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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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节：末日的疯狂（14）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1976年9月18日夜
几点说明：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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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节：末日的疯狂（15）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 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欢◇迎访◇问◇。◇
第132节：末日的疯狂（16）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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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预感末日来临
姚文元已经清楚地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姚文元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只是他不敢把这封信在〃四人帮〃中传阅。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他便谈到这封来信：
问：继续交待向你提出的问题。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了很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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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节：末日的疯狂（17）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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