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内，在他定为第二首都的“不朽城”里举行加冕典礼；拿破仑想把玛丽·路
易丝亲自带到罗马去，并在那里为她加冕；为了这件大事，一些准备工作已
在进行。罗马教皇将来既可住在巴黎，也可住在罗马；迟早有一天，庇护七
世总会有一个甘愿接受新的“巴比伦之囚”①的教皇成为他的继承人。以后会
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任意想象：在沙皇亚历山大的军队崩溃之后，波兰将
会复国；在俄国土地上成立一些新的公国来保护这个重建起来的国家；废黜
贝尔纳多特而代之以一个可靠的人；德意志将进行改组；伊比利亚半岛将会
降服；君士坦丁堡将会被征服，成为帝国的第三首都；大陆的和平大概会得
到保障，拿破仑所设想的那种欧洲文明会逐步推广。
有人曾试图使这种推断与作为世纪的特征的民族主义协调一致，好象皇
帝曾打算要把大陆体系改变成一个由许多独立自主民族自愿组合的团体。他
为大陆所梦寐以求的世界文明同这样的理想决不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靠征
服而建立起来的统一，对于法国大革命初期所设想的、作为其事业最高成就
的各民族自由联盟完全是一个否定。然而，拿破仑的这种幻想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人们注意到拿破仑总是抓紧利用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来实现他的目
的，而每当他认为时机适当的时候，他也从不忽视民族的思想感情。在法国，
拿破仑的权力就应归功于这种民族意识；尽管他为了他个人的帝国迷梦而牺
牲了国家的利益，但法国人却一直把他视为民族的领袖，因为他们的命运与
他的命运已是休戚相关，不再可分。而且他在继承大革命的事业时，通过中
央集仅、兵役、在外敌面前保持敌忾同仇的长期战争以及激发集体自豪感的
节节胜利，加强了法国人的团结。在法兰西帝国以外，他显得更加谨慎得多；
虽然波兰人不能谴责他背信弃义，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他们许诺过什么，但是
他利用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他把意大利的国名第一次写在政治地理上、使伊
利里亚的名称复活只及给予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以官方语言的地位显
然不是没有用意的。
还值得肯定的是，拿破仑通过他的政治体系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各民族的发展。尽管他没有完成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领土统一，他大大地简化
了这两个国家的地图；他把一部分南部斯拉夫各族人集结在一起，这是自十
四世纪以来从没出现过的事。①他进行的改革不是无足轻重的：废除各省自
主、特权和封建制度，代之以行政集权、公民平等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他创
造了发展政治民族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他算得上是好几个
现代民族的缔造者之一。但是，这些是与他的意志无关的后果；一个政治家
的行动总是带有他所没预见到的一些反应，皇帝没有逃脱这一共同的命运。
人们可以说，他要把意大利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而建立领土广大的单位则是
为了便于将来治理扩及到整个大陆的帝国：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把大陆联
合在一起，又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分割给皇族成员，这与民族独立毫无共同
① “巴比伦之囚”原为古代犹太人被迫迁出耶路撒冷达七十年的传说。十三至十四世纪罗马教皇与法国国王
展开长期的教权与王权之争，到十四世纪初，教皇卜尼法斯四世已敌不过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但未屈服。
1303 年卜尼法斯四世死，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红衣主教团选出克力门五世（原为法国人）继任教皇，并
将教廷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约七十年，直到1377 年才迁回罗马。史称“阿维尼翁之囚”，有时也因七
十年放逐而比附为教皇的“巴比伦之囚”。——译者
① 指十四世纪七十年代后土耳其人入侵巴尔干半岛以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即丧失政治独立。——译者
之处。
实际上，拿破仑并没有与民族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无论这种民族感情是
以君主政体的形式，或者是以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他不喜欢它，并且
不信任它。在法国，他认识到，爱国主义使人民关注民族的永久利益，使人
民面对着他们的领袖时关注自己的尊严，不论这个领袖是多么深得人心，或
是使人民不能容忍的唯我独尊的专制。他知道，爱国主义总有一天会与他自
己的个人专权作对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用“荣誉”——即对他本人以及对
他的皇朝的个人效忠——来代替爱国主义。在国外，这种倾向更起着支配作
用，对拿破仑来说则更是事关重大。从他的观点看来，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民族的思想感情与帝国的概念水火不相容，较之与专制主义彼此不相容尤有
过之，帝国概念碰到的最可怕的敌手就是民族思想感情。
第三章 各种独立力量
与拿破仑的天才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力量——社会的、文化的、经
济的力量，都在继续起作用，这种作用对拿破仑的事业或者是背道而驰，或
者是各行其是。拿破仑创造了一种统治方式和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人的力量
得到革命的解放，但同时其中也混杂有开明专制的传统，有追摹旧制度而恢
复的社会等级制度，还有新建立的法统。然而各国旧王朝和旧贵族不甘心被
推翻，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各族人民则反抗他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另一方
面，精神文化生活也保持其自主地位。最后，资本主义继续在进展，并在许
多方面日益与拿破仑的事业相抵触。如果拿破仑的大军不曾突然溃败，这些
力量很可能俯首听命，或稍收敛；但历史学者今天所能确切记载的只是：在
1812 年以后，这些力量在大陆体系的废墟上取得了胜利并且支配了整个十九
世纪。
一、旧制度的大陆各国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拿破仑体制在欧洲各地无不遭到贵族的顽抗，贵族
从其中看出平等主义革命的精神。拿破仑触怒了这些贵族，因为他取消领主
权力，并把贵人们贬低到臣属平民的地位。拿破仑在附庸各国虽然慎重对待
贵族以致不顾农民的利益，但无济于事，因为贵族认为这只不过推迟打击他
们而已。拿破仑重建了世袭贵族制度，但也无济于事，因为暴发户新贵族能
同旧贵族平起平坐，这正是旧贵族所最不能容忍的。福斯伯爵夫人在1807
年写道：“这伙人把咱们践踏到入地三尺了”；在威灵顿和别的高贵勋爵的
眼里，法国皇帝从来只不过是“波尼”①，而罗马王则是贵贱混合的“小杂种”。
各国帝王也同样高傲自倨；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决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人创
建的皇朝法统，此人竟敢没规没矩随意废黜了他们那么多的王室世系。加之
各国帝王也很提防贵族，他们受到拿破仑的威胁时，更要抓紧贵族为他们效
劳。他们也害怕任何贬低贵族的作法都会鼓励犯上作乱的精神。然而国家权
力在法国如此强大，使他们不禁心驰神往，并为他们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
东西。各国帝王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各人的智慧，而尤其是取决于他们的左右
亲信。但是不管他们采用什么革新，这种革新必须与保全贵族的目标相符。
这就是普鲁士改革同拿破仑体制大相径庭的特征，而普鲁士改革在大陆各国
中是唯一尚有成效的改革。这样就可以看出，法国大革命所开掘的鸿沟依然
如故，并且不管拿破仑做了些什么，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他始终是法国大革
命的战士。
在普鲁士，改革工作在施泰因被撤职以后继续进行，而尤其致力于军事
改革。沙恩霍斯特扩充兵员已经远远超过提尔西特条约规定的限额，主要地
是扩增骑兵；另一方面，他利用在1808 年受过短期训练的退役士兵（即“速
成兵团”）建立了后备力量，并利用士兵按惯例每年休假一个季度还乡的机
会来训练本教区的青年。在1811 年，沙恩霍斯特以修缮要塞为借口召集工
兵，而实际上是进行军事演习。技术的改进也明效大验：全国军队整编为六
个军团；并力图使步兵学会散兵作战，在这点上确实也只取得相对的成效；
① “波尼”（Bony）是对波拿巴（Bonaparte）的贬称。——译者
随军行李已被减轻，而帐篷也已淘汰；炮兵改组了，并更新了装备；补给制
度也采用了征发的办法。尽管有这一切改进，沙恩霍斯特仍未能建立起真正
的全民军队；免役规定诚然已大加限制，而为了使得资产阶级满意，军队中
废除了体罚。但是，普鲁士国王既不下令实行义务兵役制，也不肯同意组织
民兵。虽然见习军官已规定必须通过考试，军士也可晋升到尉官，但是贵族
的垄断，除了国王明令规定的某些例外，却仍然在事实上得到确认，因为一
有军官职位空缺，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有权提名他们的继任人选。虽然创办
了三所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但并没有取消那些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士官学
校；此外还为军官设立了同事间的荣誉法庭，这样就使军官仍然成为一个十
分紧闭的贵族阶层。但沙恩霍斯特至少能争取到在参谋总部和陆军大学组成
一个高级指挥部，这个指挥部虽然业务技术尚非十分杰出，但具有团结一致
精神，准备发动进攻的意志，并把一切行动服从于公共事业。至于威廉·德·洪
堡，在1808 年12 月从驻罗马大使任上召回后，担任教育和宗教的领导工作，
在职不过一年半。他的主要政绩即为创办柏林大学，自丧失哈勒大学后，德
意志人即有此意，至此始得实现。洪堡延揽许多名流教授，如费希特与施莱
尔马歇、沃尔夫、萨维尼、尼布尔、博克等，因此使柏林大学声誉日隆，从
而对普兽士在政治上大有裨益。
行政和社会的改革则只有在再度起用哈登堡（1810 年6 月4 日）以后，
才重新着手进行。他被任命为宰相，因此终于使中央政府有了首脑。这个私
生活不检点的机会主义者不能博得全体爱国者的信任；虽然他对那些头脑发
热的人和秘密团体都并不推心置腹，但是他的目标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他并曾在西里西亚同施泰因秘密会晤过。他对拿破仑的榜样要比施泰因敏感
得很多，而对贵族不象施泰因那样尊重。早在1807 年他就说过，普鲁士也同
样需要一次革命，但是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他很愿意以威斯特法利
亚王国为榜样。因此他比施泰因所激起的反感要大得多，以致时至今日他的
声誉还远不如施泰因那么高。哈登堡进行改革首先要考虑的是财政问题。虽
然根据特里亚农敕令所规定的关税税则和据此而来的缉私使他获得一千二百
万盾，他仍需另辟新财源。他甚至不敢在东普鲁士设立所得税局，他只能做
到在10 月27 日宣布增加印花税，以及肉类消费税，并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
地区；但是他乘机取缔了领主对磨坊、啤酒作坊和酿酒作坊的独占权。他也
准备完成土地改革，特别是由于西里西亚仍继续发生动乱；1807 年他曾不得
不吁请法军协助控制农民，但到1811 年491 农民又起来造反。哈登堡很想废
除封建义务和劳役，交换条件应是免除领主对农民救济和保护的义务；农民
的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都应在取消之列；从此调整集中耕地，废除强迫
轮种耕地和瓜分村社公地都不再有任何阻碍。为了实行土地调整，准备用领
主负担的捐税来抵偿农民负担的捐税，如果有差额则由农民让出其份地的一
部分，或交纳地租，以补不足之数。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里不仅盛行于普鲁
士，而且盛行于整个东欧；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制度或多或少地把农民沦于
仍然替领主耕作的雇工，继续使农民处于依附的地位。不过在原则上，除去
国家以外农民别无其他主人；哈登堡甚至考虑过从容克手里收回警察权，如
果还不能剥夺他们的司法权的话。1812 年，哈登堡从法国照搬来宪兵制度，
并在各县派有国王任命的警察局长。
哈登堡预见到这些措施势必引起贵族的猛烈反对，他便寻求公共舆论的
支持。而且他同爱国者的想法一样，认为必须让全国各界参与政府。作为第
一步他先只召集一个由他选定的缙绅会议，从1811 年2 月到9 月举行会议。
以马维茨为首的容克地主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反对一个人民的代议机构，
而主张恢复各省的等级会议，因为其中除了为数无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外，
有权出席的几乎全部是容克。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屈从哈登堡的原议，他下令
逮捕了马维茨和芬肯施泰因。这是一场明摆着的社会冲突。有如马维茨所说，
国王诚然可以册封新贵族，但是他不能创造高贵的灵魂。而约克在威廉亲王
面前大声疾呼：“如果殿下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么殿下的权利又有什么依
据呢？”莫龙根县的贵族在1814 年提出抗议反对“法国立法有毒害的影响”。
尽管贵族如此反对，在1812 年还是召集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院，每省派出
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名贵族和两名议员，由地主通过两级选举制产生。这个
议院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但是正如在前一次的缙绅会议上一样，贵族在议院
中拥有多数，他们的责难迫使哈登堡进行妥协。1811 年92 月14 日的“调整
敕令”，把原来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的“占用户”变为土地所有者，并且取消
他们的封建义务和劳役，条件是他们要放弃部分份地给领主，如果份地是世
袭的放弃三分之一，如果份地仅是终身或有期限的，则须放弃一半。领主对
农民的保护权，农民对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等当然仍在废除之列，
不必付出补偿给农民。这个法律并没有改变世袭佃户（即能付清地租的世袭
永租佃户）的义务，并没有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如此，容克仍然不愿
接受它；从1812 年起容克就已开始讨论对这个法律要作限制性的修改；到
1815 年，这个法律暂时中止施行，而到1816 年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个法
律已告废除。
限制领主警察权的努力也同样未见成效。1811 年9 月7 日，哈登堡已取
消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地区，并归还贵族的独占权，于是只得转而加重直接
税——人头税、资本税、所得税，最后还有营业权税。这种营业权税是仿效
法国而来，至少可以取消行会的垄断权。至于容克的种种特权则完全没有触
动；他们完全保持原有的继承权和“信托遗赠”，司法权和保护权，狩猎权
和豁免租税权。这样一来，普鲁士便大大落后于西部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的
统一和中央集权所取得的进展不大；贵族的特权照旧存在，农民的解放徒有
虚名。从许多方面来看，华沙大公国本土还要比普鲁士更为现代化。
俄国的改变比普鲁士还要少得多。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亚历山大又恢
复了实行改革的兴趣；这次战争使他认识到政府机器必须加以改进。同法国
结成同盟从一开始就重新唤起他青年时代的回忆，并重新引起他侈谈自由主
义的癖好。虽然同“密友委员会”比较起来，斯彼兰斯基的计划更为明确，
行动也更为坚决，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观的成果。这个东正教祭
司的儿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在修道院里给他取的别名，乃是一个杰出的传道
士和教授。库里亚金家族把他提拔到政府中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