地下室里，苦心孤诣寻找名字。
“滑动唱片”是其中一个不错的建议，后来一个女孩探身过来：“我知道了，”她说，“‘维珍’（Virgin 英语意思为处女、童贞的，原始的）怎么样？我们都是商业上的新手！”
“现在也没有多少处女了，”另外一个女孩笑着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
“太好了，”我当场决定，“就是‘维珍’！”
4。我准备每件事情都尝试一次（1970…1971）（1）
就这样我们组建了维珍。回头看看一直以来我们把维珍品牌用于不同的行业，我想我们选择正确，我肯定“滑动航空”、“ 滑动新娘”或者“滑动避孕套”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们小样本的市场调查证明：学生们在唱片上花了很多钱，当他们发现在维珍购买唱片只要35先令时，他们就不会在怀特？史密斯花39先令购买。我们开始在牛津街上和演唱会外分
发有关维珍邮购唱片的手册，每天的邮件从一捆增加到一袋。有关我们邮购业务的一条最好的消息是顾客们提前付款：这为我们提供了资金购买唱片。我们在考茨银行的账户开始有大笔现金流动。
在维珍邮购公司开始成长时，我试图将《学生》卖给其他杂志集团。IPC杂志集团是唯一的有兴趣的买家，我们经过了漫长的谈判，谈判在他们要求我留下当主编的会议上到达顶峰。我同意这样，但是接着错误地告诉他们我未来所有的计划（梦想未来是我最喜爱的一个消遣），我告诉与会者关于《学生》所有其他的计划：我觉得银行对待学生不公正，我想创建一家便宜的学生银行；我想创立学生可以呆的连锁学生夜总会和旅馆；还有好的交通工具，比如学生火车或者学生飞机，谁知道呢。当我激动地说我的梦想时，他们目光呆滞，认为我疯了，同时决定他们不准备让这样一个疯子在《学生》当主编，最后他们甚至决定放弃购买。《学生》静静地死去，我未来的计划不得不从此束之高阁。
我们把精力转向维珍邮购公司，订单蜂拥而至，需要仔细思考如何购买唱片和把它们送到顾客手中，需要人手帮我。虽然我们都在阿尔比恩大街过得很愉快，但是我越来越担心支付工资的压力，即使这些钱不多，但是降低成本保证盈利十分困难。只有一个人我可以依靠，就是尼克，我希望我的老朋友回来。
埋葬了尼克曾试图把我赶出去的记忆，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回来和我工作，我将赠给他新组建的维珍邮购唱片公司百分之40的股权，他立刻同意了。
虽然尼克不是职业会计，但是他小心翼翼地计算每一个便士，并以身作则：他自己从不拿一分钱，所以其他人怎么可以呢？他精打细算，节省下每个便士，当他离开房间时他总是不忘关灯，他言简意赅的打电话，他熟练地处理我们的账单。
“最后一刻才付账总是好的，”他说，“只要你定期交钱。”
所以我们立刻付账，只可惜经常都是快到期的账单。除了我和尼克，地下室里没有其他长期的雇员。临时雇员们循环进出，每星期的工资是20英镑。熬过1970年，维珍邮购唱片公司幸存下来。
然后，1971年1月，我们几乎被意外的事情弄得破产：邮局职工罢工了。在邮政工会主席汤姆·杰克逊的领导下，邮政局用胶带封上邮筒，邮递员们回家去了。我们的邮购业务即将烟消云散：人们无法给我们寄支票，我们也无法发送唱片。
我们决定开一家店铺卖唱片。我们被迫在一星期内找到店面，否则钱就会用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店铺如何经营，我们的全部知识就是，必须采取邮寄外的某种方式卖唱片，否则公司就会倒闭。我们开始寻址。
1971年怀特？史密斯公司和约翰·孟席斯公司垄断了音乐零售业，二者的营业都很枯燥和正式。唱片部一般都在楼下，店员穿着单调的褐色或者蓝色制服，看起来对音乐一点没兴趣。顾客从架子上选择和购买自己的唱片，到离开店铺不过10分钟。这些店铺不受欢迎，他们的服务一点没有人情味又价格昂贵。虽然摇滚音乐令人兴奋，但是从卖这些唱片的店铺中看不出丝毫兴奋。如果你买了新出的《门》专辑，懒散的店员毫无反应，他们只把款项记入现金记录机，一如你购买了曼托凡尼乐团或者佩里·科摩的音乐，对店员们来说，它们都一样。我们的朋友没人在唱片店觉得舒服，它们仅仅是功能性的地方，必须去那个地方购买自己喜欢的唱片。
我们希望维珍唱片成为《学生》杂志的延伸；人们可以在那里一起聚会听音乐，而不是那种仅仅想冲进去买完唱片就离开的地方。我们希望顾客呆长点，同店员聊天，真正沉浸到他们想要买的唱片中去。比起生活中的其他许多事情，人们对待音乐要严肃认真得多，某种程度上它代言着人们如何定义自己，如同他们开的车、他们看的电影、他们穿的衣服。相对于其他任何东西，青少年会花更多的时间听音乐，谈论他们着迷的乐队，选择喜欢的唱片。
维珍的首家唱片店必须整合所有的这些方面，即音乐如何适合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创造了维珍后来变个发展的理论架构。维珍唱片店是一个去了会开心的地方，我们希望同顾客联系，而不是资助他们，我们希望比其他店铺更加便宜。要完成所有的目标是有些离谱，但是我们希望追加的资金继续创造气氛和卖得便宜收到盈利，使人们购买更多唱片。我和尼克花了一个早上统计牛津街的人流量，并与金斯顿高街的人流量做比较。最后我们决定牛津街顶端是便宜的好地点。我们知道不能依靠维珍唱片的老顾客口口相传，所以我们必须引起路过的人的冲动，引诱他们走进店铺。我们估算出大多数人在这条街上经常驻足地方，我们开始租一家空置的物业，一家有楼梯的鞋店二楼是空的，所以我们上楼看看。
“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声音朝我们嚷道。
“我们在找地方开店，”我们说。
“什么店？”
我和尼克回头走下楼，发现鞋店店主堵住了去路。
“一家唱片店。”我们说。
店主是一个高大古板的希腊人，名叫阿拉丘佐斯先生。
“你们永远不会付租金的。”他说。
“对，你说得对，”我说，“我们付不起任何租金，但是我们将吸引很多人经过你的橱窗，他们会买鞋子。”
“什么类型的鞋子？”Alachouzos先生眼睛眯起来。
尼克说：“多克？马腾斯鞋？（Doc Martens）
我们保证装修唱片店，而且如果没人也过来租的话，那么可以一直免费用下去，毕竟，这是一个空房间。5天之内我们建好了唱片架，把一堆堆垫子铺到地板上，搬上来一对旧沙发，放好一个装钱的铁柜。首家维珍唱片店就要开业了。
开业前一天，我们沿牛津街发放了数百份手册，宣传我们提供打折的唱片。第一天是礼拜一，外面排起了超过一百码的长队，当顾客们开始涌进来时，我呆立一旁。首位顾客购买了“丹吉尔之梦”的唱片，我们通过邮购业务知道这个德国乐队的唱片卖得很好。
“有趣的小伙，你应该下楼，”他说，“在我排队时，有人一直拼命把多克？马腾斯鞋推销给我。”
那天生意结束时，我带钱去银行，发现Alachouzos先生在店外徘徊。
“生意怎么样？”我一边问，一边装着对我所拿的沉重的现金袋表现得不屑一顾。
他看着我，接着回望他店铺的橱窗，那里仍然堆满了没有卖出去的多克？马腾斯鞋。
“好，”他坚定地回答，“不能再好了。”
1971年期间尼克都在经营牛津街唱片店；黛比在皮卡迪利大街管理学生咨询中心；我通常看看有有什么东西可以扩展。我们正在从《学生》杂志转变为维珍公司，因此我们重新命名学生咨询中心为一个新慈善团体名“帮助！”，直到今天它仍在运行。
我对唱片行业了解非常少，但是通过这家唱片店，我看到唱片业是极好的不正规、没有严格管制的行业。它具有无限成长的潜力：一个新乐队能立刻畅销全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比如突然性狂热迷恋文化俱乐部或者辣妹。音乐行业奇妙的混合了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流行乐队自身就是品牌，在他们的舞台生涯中，仅仅以名字就能保证唱片的畅销。但是这个行业中也只有很少的乐队非常有钱，大多数乐队鲜为人知，十分穷困。摇滚音乐就是资本主义最残酷无情部分的典型代表。
作为唱片零售商，维珍不关心个别乐队的成功或者失败，只要有乐队的唱片让人愿意购买，但是我们只能获得微薄的零售收入，而且我了解唱片业最能赚钱的一环是唱片公司。
我和尼克暂时集中注意力去树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