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我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哈米德的叔叔竟然答应了。听语气他好像有点震惊，而且也不是十分高兴，但是他很快定下神来，一点儿也不显得慌乱。在内心深处，他一定火冒三丈，但他摘下缠头巾，放到我哥哥面前，感谢他答应这桩婚事。
哈米德的姐姐叫上孩子，跟我拥抱告别，还不忘给我个微笑，然后穿上蒙面长袍离开了。哈米德的叔叔也戴上缠头巾走了。到了这时，塔利班早已下令强迫所有男人必须缠头巾蓄胡子。
几天之后，我哥哥接到命令去潘杰希尔峡谷帮忙策划一起政府领导的攻击喀布尔的行动。他走了之后，萨朗关口再次封锁，人也就被困在另一头。此后40天内他杳无音信，这样的紧张心情真叫人无法忍受。要是他遇难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后来我们终于收到消息说他到巴达赫尚省去了，上司临时命令他为游击队员建立一个根据地，并组织一道新的防线。塔利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地盘，我哥哥的上司担心他们还会夺取中部、北部更多省份的领地。后来，我哥哥还是安全地回到了我们身边。
春天，嫩芽已经从积雪覆盖的泥土里冒了出来，而我却感到一阵沮丧。本来春天是新学期的开始，我真的很想回到大学校园去。
一天，嫂子叫我去给家里买菜。不知怎的，在集市上，我好像看到了哈米德的身影。每次离开一家店或是拐个弯，我都觉得看到了他，接着他又消失了。刚开始我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回到家，发现家里来了个客人，他十几岁左右，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跟哈米德家也有姻亲关系。我又开始感到沮丧，于是礼貌地对他说我想回自己的房间。那男孩跟了过来，然后一边向我道别，一边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
我关上房门，打开纸条看了起来，是一封信。我把目光直接移到信末，看看究竟是谁的来信，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哈米德，他就在普勒胡姆里。在集市的时候我眼睛没出问题，我真真切切见到哈米德了，原来他一直偷偷地跟着我。信上说，他来到本地，打算明天就来跟我哥哥谈我们的婚事。这一次，他保证能成功。
那一晚我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第二天，正如他在信里所承诺的，哈米德来到我家，提出见我哥哥。当哈米德拿出两万美元现金和一份房契的时候，米尔沙卡伊大吃了一惊，或许是有点被怔住了。尽管如此，米尔沙卡伊还是没有立即答应。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给出哈米德最期望听到的那两个字——“好的”。
虽然哈米德家远远称不上富足，但他家在巴达赫尚省有土地，为了筹钱，已经卖掉了一些。倒不是说他们家一无所有，但是，我的哥哥不这么想，因为他自己在喀布尔有四套房子，在拉合尔还有一套。
商谈婚姻大事仍然还是男性的专利，我们女人只能在另一个房间待着。默默地坐着，竖起耳朵听着自己的前途被当做一场交易似的谈判，对我来说这不是滋味。我想起了童年时代曾偷偷来到父亲的会客室外，偷听里面的谈话。听着听着，我百感交集，有骄傲、有好奇，更有无助。
当听到他们筹足了钱，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尖叫了一声。普勒胡姆里的生活真是发霉了，没有大学，没有一点儿刺激，无所事事。我不知道婚姻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比现在的日子有趣许多。
在阿富汗，订婚跟结婚一样严肃，有着几乎同等的约束力，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解约。我突然想到了解约的严重后果，耳边开始响起哥哥给我的种种警告。他总是不停地说：“法齐娅，不要嫁给这个穷小子。你想嫁给谁都可以，靠他的薪水很难过日子。嫁个有钱人，有权力的人。”不得不说实话，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你无法想象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一对新人的生活之艰难。安全保障和生存考虑总要摆在第一位，梦想只好退居其次。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塔利班势力会持续多久，这场战斗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住哪里，我是否还能到哪里上学或者去哪儿上班？这一切的一切，我心里没底。
我姐姐见我脸色发白，就一脸严肃地问道：“法齐娅，你必须做出决定。马上！如果你不想结婚，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几天前，为了不让我嫁给哈米德，我哥哥曾做过最后的努力，劝我去巴基斯坦和他的第二个老婆一起住在拉合尔，还说可以到巴基斯坦的大学里注册上学。一想到能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学医，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尽管我几乎还不了解哈米德，但跟他交往的那段时间里已经足以让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结婚的。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阿富汗男人，能够平等地待我，真心支持我去参加工作。他的确不富裕，未来也充满变数，但在我内心里依然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我的选择。
按照我家的传统，需要一个女人做出最终决定。当姐姐马里亚姆要我做决定时，我没做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她敲了敲男人们商谈室的门，走进去要求跟我哥哥说话。她把哥哥叫出房间，严肃而又勇敢地对他说：“不要再为难这个年轻人了。钱他们也按照我们的要求准备好了，是该做出决定了。要么答应，要么拒绝”。哥哥撅着嘴，然后转了转眼珠子，发出一声叹息，最后同意了，尽管显得那么勉强。
姐姐于是准备了一碗糖果，里面放了些花和一条手绢，手绢上面还有一朵红花。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条手绢。碗里的东西代表着我家人接受了男方的提亲，碗被端到房间里去的时候，哈米德正坐着。当他看见碗，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的时候，他那喜悦之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真希望能够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分享糖果是阿富汗传统的敲定订婚的方式，新郎的家人接着就会把婚礼费用放到碗里。哈米德拿了一颗糖，小心翼翼地剥掉吃了，之后又在碗里加了5000美元——他把糖果钱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他们又来吃午饭，我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忙开了。我一边淘米，一边削黄瓜，内心的喜悦爬上了脸，那顿饭菜倾注了我全部的爱。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女人们能体会到，给心爱的人准备吃的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这一定是我们的生物属性使然，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传统的。我想起了母亲为父亲烧饭的情景，她总是做得很完美，我现在做的正是如此。切菜时，我确保把它们切成可爱的一小条一小条，好让他吃得开心。
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被允许见未婚夫的。那一天，唯一的一眼是在他和家人离开的时候，我躲在窗帘后面，偷偷看他走向大门。我猜当时他是知道我要看他的，因为他突然停了下来，做挠头状。他一定也在打算偷看我一眼，但显然觉得那样太冒险了，怕被我哥哥发现。
哈米德朝车子走去，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自第一次向我求婚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的追求。这一年我21岁，终于要成为新娘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不知有多少次，我和家人幸亏由于好心人的帮助而渡过了难关。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给我们提供保护，帮我们藏起来。当然，得到这样帮助的不止是我们。在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男男女女开门接纳需要帮助的人们。邻居对小女孩们偷偷去地下室里的秘密学校上学故意视而不见，这些学校由勇敢能干的阿富汗妇女创办。尽管她们知道这样做是惹火烧身，但她们不忍心让塔利班破坏下一代的教育。
那段时期，阿富汗有许多因战争守寡的女人。这成千上万的女人失去了丈夫和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保证让孩子吃饱穿暖成了她们的职责。但是，塔利班剥夺了妇女工作的权力，于是，这些已经失去很多的妇女被迫去乞讨，靠着陌生人的慈悲施舍度日。一些人存活了下来，因为人们看到她们在街上乞讨时，不忍心从她们身边视而不见地走过。尽管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东西，他们还是尽自己的能力给一点儿。这才是真正的穆斯林。施舍穷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古兰经》也教导我们不仅在大型庆祝活动时（如古尔邦节开始时）要施舍，在其他日子里也应该一样。
我们家门前经常有人排起队，我知道这让你们俩很沮丧。这些人不是找我说话就是找我帮忙的。每天从拂晓时分开始，这些人就开始在门外排队等候了。有时候，我们还没吃早饭就已经排了一打人。我知道，你们觉得烦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提前预约，占用我的时间又长，而你们俩也需要妈妈的时间和关注。尤其是在早上，我要帮你们整理书包，享受与你们在一起的难得时光，然后才去处理议会事务。但是，孩子们，虽然门外的那些人令你们很沮丧，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我是万万不能打发他们走的。
我希望你们记住：不要打发上门求助的人们，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需要他们的帮助。
挚爱你们的妈妈全线飘“白”1997年自从成功夺取喀布尔之后，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北部攻城略地。游击队依然奋力抵抗，但是他们掌控的地盘越来越少，都已经渐渐输给了塔利班。在游击队政府控制的区域里，突然会有一个村子在某一天飘扬着白色的塔利班旗帜。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他们的支持者，只要他们与当地人民有种族联系，就会出现他们的旗帜。过去的政府根据地，诸如马扎、巴格兰、昆都士，相继插上了白旗。塔利班在北部地区扩张势力的同时，还摧残当地的文化。他们禁止妇女穿白色裤子和白色短袜。在他们看来，穿与旗帜颜色相同的服装是对他们的不敬。但是，在许多北部省份，蒙面长袍最常见的颜色就是白色，只有在喀布尔和南方才是蓝色的。在北部的大多数妇女也只有白色蒙面长袍，但是塔利班分子依旧为此而毒打她们。先是因为不穿蒙面长袍而打她们，现在是因为穿的颜色不对而打她们，这帮人真是疯了。
这时的塔利班正迅速向北部扩张，他们完全控制了巴格兰和昆都士，只剩下塔哈尔和巴达赫尚省还没有他们的根据地。一旦夺取某个省份，他们立马关闭学校，逮捕人们，这是非常野蛮的行径。他们会不经审判、不讲任何公平正义折磨人们，规则他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阿富汗北方本来比南方思想开放，现在是万马齐喑，集体震惊。
后来，一些北方盟军指挥官（就是原来的游击队员）为了自保，开始与塔利班做交易。但这两派的意见根本无法统一，因为塔利班的思想比游击队更加趋于激进主义。再则，塔利班的幕后力量均在海外，因此并不需要联合阿富汗国内的势力，这些人被塔利班利用完之后要么被出卖，要么遭到暗杀。在塔利班看来，只有两种人，要么你是他们的一分子，要么你不是。
我们原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家庭到了这时已经散居在全国各地。我的大多数姐姐仍然住在巴达赫尚省，嫁给了当地的村民。我非常想念她们。自从穆基姆死后，米尔沙卡伊变了许多。他认为已经受够了阿富汗的生活，所以决定先到巴基斯坦，再带上妻子儿女，然后远赴欧洲旅行。
还没等他施行这个计划，马苏德和拉巴尼就派人来送信，命令他去塔哈尔省建立一支军队抵抗塔利班。我们就这样跟着他去了塔哈尔，开始了另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几个星期之后，马苏德亲自从塔哈尔前往潘杰希尔峡谷组建部队，我哥哥趁机向他请求，要求将家人经由喀布尔安全送达巴基斯坦，马苏德同意了。
米尔沙卡伊脱下制服，穿上平民服装，女人们则匆匆忙忙地往行李包内塞东西。然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往喀布尔出发，来到了老地方——普勒胡姆里。因为天色已晚，我们决定留在那里和米尔沙卡伊的几个朋友过夜。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决定和我们一起回喀布尔。
除了我之外，家里的其他女人都穿上了蒙面长袍。我有一件黑色的阿拉伯式遮蔽面纱，和蒙面长袍一样，也能遮住脸。女人们起得很早，煮了鸡蛋和土豆，准备带在路上吃。路途并不遥远，但是，因为有战斗，我们不知道多久才能抵达目的地。
将近黎明时分我们动身起程。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战斗声，我们直接进入了前线。大路因为猛烈的炮火已经变得不安全，我们坚持走小道。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前方有一座桥，连接两座村庄，桥下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发出的响声就像有炮火在逼近。就在我们到达桥边的时候，一颗迫击炮弹落到桥上，将桥炸得粉碎，金属碎片和木片四处乱飞。
我们没得选择，只好下车步行。我嫂子最近刚刚怀上了孩子，身上还背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根本没想到我们还要走路，而且，她还非常不明智地穿了高跟鞋。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要走路。这条小径并不笔直，而是蜿蜒迂回的。我们还得爬过一座嶙峋的山，穿过玫瑰花园和桑树林，然后沿着小径下来，因为两边都有炮火袭来，我们险些成了被袭击的目标。好几次，许多火箭弹就从我们头上嗖嗖而过。每每这时，我们只好停下来，躲到灌木丛里。偶尔我们还可以叫一辆出租车，载我们一程。这些车子不是正规出租车，都是普通人开车载人要钱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拉人，因为实在需要钱。
有一辆车带我们进入塔利班和马苏德交火的前线。那是舒马里平原上的一条道路，横穿加布萨拉区。过了之后，就来到了喀布尔的外围。正常情况下，这条路上车辆很多，但现在几乎没有出租车敢开到这里来。我们只好加入步行大军，这不就是塔利班占据喀布尔当日逃难的人们吗？这真是个天大的讽刺。现在，曾经寂静的城镇成了战场，喀布尔倒成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饥饿的野狗在平原上奔走，不时朝人们咆哮。我在草上走的时候，差点儿踩到了一条蛇，我被吓了一大跳，因为蛇之于我就跟火箭弹一样恐怖。
就在这时，我嫂子哭了起来，她穿的是高跟鞋，怀里的男孩伊尔沙德快抱不动了。我穿的是平底凉鞋，于是主动提出跟她换鞋子。不知怎的，我穿着高跟鞋也能走健步如飞，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这是我的一大才能。
就在我们停下来换鞋子的那一刻，火箭弹来得更加密集了，我们只好再次找地方躲起来。我躲到了一棵树下，享受难得的片刻休息。我们看到树上有几个苹果，正想伸手去摘，树开始晃得厉害，接着便听到一阵长长的呼呼声—— 一枚火箭弹刚好从头上飞过，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几英尺之外，火箭弹炸开，苹果树应声而倒，叶子也被炸得粉碎。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一秒钟前，我还在树下坐着，一秒钟后树就不见了。我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死里逃生了。
我们接着走，发现很多妇女和孩子没我们那么走运，死于火箭弹之下。我哥哥看到尸体尖叫着催促我们不要停下来。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是野炊圣地，就位于萨雅德河边上。这个地方溪流湍急，瀑布流淌，颇有一番田园风味。
赶了那么多路，我们个个筋疲力尽。高跟鞋让我双脚发疼。有一户人家看到我们来了，出门招呼我们进去，还上茶、上面包和桑葚，最后还给我一双凉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