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将放弃开店，虽然我们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但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张时，前3个月的销量会帮助交付前一家新开店的租金。
开店让我们学到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的未来十分有利，我们常常在主要街道寻找便宜的店面，花很低的房租就能吸引购物者多走几步进店。我们也选择青少年经常出没的地方，比如布莱顿的钟楼和利物浦的勇敢街，我们常问当地的青少年，哪儿是音像店的最好位置，要知道，城镇的许多人们不会违反旧俗。
唱片零售另外一个特性是唱片转化的速度。当像大卫·鲍威那样大规模的唱片发行时，你得在几个小时内计算他的销量，因此你需要监控主店，发现那天销售什么，然后利用这个信息重新布置其他店铺的唱片展示。如果那天你卖完了主打唱片，那么顾客当然会到别的店铺去选购。一旦你失去了销售一张《匈牙利小渔船》的机会，那你将永远失去这一机会。同样的唱片不会重复销售。虽然你经常存有《匈牙利小渔船》，但是你70％的销量产生在上市后的最初两个星期。
最开始，维珍唱片店形象定位为——人们来这花时间听音乐和选购唱片，尤其强调卓越和时尚的品味。随着主流唱片增多，我们希望向青少年展示更吸引人的东西。我们的商店断然拒绝销售大卖场的新潮少年男女的唱片，例如席卷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奥斯蒙德”和“The Sweet”。拒绝储存加里？格兰特和所有glam…rock明星的做法经常令我担心，因为我们放弃了短期收入，然而，西蒙提出关于风格有说服力的论点，向我保证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独特的定位，将会保持完整性并吸引更多的顾客：“这是安迪？威廉斯定律，”他告诉我，“那个市场不属于我们。”
诺丁？希尔门130号的店铺成为维珍音像店中最好的一家。西蒙开始在它楼上工作，我们又把床垫铺在店里的地板上，这样人们能够整天躺在那。当人们开始来伦敦的理由是去维珍音像店时，我们成功了。卖唱片，同顾客聊天，推荐音乐，在柜台下摸出最近的走私唱片，前往酒吧和夜总会听更多的乐队演奏，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们1972年3月在利物浦勇敢街开维珍音像店时，我骄傲地看见第一个星期的销售额达到1万英镑。一星期后销售额变成7千英镑，接下来的一周下降到3千英镑，盛夏前一周销售额只有两千英镑，我决定去那看看究竟什么问题。店铺里站满了人，摇滚迷都挤在一个角落里，摩登族在另一角，嬉皮士懒散地躺在钱柜边的地板上，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在播放，但是没有人买东西。所有人在这都很开心，但是没人去付款，同时他们使其他的购买者进不来。我们想把唱片店做成俱乐部的策略失控了。第二个月，我们的店员站在门口礼貌地提醒入店者他们是进了家商店，而不是夜总会；我们安装上更亮的灯，把营业柜台搬到窗口。保持店铺的气氛和保持盈利只有一线之隔，商店的营业收入终于回升了。
扩张过程中，我们主要的困难是采购到唱片，因为我们常年打折，因而冲击了主要零售商，以至于包括宝丽金在内的一些唱片公司拒绝给我供货，其他公司拒绝供货则是基于怀疑我们的还款能力。尼克和克里斯（克里斯是希腊人，我们的销售经理）打遍所有供货商的电话，最终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解决办法：伊令市一家叫“突然出现”并由雷蒙德·拉雷经营的小音像店，雷蒙德准备用自己的账户为我们买唱片，对他而言这是笔好买卖，因为收取百分之五的差价后再交给我们。
当我们第一次同雷蒙德做这种生意时，我们给他唱片目录加到他自己的合同里；货到后托尼或者西蒙将驾车过来装载，把他们送往三四个维珍商店。“突然出现”是一个小商店，墙壁漆黑暗淡无光，海报随时要脱落。一箱箱唱片挪进挪出挺困难，我们设法克服了。第二年，随着我们的店铺越开越多，经由雷蒙德店铺的定购的唱片数量也在增长，不久雷蒙德从唱片公司订购了数千唱片，我们得用大货车去装载。
我们一直试图同唱片公司直接打交道，但是他们继续漠视我们。不久维珍成为英国最大的连锁唱片店之一，雷蒙德店铺的景象变得十分滑稽：一队货车在前门卸完数百箱唱片后，工人们摇晃地穿过商店搬到后门，把唱片再装上另一队货车，最后将唱片运往维珍音像店。我们仍然必须交额外的百分之五差价以从雷蒙德那里购买唱片。最后，我和尼克再次去唱片公司告诉他们现实，他们同意直接卖唱片给我们，雷蒙德·拉雷作为喜剧中挣钱人的角色结束了，他的店铺又只能每星期卖几打唱片，他的会计不知道自己这个神奇的商店究竟除了什么事。
1972年，西蒙爱上了一名南美女孩，他告诉我们他准备离开维珍去智利和那个女孩一起生活；最终庄园向艺术家开放，能够录音了；已经有了20家维珍音像店，邮购业务开展得也挺好。西蒙已经和我工作了1年，但是我才意识到他对维珍有多重要：他对音乐的选择树立了维珍音像店的形象，静静地在维珍音像店呆上一下午是一种时尚。西蒙经常谈到的信誉和我们先前经历的个性销售已经产生作用，音乐新闻撰稿人现在开始讨论维珍推广哪个艺术家，当我们把一个折衷主义的德国乐队放在商店橱窗时，这个叫“丹吉尔梦想”的乐队成为话题
，唱片公司开始和我们联系，询问维珍音像店是否可以为他们的乐队做特别推广。
我努力劝说西蒙留下来，但是他仍准备离开。他的女朋友先去了智利，西蒙准备1月内就和她聚在一起。在那个月中，他突然收到女孩的信说一切都结束了，虽然他极度失望，但是很明显他的未来是在伦敦，而不是南美或者南非。由于维珍现在有了音像店和录音棚，所以我们开始谈论我们初次会面时在希腊餐馆讨论的宏伟梦想的第三部分：维珍唱片公司。
如果维珍建立音像公司，我们能向艺术家提供地方录音（我们对此收费），我们可以印刷和发行他们的唱片（我们可靠之盈利），我们有庞大还在发展的连锁店，在那里我们可以推广和销售他们的唱片（获得零售利润）。这三项生意相互整合，也有益于我们签约的乐队，因为我们能降低在庄园、生产车间的收费，能在商店和零售终端加大促销力度，使利润最大化。
我和西蒙达成一项协议，他将建立和管理新的维珍唱片公司——维珍唱片，他将拥有公司20％的股份。自此之后将同维珍音像店分离，我和西蒙想签约的首位音乐人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迈克·奥德菲尔德。
迈克·奥德菲尔德童年艰辛，他的妈妈是个酒鬼，他经常把自己锁在阁楼里，自娱自乐演奏所有的乐器。14岁时，他和唱民歌的妹妹莎丽一起出唱片，二人发展了叫民歌二重唱，同“穿越大西洋唱片公司”签约。15岁时他离开了家，和戴夫·贝德福德一起成为凯文？埃冶的乐队“全世界”的吉他手。
1971年10月的两个星期，迈克作为伴奏吉他手同在庄园录音的歌手亚瑟？路易斯签约。迈克很快开始同汤姆？纽曼聊天，一天终于鼓起勇气交给汤姆一盘自己音乐的录音带。迈克自己录的这盘磁带配上了许多不同的乐器，全长18分钟，没有名字。汤姆听过后这样描述：“极度浪漫、悲伤、刺激、有才气”，然后汤姆给西蒙放了这盘磁带。西蒙非常惊讶，他试图帮迈克接触一些唱片公司，但是都遭到拒绝了。
一年后，当我和西蒙坐在游艇上最终决定创立一家唱片公司，我们打电话给迈克，令人高兴的是他依然没同任何人签约，他觉得被唱片业彻底拒绝了，因此对我们想发行他的音乐感激莫名。他直接到游艇见我们，我建议迈克应该回庄园并在那里生活，无论什么时候录音棚有空，他和汤姆？纽曼可以一起制作他的唱片。
“但是我需要租用一些乐器，”迈克提醒我。
“比如什么？”我抽出日记准备写下来。
“一把好的电吉他、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台管风琴，一个精密低音提琴，一个好扩音器，钟琴，曼陀林，以及电子琴——”
“那是什么？”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它不是必须的。还要三角铃，一把吉布森吉他……哦，当然还有一些排钟。”
“什么是排钟？”我问。
“管状的钟。”
我写下“管状的钟”，准备在一份音乐杂志上找到所有的这些乐器。吉他要35英镑，西班牙吉他25英镑，Fender 扩音器45英镑，曼陀林15英镑，三角铃要价1英镑，排钟要20英镑。
“管状的钟要20英镑？”我说，“它们最好值这个价。”
第四卷
7。它叫《管钟》，我以前从未听说过（1972…1973）（1）
由于迈克·奥德菲尔德是我们签约的第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写合同。幸运的是，桑迪？丹尼最近在庄园录音，已经单飞了。桑迪是我的朋友，我向她要了一份她同爱尔兰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然这是一份爱尔兰唱片的标准合同，我们逐字照抄，仅仅将“爱尔兰唱片”改做“维珍音像”，“ 桑迪·丹尼”改为“迈克·奥德菲尔德”。合同注明迈克将为维珍音像制作10张专辑，从唱片批发价的90％（另外10％由唱片公司交付包装费和破损费）中抽取5％的版税。由于迈克没钱，所以我们给他大家都一样的维珍标准工资——每星期
20英镑。如果唱片发行了，我们会从以后的版税中扣除。虽然我和西蒙都喜爱迈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从未想过我们将用它赚钱。
1973年迈克感觉挺好地录制了唱片《管钟》，里面交织了一系列空想的录音，迈克和汤姆？纽曼在录音棚里面反复润色——混录、配音和调整音乐所有不同的层次。迈克演奏了20种不同的乐器，直到做了2300遍录音后他才满意。同时我们努力将庄园租给任何乐队，因此迈克经常被打断，不得不将他的工具箱搬出录音棚，让位给滚石乐队或者亚当？费思。
弗兰克是一个有名的原创、创新和玩世不恭的摇滚乐手。他的专辑，比如《我们仅仅为了钱在那里》和《黄鼠狼咬我》，充满了尖锐的嘲讽。当他来庄园看看有没有录音的可能时，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亲自驾车载弗兰克离开伦敦，热心地介绍录音棚所在庄园里奇妙的房子。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开上去，而是绕道去了邻近的伍德斯托克。我驾离大路，穿过一个大拱门后，沿着一条长长铺满碎石的车道开到一座宏伟房子的门口。
“我去停车，”我告诉弗兰克，“你可以去敲门，告诉他们你是谁。”
一位穿制服的男仆打开了门。特别有趣的是，他不认识弗兰克·Zappa，当被告知这位长发音乐家要留下来时很不高兴。弗兰克·Zappa是否知道他是在敲布伦海姆宫殿的门，而这所宫殿是马尔伯勒公爵的祖屋？
弗兰克回到了轿车，从此没有在庄园录过音。
1972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试图关闭我们的庄园，录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们的一个邻居老觉得他能听见音乐无法入睡，一直呼吁拒绝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如果我们不能在晚上录音，那么同其他录音棚相比没什么优势，乐队将不会从伦敦跑过来。
我们同这邻居展开了秘密的战争。在录音棚装好一堆锡罐，拴住底部的长绳延伸到马路，我们就整夜坐在篱笆旁，抓住长绳，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过时发出的沙沙声。但是我们得注意邻居，当听见他过来时，我们猛拉绳子，让录音棚内所有的罐子在哐当作响，无论音乐家在做什么，他们都必须立刻冲进庄园，开始装作喝咖啡，邻居所能看见的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旁。或者当他开始报警时，相同的把戏也会产生效果，警车快到时，我们立即拉绳子，几次错误的报警后，警察就不再来了，但是这个邻居仍然阻止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
当保罗和琳达来庄园录制《被通辑的乐队》时，我们依旧在玩这套把戏。那已是6月，夜晚安静却闷热，茉莉花香穿过田野。琳达？麦卡特尼一直开着录音棚的门呼吸新鲜空气，我在门口放哨，偶尔听见一点点音乐，我就跑回去关门。当我回到篱笆边时，我听见琳达？麦卡尼拉开门大喊：“谁一直在关这该死的门？”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那星期没有出现。
一天前门铃响，一对老夫妇站在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和那位邻居——索特尔先生相处不快，当我们告诉他们索特尔是唯一反对我们的邻居时，他们告诉我们索特尔当初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他们当时想改建旁边的谷仓给老妈妈住，但是索特尔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们给了他500英镑，索特尔先生就撤回了上诉。
“他就是要回扣，”夫妇俩说，“有人应该教训他。”
第二天我带了微型录音机，把一只麦克风插在衬衫里，顺便去看望索特尔先生，问他是否能撤销上诉，否则我将有破产的危险。
“嗯，我这些申诉造成了巨大的开支，”他说，“如果你支付开支，我将考虑收回。”
“多少钱？”我问。
“5千英镑。”
“这可是个大数目，”我说，“你一定请了个律师事务所打这场官司。”
“是很贵，”索特尔先生说。
“那我是否应该给你的律师开张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钱给我就行了。”
我答应会考虑他的要求，当天下午就写了封信给他，里面有复制的录音带，建议他最好撤诉。从此我再也没听说过他，庄园也允许在晚上录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刚满22岁，克里斯蒂只有20岁，去年5月我们才认识。我仍然还保存着一张婚礼前发出的请柬，上面写着：“克里斯蒂和我决定结婚，我们认为这是举行聚会的好理由。届时有一头烤猪提供，所以请过来搞定；‘脚手架’乐队将进行演奏。”
庄园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在这里举行完美的聚会。我们有乐队，幽深的庭院，装有古代壁炉的大房间，还可以去河里游泳。
我喜欢享受聚会的乐趣，聚会是在维珍生活的重要部分。毕竟，如果招待员和经理们面对面地相会，如果有问题他们就更愿意互相帮助，同样地店员会认识唱片公司的职员，等等。在维珍我们经常举行员工聚会，常常在周末远离工作，这样人们能真正发泄情绪。这些年里，虽然聚会越变越大，但是主题通常还是一样：整晚无所顾忌地玩闹。在一次聚会上员工们把我赤裸裸地铐在旅馆外的栏杆上，我设法用砖头敲掉了手铐，然后拿着消防水管冲进了餐厅大肆喷水，自那以后布莱顿和朴利茅斯附近大多数的旅馆都拒绝我们入住。
我们的野餐婚礼是一场盛宴，参加的有全村居民、维珍全体员工和当时的许多摇滚乐队。婚礼那天始终有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在教堂等待克里斯蒂到来时，一辆大型拖车开始沿着小道向我们挤过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瘦小的老夫人穿着蓝色套装，戴着蓝色帽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我来得不算太晚吧？”奶奶大声叫唤。
她的轿车在牛津被拖车撞上了，所以她押着拖车司机带她来参加我的婚礼。
父母送给我们一辆漂亮的老宾利车作为结婚礼物，配备着红色皮座椅和胡桃木仪表盘。克里斯蒂的伴娘是她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