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和兄弟姐妹们会打架、吵架，互相踢来踢去，用拳头打来打去，甚至互相揪头发，但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彼此相爱，也从不会对彼此漠不关心。我还跟哥哥们作斗争，为的是能够上学，能够学会独立。尽管他们并不喜欢我这样，但还是同意我这么做。当然，他们如今都为有我这个政治家妹妹而骄傲。他们也为曾经思想够开放，帮助我实现梦想而自豪。如此一来，我们保住了家族的地位，也保持了我们家的政治名声。
我多么希望能给你们生个弟弟，一个品行良好、谈吐得体的弟弟一定会非常爱你们这两个姐姐。我敢肯定你们还会和他吵架，甚至打架，但是，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他。如果真的有这么个弟弟，我会以我那已经牺牲的哥哥的名字给他命名——穆基姆。
挚爱你们的妈妈
正义何处寻？
1992年5月
先给舒拉和莎哈扎德讲个故事：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从兴都库什山脉刮来了一阵狂风，还带来了暴雨。喀布尔灰尘满地的道路很快全是泥浆，踩上去又湿又滑。露天排水沟暴涨，褐色污水四溢，形成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水池。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几乎看不出形状的阴影在移动。那是一个男人，在漆黑的夜里大声呼吸。雨水打湿了他的胡须，像一条小溪，顺着他的身子流下去，流进了脚踝深陷的水坑里。他手里拿着一把AK…47突击步枪，这把苏联产的枪又重又滑，他松了松手，慢慢地前进。他故意往黑魆魆的泥沼里走，每一步都迈得小心翼翼，在完全踩下去之前先用脚轻轻试探。
接着，他转身朝向6英尺高的大院围墙，轻轻地举起枪，放了上去。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件武器没拿好掉到墙上发出的撞击声也能传得很远。他平衡了一下身子，停了下来，双臂举过肩部，接着双手一把抓住院墙，然后像猫一样弹了上去。他把脚指头塞进砖缝，在湿漉漉的墙面寻找支撑点。由于用力控制体重，他的手臂和背部肌肉紧绷了起来。接着，他把右手肘甩到墙头，脸贴着粗糙冰冷的水泥墙面，左腿弯成弧形一甩，勾住了墙壁的边缘。等整个身体上了墙头，他轻轻地固定好位置，扫视了一下院子，看有没有警卫。见没有卫兵，他跳了进去，脚一触地，发出了一阵溅水声。他用拇指推了一下AK…47上的保险杠，做好开火的准备。
他弯下腰，借着果树的阴影朝着正房走去。院子内一片漆黑，大雨阻碍了他的视线，他就着门上铜把手一阵乱摸。随着门闩的一声刮擦，门开了。他屏住气，轻轻地打开一条缝，然后慢慢推开，眼睛朝漆黑的房间张望。房内一片寂静，因为瓦片厚，大雨的声音在房间内听起来轻了许多，但他可以清晰地听到身上的水滴在地板上的声音。他依旧弯腰穿过客厅，手里的枪随时准备发射。凉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在大厅里，密闭的砖墙越发反衬出其响亮。他一找到卧室的门，便停下了脚步，准备好步枪，用右手拿着，像是在握一把手枪，左手去转门把手。锁开了，门露出了一条缝。
就这样，这个男子残忍地将我哥哥谋杀了。
杀手打光了枪膛里的子弹，将正在睡觉的穆基姆射死。卡拉什尼科夫枪的弹夹可以装30颗子弹，枪手打光了弹夹里的所有子弹，然后逃离现场。
我的另一个嫂子听到枪声后醒了，她和我的另一个哥哥住在另一侧的楼上。我那个哥哥想安慰妻子，对她说，枪声可能是有人朝空中开枪，用来庆祝婚礼或者庆祝赶走了苏联人的。而就在这时，一个惊慌失措的邻居突然从院子外面大声呼喊——穆基姆被人枪杀了。
穆基姆遇害时年仅23岁。他是一名法律系的学生，高大、英俊、聪明，获得过空手道黑带，在那个时代，就算在喀布尔也是很罕见的。他是我最喜欢的兄弟之一，从小到大，我们一起玩过、吵过，也打过，但彼此相爱。只要他说一句好话，我就可以笑上好几个小时；而他一句严厉的话立马会让我大哭。他、恩内亚特和我一直以来都是铁三角玩伴，还很小的时候，穆基姆就是在一名妇女的裙子底下死里逃生的。可是这一回，再也没有人能够藏他、保护他了。
这真是沉痛的一击，我甚至觉得自己身上的肉被割走了一部分。自从父亲死后，所有的兄长在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穆基姆喜欢用他家长式的权威命令我做这做那，比如叫我洗他的袜子，要不就是洗衣服。身为小妹妹的我非常崇拜他，所以并不介意他那副家长作风，我只想得到他的赞同与关注。
大多数时候，他鼓励我好好学习。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齐娅，我希望你能成为医生。”每每得知他对我怀有这么高的期望，我心里就会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但在生气或是沮丧的时候，他就不准我第二天去学校，还会用手指着我，严厉地宣布：“明天你待在家里。你是个女孩，对女孩来说，做好家务就够了。”可见穆基姆哥哥的观点还是很传统的。不过，我还是能体谅他，因为这是他缓解压力的独特方式，在这点上他有点像我父亲。通常，在跟我说不许去学校的第二天，他回家时总会给我带礼物—— 一个新书包或者是一个新文具盒。然后他又会叫我回学校，夸我是多么聪明，将来能干一番大事。如果我的其他兄长叫我别去学校，那绝对是他们的真心话。但是，我知道，穆基姆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当真。
无论是从他穿的衣服还是吃的食物来看，穆基姆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当他告诉我他爱上了大学里的一个女同学，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他才刚刚上大一，学的是法律，而她也才刚刚开始学医。当他告诉我女朋友非常漂亮时，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以前还经常指着我最漂亮的布娃娃说：“我女朋友跟这布娃娃一样漂亮，唯一的区别是她还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穆基姆追求了她4年，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从来没能够告诉她自己的感受。他经常围着她的房子转，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为的就是能够瞥见她一眼。他写了不知多少情书，但她原封不动一一退了回来。她是个很传统的女孩，未经家里同意，是不随便打开追求者的信的，而穆基姆希望能有所突破。他期望我母亲尽快回到喀布尔，拜访这个女孩的家，提出这门亲事。如果父亲还在的话，这事就是父亲去做的，既然他不在了，就该由母亲作为家长出面。遗憾的是，还没等母亲正式去提亲，穆基姆就遇害了。
挚爱的家人的死讯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我感到无比的失落。穆基姆的死就像空出了一个洞，无论什么都无法填补。你再也无法见到那个人，这样的痛苦就好比牙疼，只是牙疼还有止痛药，而丧亲之痛根本无药可解。
由于游击队和政府还在交战，警方也没办法展开调查，即使像我哥哥米尔卡沙伊这么高级别的警长也没办法将杀害穆基姆的凶手绳之以法。凶手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逃跑时掉在墙边的一只沙滩鞋，但穿这种鞋的男人阿富汗到处都是，再则，当时DNA检测也还没面世，法证手段也不流行。阿富汗还处于战时状态，战争时期死人很正常。穆基姆的遇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本算不了什么，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害，妇女遭到弓虽。女干，家庭遭到洗劫和破坏。食物和水都还奇缺，更别提正义了。
米尔卡沙伊为穆基姆的死深深自责。身为警察，他没有抓住凶手，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对穆基姆的死负有责任。他是个警长，手下有一支警卫队，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跟随。夜间，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他和家人就寝的房子。穆基姆遇害当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纪念日，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米尔卡沙伊体恤他的警卫，早早打发他们回去以便和家人在一起。穆基姆从体育馆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钟，他全身湿透，还说有一只眼睛发炎了，我嫂子从化妆包里给他弄了点眼线膏。在巴达赫尚省，妇女们常常用一种山间草药制成眼线膏，据说治疗眼睛发炎有奇效。她弄了一点儿放到他的眼睛上，然后他就去睡了。没想到那一刻竟成了永别。如果警卫在岗，枪手根本进不了屋子，穆基姆也就不会遇害，米尔卡沙伊因为打发警卫队回家而懊恼不已。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自问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是个伊斯兰教徒，有着自己的信条。我相信这些信条都是真理，它们构成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有真主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但即使有这么个信念也依然不能减轻我失去亲人的痛苦。
至于穆基姆的死，我们根本无法回答为什么。为什么有人会杀害这么一个善良、聪明、温和的年轻男子呢？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是想过自己的生活。他只想有一份工作、一个妻子和一个家庭，他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可他的生命顷刻之间就被夺走了。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临死之人必须三呼真主安拉，可怜的穆基姆都来不及这么做。
来不及跟爱的人道别，这个我渐渐地习惯了。至于为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也没意义。那段日子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等你们长大一些就会明白忠诚的含义。忠于信念，忠于家庭，忠于朋友，忠于邻居，忠于祖国。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忠诚就会接受严酷的考验。
你们必须忠诚于既真又善的伊斯兰教信念，即使你力不从心也不要忘记帮助并关爱周围的人们。对家庭忠心至关重要，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如此。我们的家庭纽带不能因为死亡而断裂，但你们也要牢记缅怀先人不能以生者为代价。你们还要忠于朋友，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为。如果他们也是你真正的朋友，那么他们也会忠诚于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出手相助。
你们还要忠于阿富汗同胞。并不是所有的阿富汗人都整齐划一，一个样，我们的同胞讲的语言不同，生活的方式也有差异，但是，你们要接纳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别，更不要忘记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我们的祖国——阿富汗。
你们一定要忠于国家。如果不忠于祖国，国将不国。你们一定要辛勤努力，为你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而壮大我们的国家。
忠诚是一门很难学习的课，但是比它更有价值的课真的不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内战不休1992~1993年能够回到喀布尔我感到很高兴，并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以前的生活。只是，现在战争全面爆发，我以前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依旧住在马克洛里安区哥哥家里。马克洛里安翻译过来大意是“居住空间”，那里的公寓是苏联人用最先进的科技建成的，比如中央热水供应系统可以同时满足十几幢楼的人使用，每幢楼有50套房子。马克洛里安区的房子虽然几经炮火，但至今屹然挺立，足见苏联人的建筑质量之高，就连热水供应系统仍然能正常工作。如今，这个小区的房子很抢手，人人都想在那里面安家。
我终于能够继续在喀布尔上我的英语课了。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我舍不得放弃。为了上这门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上街行走。街道现在已经成了战场，游击队的领导和他们的部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喀布尔被分割成好几块势力范围，中央部分、海尔汗纳、马克洛里安、王宫周边由游击队政府掌控。时任总统布尔汉努丁 · 拉巴尼来自巴达赫尚省，曾经是一名将军，跟我家交情很深，所以我兄弟在内政部的位置比较高。有“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是国防部长。
喀布尔的西部由一个名叫马扎里的人控制着，他是哈扎拉族的首领。（哈扎拉人据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外表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圆圆的脸，大大的杏核眼。他们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属于少数派，占绝对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喀布尔远郊有一个叫帕格曼的地方，由赛义夫和他的手下掌控。还有一个地区则被乌兹别克族首领阿卜杜勒 · 拉希德 · 多斯顿控制，此人是出了名的恐怖。就在城墙之外朝南方向，是希兹布族首领古勒卜丁 · 希克马蒂亚尔的地盘。还有一个希兹布伊斯兰教首领阿卜杜勒 · 萨布尔 · 法里德 · 柯西斯塔尼担任总理。
在抵抗苏联人时，他们结成联盟——即北方盟军，因为大多数人来自阿富汗北部地区，并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现在他们却为了夺权而互相厮杀。随着国内战争的升级，临时的忠诚就像天气随时发生着变化。
反对游击队政府最强烈的要数希克马蒂亚尔，他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格。每天，他的士兵在喀布尔边上的军事高地发射几十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到集市、学校、医院、花园里，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伤。有时候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前一秒还支持政府的士兵转眼之间倒戈相向，开始厮杀。几天之中，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命，而这群人很可能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这样的互相残杀是个误会，现在他们又开始支持共同政府了。公众根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想不到。
从家里到我学英语的地方本来不远，打个车很快就到，但要经过好几个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有些小区我可以绕开，但有些相当危险的地区却是不得不经过的，相当危险。我的路线绕来绕去，挺复杂，而且经常要根据某一政治集团是否占上风而改变。从街上的行人那里获取情报对我选择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对出租车司机寻找稀少的汽油供应而言更是如此。
持枪的士兵一队又一队在街上走过，除此之外，你还得提防狙击手，他们的子弹可不长眼。一声步枪响，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就有一个可怜的生命扑倒在地；绝望地出来找食物、找水、寻药的人也有可能就此死亡。重要的十字路口和破旧的房子里常常都被架上了机枪，位置是精心挑选的，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获得最大的火力面积，总之是尽可能让敌人暴露在枪口之下。你最多只能瞥见他们的头部，那还是躲在废墟里，被障碍物遮掩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透过准星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车子最容易引起注意，也是最容易致命的，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最快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好几次，我坐的出租车成了炮火的目标。
有些路段是指挥官们袭击的目标，侦查员每当见到车子经过，就发出信号，指挥官只需下令开火，汽车、卡车或者坦克就被炸上天。我记得有一次火箭弹从一条街道上朝我们射来，好在我们的头顶刚好有一棵树，树枝就像一只手，专门等着去接发射物。火箭弹撞上树枝后爆炸了，街上立马全是弹片和折断的碎木，我们加速前进，很快逃出了火力范围。要不是那棵树，火箭弹早就将薄脆的车子炸得粉碎，我和司机也肯定是同样的下场。
很少有司机愿意为了挣那么点微薄的车费而冒性命危险，那些不怕死的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出去开车就有饿死之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