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哭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尸骨如山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我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慑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大幕背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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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序（2）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
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
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
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二十万册；
张春桥，十五万册；
王洪文，十三万册；
姚文元，五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的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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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序（3）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二十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被我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六时离家，八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虹§桥 虫 工 木 桥 书§吧§
第4节：序（4）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方面军〃。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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