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
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
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
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
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
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
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
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
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
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门陷入忧
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
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
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
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
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
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
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
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
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
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
里，没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
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
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
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①，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
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
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
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
少的造型艺术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
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
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
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
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
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
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
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
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
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
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
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
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人①，1800 年左右在英
国风行起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而乔治·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
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没有
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
的原因。在英法两国，青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
在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争又渐渐加强了对
英国国教的信仰。华茲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的压力下，最后
屈服了。在法国，青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亡命国外。到1815 年止，
战争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
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没有经历同样的
转化，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热情而意志
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奥②同类的人，他原来并不熟知革
命，就连战争也没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
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族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青年时期之后，
也随波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查理…奥古斯特的大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
授。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内和
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
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
泛神论观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威廉·迈斯特》（1794
—1796 年）、《沃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 年）和《钟之歌》（1799
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古典主义运动，弗
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并非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任何其他国家，
神秘主义都没有这样强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
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的鞋匠和通神论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义者
之间的联系。象亚伯拉罕·维尔纳、卡尔·里特尔和弗朗茨·巴德尔这样的
学者都读过伯梅的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他的著作的实际理解，竟作了一些最
意想不到的象征性的解释。康德之后，直觉主义继续在德意志哲学中占据着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终于把哲学引到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费希特在1794
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洞察力，把“自我”当作纯粹
活动中出现的唯一真实。然后，他又树立了“非我”，以便给“自我”提供
一个企图吸收“非我”的动机。后来，谢林又赋予“非我”一种独立的存在，
尽管这种存在纯粹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绝对”的两
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无意识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开，但是艺术家的天才可
以通过直觉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后，音乐在德意志达
到了空前的繁荣。海顿那时候正在创作他的最伟大的乐曲《四季》和《创世
纪》，他的艺术仍然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满面春风的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的气
息。另一方面，贝多芬的悲剧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奏鸣曲中有所激发。
十八世纪将近结束之前，一群脱离了歌德以及更脱离了席勒的人，把“浪
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作为他们号召的旗帜，并且因而取得了成功。1798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在柏林发行了一
个叫做《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这份杂志出版了三年。他们1798 年在德累
斯顿，1799 年又在耶拿（奥古斯特在这里任教）会见了诺瓦利（他的真名是
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当时，蒂克刚刚出版《一个艺术之友、世
俗修士的倾诉》，这部著作是他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威廉·瓦肯罗德遗留给他
的。他们共同议论出一种哲学，1804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文学教
程里采用了这种哲学，但是它本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思
想。由于他们都是古典作品的门徒，他们首先把世界看成是生命力创造物的
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把“普遍同情”的概念
引入了他们的哲学，这种同情，例如在化学的亲合力中、在磁力中和人类之
爱中，到处都显示出来。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倾吐的宗教思想所感动，
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的概念；所谓“中心”就是世界的灵魂和神圣的
原则。无论如何，只有天才的艺术家通过直觉，或甚至通过梦幻和魔术，才
能接近真正的现实：在他的手里，这种神秘的体验转化成艺术品。这是一种
奇迹哲学，诗人变成了传教士。不幸的是：还不能说有人真正地创造过这种
奇迹，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没有留下伟大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诺瓦利的
那些作品，其中主要的是《夜之颂歌》（1798—1799 年）。
然而他们的确播下了丰富的思想种子。在这方面，1801 年至1804 年间，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在柏林的一些讲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演讲里，他
给浪漫主义下了定义，并且宣称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
族灵魂的象征。施莱格尔给历史以这样的教训：美没有普遍性，研究和欣赏
艺术必须首先联系艺术产生的环境。至于民族，它本身必然导致出这样的结
论：为了达到完全的民族自觉，最好的措施莫过于研究民族的历史遗迹。已
经开始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德意志，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才也成为欧
洲思想的一个中心。浪漫主义运动波及到法国较晚，但传到英国却很快。已
经发现直觉功效的科尔里奇在德意志旅行时，开始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并
且满脑子吸收了这种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因为它象在其它领域里一样，在
政治方面也依赖于情感，所以它的信徒们也就随遇而安。随着反动势力的得
势，浪漫主义的信徒也大有作为，他们很快便成为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此外，
他们从历史上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从1799 年起，诺瓦利就歌
颂为中世纪大增光彩的基督教的统一；天主教的祷告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
动，诺瓦利并且为圣母玛利亚写了一首赞美诗。他自己仍然是新教徒，但由
于在奥国有作官机会，而且奥国比较坚决抵抗拿破仑，所以诺瓦利的许多朋
友就为奥国服务，而且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这些思想是多么值得注意，但却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大
多数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并不是由于哲学的动机所促使，假如他们感到需要哲
学，他们总是到宗教里去寻找。十八世纪末年宗教势力一度重振，它得力于
保守的实用主义和多情善感的直觉主义的赞助，但它也是自行滋长起来的。
贵族象聚集在君主政体周围一样，深感与国教休戚相关，并且同意这样的看
法：魔鬼就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此外，大灾大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那
些心神不安和胆战心惊的群众引回到祭坛面前。
天主教亟需这样的复兴，因为，它首当其冲，创巨痛深。法国及其所占
领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条
约和坎波福米奥条约宣告了一项普遍的世俗化运动的来临，而甚至反对革命
的新教徒也都热心地盼望“把黑袍军赶出来因河地区”。另一方面，开明专
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19
护之下。在德意志和奥国，国家在大学里培养僧侣，并把教区神甫更多地视
为小学教师而不是教士；在西班牙，戈多伊的继任者萨尔维拉和乌尔基霍，
从1798 年以来就一直以哲学家自命；1799 年，禁止向罗马教皇法庭上诉，
要开辟财源时就想攫取教会的产业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
国几乎不掩饰它想和那不勒斯王国一起瓜分罗马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
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反而变得对它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了同情。
英国热情地迎接了被放逐的法国神甫，这些人后来为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播下
了第一批种子。伯克为了同爱尔兰人妥协，也一直不停地主张他们应享有宗
教自由。在德意志，明斯特一个叫做“神圣族家”的热心的小组聚集在菲尔
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的周围，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
人的姊妹）这样的人物也活跃在这个小团体里。对于他们来说，施托尔贝格
在1800 年的改变信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喜讯。俄国皇帝保罗一世也激起了
很大的希望。约瑟夫·德·梅斯特和格律贝尔神甫已经说服他要求重建耶稣
会，而且他已经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被选为骑士团的首
领。
直到这时几乎还没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复中得到的
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1799 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中，
重新激发了新教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
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
洛是一个虏诚的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
施托尔贝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这
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卫斯理已于1791
年逝世；他既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一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
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英国国教。①这种情况在1797 年引起了循道
会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可是这个教派由于在群众中煽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
到发展。循道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③
由于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利斯特利的索西教④的长老派
和普顿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速衰亡中。甚至在英国国教中也形成了
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
气，但是没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
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
可争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式下，反对
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德斯
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努和沃尔内，都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
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通过然格内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
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
理性主义正在起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
留意形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研究，日趋倾向于经验
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
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