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弓虽。女干。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弄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做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弓虽。女干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防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的景象。现在，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被炮弹炸平，横亘在我和穆基姆的墓地之间。
我紧张地走着，心想母亲应该就在前面。我开始发现了尸体，不是刚刚被枪射死就是刚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还没开始肿胀。我心里一阵害怕，但与其说是害怕死亡，还不如说我是因为想到这些尸体是一个个家庭的成员，想到明天，说不定我家里的某个人也会有这样可怕的下场。
等到了一个叫代马赞的地方，我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后座已经被司机撤掉了，他正往车上装尸体。他浑身是血，身上的白色衬衫被染成鲜红的一条条，口袋和纽扣周围更是鲜红。他的车子简直像一个屠宰场，装满了战斗中遇害的男男女女，有缺胳膊少腿的，有脑袋和躯干被炸得粉碎的。血流到了司机脚下，积成一个小池，透过锈迹斑斑的下水道洞口，消失在灰尘满地的路上。司机显然震惊了，汗水浸透了衣衫，但似乎还想往车上再多装一具尸体。在伊斯兰教里，人死后越早埋葬越好。司机或许想都没想自己正面临危险，他只是认真地做着这件严肃的事，仿佛他装的是一袋袋的大米。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这奇怪的一幕。那个炎热的夏夜，整条街上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唯一的声音就是炮火声和勇敢的中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让一群素昧平生的战争受害者得到像样的安葬时发出的喘息声。
等他发现车子里再也装不下尸体了，才发动引擎，车后冒出一股蓝烟。他朝医院方向开去，后门就那么开着。车子经过凹凸路面时，尸体随着车子的摇晃而甩来甩去。看着这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们，我想到了我的家人。看着这些无名的受害者，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家人的影子，他们互相交错，任我怎么努力都挥不去这样生与死的错位。快到墓地了，我得赶紧去找母亲。
天渐渐暗下来，经过喀布尔大学的时候，一群穿制服的男人朝我喊，他们问我去哪里。
我不作声，低下头加快脚步。其中一个男人举起枪，又问了我一次：“去哪里？”我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枪。
“我去找哥哥。听人说在前面的拐角处看到了他的尸体，我想去核实情况。”我随便撒了个谎。他想了想，然后放下了枪。“好吧，走。”他说。我急忙走开了，心扑通扑通直跳。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想他们可能做出比杀死我更糟糕的事情。
坟地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尘土飞扬。战争过早地结束了很多人的性命，新的几座坟墓挤在一起，粗糙的墓碑立在地上，基部堆了几块小石头作支撑。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埋的是有身份的人，墓地周围还围了铁栅栏。如今在这寂静的地方，栅栏长满了铁锈，绿色的旗帜破旧不堪，随风抖动着，那是用来纪念死者的。
母亲弯着腰跪在坟头。我看到她在慢慢地整理穆基姆坟上那束鲜艳的黄色丝绸玫瑰。她很专注，我走到她身边了也没察觉。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抚平穆基姆的照片，身子在战抖，照片上的穆基姆年轻又英俊。母亲转身看我，我站在那里，眼泪扑簌直下，既有找到母亲的喜悦，也有看到这一幕的悲伤。
我不能自已，在她身边跪了下来，两人抱着哭了好一会儿，接着说起了哥哥，说起了我们有多么想念他。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要在夜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难道她就没看到那么多死人，那么多持枪的男人，难道她就没想过我会有多担心？她抬起满怀悲伤、泪水纵横的脸，仿佛在说“你知道原因的”，然后马上又低下头看照片去了。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都没意识到天已经很黑很晚了。因为战火，没有几盏街灯是亮着的。我开始变得非常害怕。我们不能像来时那样冒险回去，一是太远了，二是太危险。于是我们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天色完全暗下来，然后悄悄从坟地走出去。我们从一条非常熟悉的捷径走向父亲当国会议员时留下的一座房子。房子位于城市边缘一个叫巴格巴拉的地方，与著名的地标洲际大饭店相望。洲际大饭店是喀布尔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大多是退休的政治家。我父亲的几个亲戚住在巴格巴拉为我们看房子。今晚我们肯定回不了家，但如果能够到那所房子里至少我们能脱离危险。母亲和我悄悄地沿着小胡同走，一个声响或一个紧张的动作都有可能引来子弹，所以我们几乎是寸步前行的。爬上山，我们来到了安全地带。
房子是按传统的喀布尔风格建造的，用的是大块的灰棕色砖头。房子宽阔结实，开的是小窗，冬暖夏凉。倾斜的屋顶盖着弧形瓦片，与小山平行。屋后是一个小院，里面种了水果和花。用力敲门的时候，我心想的是屋后的树木还在不在。亲戚开了门，很显然被我们突如其来的拜访吓到了。他们还以为是游击队员来洗劫了，要不就是来屠杀。认出我们之后，他们马上把我们拽进屋，关上门。终于安全了，我松了口气，但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到这座房子，心里有点难过。这是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居住的地方。我母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又哭了。我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筋疲力尽，除了哭实在没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亲戚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和一些食物，可我们俩什么也吃不下。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我们终于勉强咽下一点点。毯子拿来之后，我们就去睡了。母亲坚持要睡穆基姆的房间，那一晚我们俩都没睡。我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想起哥哥，想着那天见到的可怕经历。看着我的祖国发生内乱，这是多么痛心！出租车司机往车上装尸体，这是那一天看到最有人性的一幕了；一位母亲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去哀悼死去的儿子，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为什么手拿枪械的阿富汗士兵在过去能勇敢地抵抗苏联人，解放阿富汗，如今却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而糟蹋这个国家？母亲蜷缩着，膝盖弯曲，触及胸口，整晚都在哭，为失去儿子痛心不已。那一晚似乎特别漫长，天迟迟不肯亮，在某种意义上我倒希望它真的不亮。黎明时分，房间亮了，从卡拉什尼科夫枪里射出的几环子弹（也就是杀死穆基姆的子弹）留下的弹孔依稀可辨。此情此景似乎更加坚定了母亲的决心，她的决心和实用主义回来了。那天早上，她给我泡了暖暖的绿茶，然后坚定地宣布我们要从马克洛里安公寓搬到这里来，这样就能离穆基姆的坟墓更近。母亲的逻辑一如既往的完美——如果你非穿过战区不可，那就尽量缩短路程。
但真正的原因是她想住在这里，这里让她对穆基姆有更加真切的回忆。房间里有小单人床，被子上布满弹孔；他的套装和其他衣服依然挂在衣橱里面；小书架上有他的藏书和柔道比赛奖杯，书架上方的墙上依次钉着黄色、棕色和黑色柔道绶带。这些遗物给母亲带来悲痛的同时也带给她安慰，似乎拉近了她与穆基姆的距离。
这座房子本来是欣赏城市风景的一个好位置，但是，从城中一直到山脚没有一丝好风光。相反，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底下的城市在疯狂地激战，就像在看一部恐怖片。机枪嗒嗒嗒嗒地吐着子弹，火箭弹嗖嗖地飞过，一碰到建筑物就轰然爆炸。从我们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双方交火的场面，曳光弹把黑魆魆的天空照得通红。我还看到战士们排兵布阵向敌方阵地发起新的进攻的场景。
城里的一些房子外墙涂有彩色泥浆，一天，我正在观看战斗，突然一个火箭弹直接落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粉红色房子上。爆炸引起大地剧烈震动，房屋上的几块巨石也被炸飞了，起码飞出一百多米。刚才还是房屋挺立的地方顷刻之间变成了粉红色云团，纷纷落到周围的建筑物上去。我看到有一座蓝色房子也是如此下场，就像烟花爆炸后一样，房子顷刻间化为乌有，唯有一团蓝色烟雾纷纷落到街上，可怜的屋内居民也被炸得粉碎。
对我来说，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理工大学遭到战火的袭击。这是苏联人创立的优秀高等学校，是当时他们创办的众多类似的教育机构中的一所。所有阿富汗人都希望苏联侵略者滚回去，但同时也感谢他们改善了基础设施，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许多高中毕业生在这所理工大学学习过，苏联人撤回去之后，该大学依旧对外开放，培养了许多计算机科学、建筑、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就连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也是这里的毕业生。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到这所学校学习，可是，这个梦想在理工大学被炸毁的那一天破灭了。那天晚些时候，战斗渐渐平息了下来。我不知道谁会故意朝理工大学发射火箭弹，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轰炸理工大学和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人将大学作为基地，或许这不过是个意外，可是无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当火箭弹在图书馆边爆炸时，我震惊得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就像是在看一部惊悚片，不想看恐怖场面，但没办法转移视线，我只能继续看着。只见浓烟慢慢退去，火势越来越旺，沿着刚炸开的口子不断蔓延。图书馆内是成千上万的书籍，它们曾经教育过多少阿富汗的年轻人啊！这些书此刻成了燃料，把火越烧越旺。当然，消防队是肯定没有的了，也没有谁冲进去拯救可以改善国家、教育人民的知识。除了我，似乎也没有谁关注过这场灭顶之灾，我一直看到上床睡觉的时间。我是木然上床睡的，心里始终在牵挂着：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文献以及学识，竟然就这么付之一炬！但我也有深深的愧疚，毕竟也有人被烧死，而我却只关心书。
母亲很快在这间屋子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她醒来后吃点简单的早餐——圆盘面包和绿茶，然后冒险去给穆基姆上坟。她会抄近路下山，穿过胡同，经过岩石突兀的小径，最后悄悄穿过平地，来到坟前。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眼睛总是哭得肿肿的。
这样的生活让她闷闷不乐，尽管危险重重，但似乎也让她更坚强。回家之后，她通常又忙这忙那的，尽管亲戚们住在那里守护财产，但并没有将屋子打理得像个家。母亲便着手这项事务，整理、装饰，清洗家具、晾晒衣物、拍打地毯、清洁餐具，直到黑的泛黑，铜黄色的泛着铜黄色。院子里也清扫过了，不留半点垃圾。
有时她会到穆基姆的房间坐着痛哭，但她从来不去打扫这个房间，所以还保持着我们来时的模样：破旧，弹痕累累。我们都认为，不管住多久，穆基姆的房间都应该始终保持不变，除非母亲有另外的打算。哥哥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仿佛依旧活在我们中间：阳光、英俊，正如他坟上的丝绸鲜花——我们尽量不去想他临终时的暴力场面。
我的哥哥米尔沙卡伊打算每天都来看我们，说得委婉点儿，他并不喜欢母亲住到这里来，但他理解母亲的用心，准备让我们暂时住下。有时他会带上我姐姐和嫂子，每每这些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一顿和平时期常吃的饭。我们聊聊天，说说笑，可是，说笑归说笑，大家对未来的担心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
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