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某些人甚至建立了贵族长子世袭财产。
郡守人选更换的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科多尔郡的郡守最先是一位前制
① 科芬纳尔…迪巴伊是罗伯斯庇尔派的雅各宾党人，1794 年为巴黎公社（革命市府）的领导人之一，热月政
变之夜，曾率一队炮兵营救罗伯斯庇尔派的国民自卫军司令安里奥，但未能挫败热月反动。拿破仑在参政
院仍重用大革命时期的活跃人物，可见参政院的构成未变。——译者
宪议会议员，接着是一名保民院成员，以后是莫莱，最后于1812 年这个职位
移交给科塞…布里萨克公爵。②此外，大革命的幸存者象让邦·圣安德烈那样
对过去的革命事业矢志不移的诚属凤毛麟角。在马赛，蒂博多出于明哲保身
和利禄熏心，并在他妻子的影响下，变成了反动措施的主谋。①这些郡守跟着
主子亦步亦趋。起初，郡各级议会还否决某项支出，检查帐目，提出各项建
议；但是由于否决的经费被官方强行通过，提供作证的文件遭到拒绝，提出
的建议无人理睬，各级议会也就意气消沉了。通过填补空额对议员陆续进行
清洗；1809 年，在罗纳河口郡，郡议会出缺七名，一下子就补进了六个贵族
或官员；在加来海峡郡，阿图瓦贵族纷纷进入了郡议会。②郡政务厅人员和县
长的更换也是如此。从北滨海郡看来，革命人士在西部能够坚持保住职位，
因为西部的舒安分子依然十分猖獗。至于公社一级的市政府，困难始终是难
于找到能力相当的人充任公职；市议会的成员经常不能满额，或是不足法定
人数，难以召集会议；至少应该有一个市长，结果郡守不得不起用大地主，
即使他们是敌视现政权的。关于小职员、秘书、乡警等情况就更糟糕，所有
的行政机关大抵如是。人民当时还不能提供受过相当教育，并能廉洁奉公、
称职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吏。某些郡守试图通过派出巡回秘书或视察员来
实现直接管理，如下来因郡、加来海峡郡、默尔特郡都曾试行；但是他们不
得不要各个已经负债累累的公社来偿付这些人员的薪俸。因此我们不能无视
当时地方行政机构中种种不够完备之处；地方行政机构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改善。但尽管如此，它们为拿破仑提供了他所要的一切：金钱、人员、
维持秩序。
要知道中央集权实现到什么程度，这却是一个问题。自共和十一年起，
郡守为没有留给他们较多的主动权而发牢骚，他们指出，由于必须和中央各
部通信联络，他们有时接到相互矛盾的命令；他们的部下也抱怨，由于事事
要向巴黎请示汇报，以致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然而，某些郡守相当大胆
放手行使他们的职权，包括发出即刻逮捕的“密札”；1805 年，德·布里在
杜郡擅自发行一次强制公债。皇帝指责他们扮演了暴君的角色，这个指责真
是好笑，而各部大臣有时也对这些郡守表示不满。内政大臣蒙塔利韦于1812
年写道：“一般地说来，各郡守愿意怎么说就向我怎么 说，愿意说多少就说
多少。但是我看得更清楚的是：我们对下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当
拿破仑真正想了解情况，或是“重新发动机器”的时候，他就象救国委员会
那样派出一些特派专员；1812 年就是这样。此外，中央权力在各郡还受到当
地的或不是出生当地的重要军政人物的潜势力，尤其是主教的势力的抵制，
主教虽然不公开对抗中央权力，然而却干预地方官员的遴选和行政管理的细
节。总的说来，可以说中央集权比1789 年以前推行得更严厉，但是由于交通
缓慢，郡守还能保有独立性，所以中央集权的程度根据距离远近、情况不同
和郡守个人性格而有所不同；随着执政府时期各郡守的相继去职和国家的安
② 科塞…布里萨克是法国旧制度时期的世家豪门，十六至十七世纪出过三个元帅。拿破仑重用旧王朝归附人
员的趋势，举出这个姓就是有代表性的。——译者
① 让邦·圣安德烈和蒂博多都是前国民公会议员，后在执政府和帝国出任郡守，但前者不改初衷，后者晚
节不终。——译者
② 阿图瓦为法国旧省区之一，路易十四时并入法国，以阿腊斯为首府，1790 年废省改郡后大部划入加来海
峡郡。——译者
定，中央集权取得了进展。
司法部门的改组一直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人们很快就对共和八年比较
仓促挑选出的人员啧有烦言。拿破仑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进招聘人员的办
法：共和十二年，他创办了法律学校，1808 年增设了具有咨询权的见习法官。
从1807 年起他就认为清洗司法人员的时机已到，一项元老院决议案把这项工
作交给一个委员会办理；在一百九十四名被揭发的法官中，该委员会建议撤
换一百七十四名；事实上，1808 年3 月24 日的敕令撤了六十八人的职，批
准了九十四人辞职。与此同时，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在完成。民事诉讼法是在
1806 年完成的；商法于1807 年，刑事诉讼法于1808 年，刑法于1810 年完
成；农法也已编纂，但是没有颁布。在这些法典中，1789 年的精神没有完全
消失。参政院保持了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丝毫未予削弱；参政院尽力把行政
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开，确保法官的独立性，坚决维持判决陪审团制度。但是
同时资产阶级也可以信赖参政院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和势力，只要它们不损害
参政院视为公益的国家权力；参政院所有成员，不论是革命人士还是旧政府
的人员都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是阶级利益，毫不犹豫地愿意牺牲他们的
原则。波塔利斯说：需要就是法律；贝利埃证实道：没有任何一条理论不向
需要让步。这些特点已经表现在《民法典》上；以后的几个法典更为显出这
一反应。
最初的两部法典很近似科尔贝尔的各项法令。特别是《商法典》不很适
应经济发展的情况，譬如有关保险和公司这两方面就不很适应：虽然《商法
典》仍然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准范围只限于承认合名公司与合资公司，
但是《商法典》至少已认可合股者的责任以所投入股份为限，而在此法典颁
布以前的判例对这点是不明确的，某些判决强制合股者以其本人全部财产承
担公司的责任。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期票的讨论。由于认识到经济的发
展取决于信贷的发展，也就是取决于银行的安全，有些人主张一个私人在拒
绝清偿本票的情况下应视同商人，因而得受拘留处分，责令清偿。莫莱却成
为反对派的热烈的代言人，他认为：这样做是仿效英国，是为了对少数自私
的商人和银行家有利而牺牲了人身自由，因而是背离了普通法；法国无疑应
该经营商业，但是首先应该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这些反对派明确地指出：如
果受贸易和金融方式的支配，公民们就会把积蓄作为终身年金存入这些机
构，把总是不稳定的动产财富放在首位：这就不会再有大家族和阶级，从而
势必慢慢地破坏君主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些能够诱惑拿破仑的理由，尤其是
在这个时候。然而拿破仑的睿智豁达占了上风，他主张折中的办法：决定私
人如果进行商业交易而签署了期票，那么他就可被视为商人处理。
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主要是最后两部。这两部法典于1810 年开始实施，
就在这个时刻，4 月28 日的法律又一次改组了司法机关，赋予它以后保持很
久的形式，唯一的例外是这个法律所赋予区首府以外各市长的违警管辖权，
不久就被剥夺了。这一法律规定了任命法官的方式和条件，以及有关他们的
纪律；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又进行了一次清洗：巴黎上诉法院的三十一名法官
被清洗了八名。这些变动似乎并非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但是司法部门人事
构成的变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朝同一趋向演变；在贝藏松，旧高等法院的
两个院长和五个法官又进入了法院。不管怎样，革命人士在司法部门更好地
保持了他们的权力，因为司法人员是终身任职的，只有几次清洗是例外的情
况。
镇压机构还在加强。检察院得到确定的组织形式；预审完全是秘密进行
的；保安法官没有了，起诉事务集中在检察长、总辩护官和预审法官的手里；
郡守又取得了任命判决陪审团的权力；起诉陪审团取消后，它的职能转移给
上诉法院中的一个法庭。特别法庭以“普通特别法院”名义保留了下来；但
是只有军人充当法官了；此外，在陪审团暂停时或镇压某些重大罪犯时，还
设有“非常特别法院”；在1810 年这一年出现了“海关特别法庭”。按照宪
法规定，元老院还能以有损国家安全为理由而撤销陪审团的判决；1813 年，
元老院把刑事罪法院已经释放的，被控告走私的安特卫普市长移送到一个特
别法院。至于刑法，虽然不恢复拷打酷刑，但恢复了烙面、枷刑、对弑父母
罪犯的砍手刑，以及剥夺全部公民权。
尽管加强了刑事制裁，帝国和执政府一样并不单独依靠它，而是更依靠
行政镇压措施，也就是说依靠警察。先是在大臣富歇，以后到1810 年在大臣
萨瓦里的领导下，由负责各“警务区”的参政官执行；自1808 年起，还在都
灵、佛罗伦萨、罗马和阿姆斯特丹等地派驻总督导官。中央集权化没有向前
推进得很远。各郡守因为并不只是听命于富歇，所以能保留自己的职权。各
参政官和督导官都直接与皇帝通信联系，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1811 年由帕
斯基埃继任）也都如此。宪兵队有自己的长官，和警察相互竞争；1808 年下
卢瓦尔郡的郡守指出：他们自命“是武装的法官，负责监视所有的文官”。
在皇帝的心目中，理想的制度是对任何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都有一份包括
最近情况的案卷。富歇已经编制了一份舒安分子的名单；拿破仑想制订一份
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的统计资料”。他了解很多情况，但并非能洞察
一切；郡守们本来最可以向他提供有关私人生活的情况，可是他们一般都很
谨慎。告密者和拉瓦莱特的书信检查局依然是收集情报的主要手段。
警察局更为可怕，因为他们可以任意拘留，私设公堂；除了监狱之外，
警察局还利用疯人院。诗人德索盖斯因为在1804 年曾擅自发表了一首著名的
讽刺短诗（“是的，伟大的拿破仑——一条伟大的变色龙”），圣路易的一
名住院实习医生富尔因为在1804 年12 月5 日颁发鹰徽时曾高呼：“不自由，
毋宁死！”两人都被当作疯子而监禁起来。全国人人自危，而军需供应商拉
萨尔不但已被皇帝取缔买卖，而且还不经审判就被捕下狱。即使一旦被释放，
事情也并未了结：很多人被指定住所并受到监视。最后，1810 年3 月3 日的
一个敕令恢复了“国家监狱”，并规定监禁必须根据大法官，即司法大臣和
警务大臣的提议，由枢密委员会下令执行；但实际上是很少去征求他们的意
见。在拿破仑的眼里，行政拘留不仅是用来扼杀反抗力量，而且当陪审团受
到恫吓或缺少法律上的证据时，还要用来惩罚违反普通法的罪行。难怪人们
说到“政治犯”，无不谈虎色变，对于警察无法无天、滥用职权，也是看得
清楚无误的。下卢瓦尔郡郡守指责宪兵进行欺诈、勒索甚至谋杀的行为，他
宣称：人们对宪兵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很难提出证据来反对他们”。郡
守们自己对有势力人物的要求也只得让步， 1808 年，旧军官德斯皮努
瓦·德·圣吕克准将只根据市长，即他自己的债务人的口头命令就在索姆郡
被捕。因此，1810 年的敕令指令对各监狱每年进行一次检查。但并不是所有
的监狱都受到检查，而皇帝也只审阅一部分案卷；1811 年，在被提出审核的
八百一十个犯人中，皇帝释放了一百四十五人；1812 年，在三百一十四人中
释放了二十九人；1814 年估计有二千五百名囚犯。至于元老院负责维护个人
自由的委员会，它并不主动要求调阅囚犯的名单，而只是在接到请愿书后才
进行干预；1804 年，委员会在一百一十六名请愿者中使四十四人获得了释
放；富歇的消极抵抗很快就使委员会感到沮丧。总之，从1800 年到1814 年
法国生活在嫌疑犯法律①的制度下；但是拿破仑注意在执行时不要扩大化，他
明白恐怖如果只打击一小部分人就不会引起反对，而且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其
效果。
能说会写的人特别引起注意。法兰西科学总院曾如此信赖拿破仑，也未
能得到宽待；自1803 年起取消了政治和伦理学部；1805 年拉朗德重印了马
雷夏尔②的《无神论者字典》之后，皇帝谴责他“老迈昏庸”，并且禁止他出
版任何作品；夏托勃里昂就任法兰西科学总院院士的演说词（其实已禁止他
宣读）激怒了拿破仑，拿破仑威胁要取缔语言和文学学部（即革命前的法兰
西科学院），斥之为“一个讨厌的俱乐部”。每个沙龙里都有警察局的密探，
院士艾斯曼纳尔也是其中之一。至于律师，拿破仑憎恨他们：“这是一伙肇
事分子，是罪恶与叛逆的祸首。。我想把那用来反对政府的律师舌头割下
来。”1804 年，他强制律师向法庭申请注册；直到1810 年12 月14 日他才
又准许他们选出律师公会会长和一个纪律管理委员会；即使那样，他们还是
只能向检察长提出候选人，法庭也还是有权惩处他们。
拿破仑同样地讨厌“印刷品，因为它诉诸舆论而不诉诸当局”。他写信
给欧仁说：“必须印刷得很少，越少越好。”从1805 年开始，各报必须向警
察局呈报帐目，并缴出三分之一的收益，以支付负责监视它们的政府代表的
薪俸；1807 年夏托勃里昂的一篇文章使得《信使报》遭到取缔；1810 年8
月决定每郡只许有一种报纸，因此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了；10 月，萨瓦里迫使
巴黎的报刊减少到四种，其中还包括《政府通报》；1811 年2 月，这四报之
一的原《论辩报》从贝尔坦兄弟的手中夺了过来，因为他们有私通英国的嫌
疑，该报改组为合股经营，警察当局取得了三分之一股份，改名为《帝国报》；
9 月，《巴黎日报》和《法兰西报》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控制书籍的出
版，1805 年再次强制印刷商领取可撤销的个人执照并宣誓效忠；警察当局可
以随意决定没收他们的印刷品；富歇在他原有的新闻局外，又增设了一个咨
询局，进入该局的有勒蒙泰、拉克雷泰尔和艾斯曼纳尔。
正式的书报检查可能比警察专断的行为较为可取；1810 年2 月5 日，皇
帝终于决定建立正式的书报检查制度；他成立了出版管理署，首先委派波塔
利斯的儿子主持，然后是前郡守波默勒尔，并设立了一些“帝国检查官”，
其中包括一个神学家；在外省则郡守仍有检查书报的权力。与此同时，巴黎
的一百五十七间印刷所关闭了九十七间；最后，书商也得领取执照并宣誓效
忠。正如可似预料到的那样，书报检查当局利用职权来掩护自己的武断行为，
并恣意滥用职权：它不仅表现在维护“高卢主义教会”、反英和多疑时达到
荒谬的程度，而且竭力假装正派，深恶痛绝它所不喜欢的文体，例如历史小
说之类。1811 年12 月，拿破仑为此大为生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