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有生力量，无疑能击败任何攻击。何况法国已不再象1793 年那样孤立了。
在“全国皆兵”的名义下作为临时措施而采用过的强制兵役制，根据共
和六年果月19 日（1798 年9 月5 日）的儒尔当法已被规定为永久性的征兵
规则。除非处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这项法律只要求那些用抽签或征募的办
法产生的一定的人数服兵役。但是在共和七年，那些适龄的青年人利用共同
招募志愿兵以凑足他们所在公社的军队数额的办法，而得以逃避这项法律的
规定。波拿巴后来只不过是增加了个人顶替的规定，这项办法是原曾实行
过，以后被他的前任又禁止了的。此外，督政府还使“混合编制”臻于完善
①，显著地改进了骑兵队，并改变了军官的产生办法；由士兵选举军官的办
法已因共和三年芽月14 日（1795 年4 月3 日）的法令而大大减少了。军队
的精神面貌起了变化。如同在市民生活中那样：追求荣誉，甚至追求金钱逐
渐代替了革命的热情。然而，尽管有受王党煽动宣传而发生的哗变，军队依
然是法国革命的后盾。作为战争的工具，它是无与伦比的。任何勇敢的人都
有迅速晋升的机会，这仍然是深得人心的平等象征，它吸引着雄心勃勃和富
于战斗精神的青年人。法国革命使激发个人力量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原则，
这个原则在战争中显示了它的价值；这个社会原则的优越性使法国军队显然
比旧制度的军队高超得多。
和它的敌人一样，法国的弱点也在于筹措战费日益困难。督政府不得不
用宣布破产的办法来废除纸币而恢复了硬币。由于只剩下税收，督政府格外
地陷于通货紧缩常有的窘境：价格调整、经济瘫痪、收入减少。这种本不应
由督政府承担罪责的财政状况一直贯穿在它整个的历史中，而使它声名狼
藉。实际上，督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来改善这种财政状况。它调整了直接税的
基数，甚至还制定了新的基数；它催促编造纳税名册并设法加速税收，多少
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又不至剥夺选举产生的各机关的职权。督政府还增加
了间接税，并且在共和七年成立了征收注册税、印花税和抵押税的机构；又
开征了运输税和公路通行税，并且还授权城市征收城市通行税①来帮助它
们。督政府完全懂得，要确保大量的经常的收入，必须对重要的消费品（例
如盐）征税，但是这些是它自己也感到没有足够力量去冒险采取的措施。因
此，它除了削减支出别无它法，而这种削减接着又迫使它拒绝支付公债的三
分之二，并且置公共事业于不顾。
即使督政府还能保持正常预算的平衡，它也还要为战争提供军费，这只
有依靠借贷才能做到。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强制公债成了借贷的唯一
手段。银行家都不愿意贷款给政府，以维持国库的运转。因为收税官尽量长
期地保存税款以便从中牟利，所以有人谈论要恢复“期票”，这就是说，1789
年以前包税人对预定的税收开出的期票。然而，谁会来贴现这些期票呢？银
行家确实曾建议成立一个国家银行，但那将只不过是一个要用来贴现他们自
己的票据的银行。简而言之，督政府不得不用债券偿还债务②，支付养老金
和薪金等，这使人们极端憎恨督政府；它也不得不把军需供应让给诈取政府
钱财的私人公司去筹办，而政府还得把国有产业、木材采伐、预收税抵押给
它们，或者用没有银行能兑现的支票给他们作补偿。
这些构成变相通货膨胀的权宜措施，引起了狂暴的投机浪潮，而且也使
许多政府官员和政客腐败起来，因为承包商贿赂他们以取得付款。军队深受
其害，他们对这些“中间人”很气愤。由于警察缺乏战胜盗匪的手段，随着
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盗匪为数日增，公共秩序越发难以维持。受到影响的
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生活和道德：穷困使督政府为了养活军队而剥削荷兰，
并且扩张到意大利和瑞士去，军需承办商推波助澜；将军和军事特派员都热
衷于追求自己的私利。军队，甚至国家，都依靠战争过活；这样就从战争中
产生出一个主战派，它具体体现在波拿巴身上。
正如执政府后来所表明的那样，社会秩序和财政的恢复需要时间，但最
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有权威的当局。督政府很好地组织了自己的工作；例如它
的“国务秘书部”后来被波拿巴重新采用；再如它的警务部，其中就有富歇，
他是在共和七年进入警务部的。但是督政府却没有能巩固自己的权力。首
先，共和三年宪法重建了广泛的地方分权制，而且在巴黎也实行分权制度，
这种分权的情况剥夺了战争所需要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活动能力。行政机构没
有控制国库，它和立法机构之间，或立法机构两院彼此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
突妨碍了它的工作。其次，只要原来的特权阶级还是不向新秩序屈服，在法
国就仍然存在着酝酿叛乱、内战和叛国勾当的顽固的骚乱因素，这种因素削
弱了政府的力量，或者迫使政府采用暴力。共和七年，法国西部就曾再次发
生武装叛乱，西南部也有叛乱发生；在普罗旺斯和弗朗歇—孔泰，有人勾结
外国并拿英国的钱，也正在策划到春季发动暴乱。
只要反革命还得到部分天主教僧侣的支持，那么就不能指望它放下屠
刀。1794 年9 月18 日，“教士法”随着宗教预算的取消而不复存在。现在
对神甫的要求只是宣誓忠于共和国，但许多神甫仍拒绝这样做。这些人遭到
了追捕，被拘禁在罗什福尔或雷岛的囚船上，然后流放到圭亚那。他们都和
罗马以及先前那些顽抗的主教多少有些联系，这些主教多数都靠拿皮特的津
贴住在英国。无论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他们的忠实信徒都可能参加叛乱。那
些已服从法律的罗马派教士和恐怖时期以后曾经改组过教会的老宪政派教
士对督政府都没有好感，因为督政府和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空论家一样，总
不放过任何机会表示对天主教的敌意。督政府卖掉了许多教堂，强迫实行第
十来复日制，根据法律禁止一切公开的宗教仪式，甚至把第十来复日礼拜和
“博爱宗教”①引进了教堂，以同天主教相对抗。果月18 日以后，督政府
开始攻击私立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天主教办的。除非它们保证进行市民道
德的教育，否则就得关闭；而且禁止政府公务员送自己的子弟进这些学校。
假如共和国对宗教放弃这种敌视态度而实行一种真诚的中立政策的话，它无
疑将会把宪政派教士和宣誓派教士争取过来，并且将会削弱那些顽抗派教士
的影响。不过，这是个长时期才能见效的政策。为了迅速取得成就，有必要
和罗马教皇达成协议，可是已经监禁和流放了教皇的督政府处于无可转圜的
局面。而无论如何，督政府的支持者也决不会允许它同教皇谈判。全国的统
一，即使至少是表面上的统一将能加强国家，但是要实现全国统一，首先要
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法国的同盟国中，唯一名符其实的是西班牙，它做了力所能及的一
切；它的一支分舰队甚至就停在布勒斯特。但是对于西班牙来说，战争却是
灾难性的。它在圣维森提角②被击败的舰队已不能防止梅诺卡和特立尼达的
丧失；西印度群岛的白银好不容易才能运来，西班牙对美洲的属地提心吊
胆；而罗马教皇以及巴马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的命运使查理四世感到悲
哀。然而，督政府对这个盟国却诛求无已。它鄙视这个仍有异端裁判所的国
度，由于王后与戈多伊关系暧昧，它也鄙视这样一个国王；它垂涎路易斯安
娜，它抗议西班牙对葡萄牙所表示的体谅，而没有注意到正是被葡萄牙人所
贿赂的塔列朗在暗中捣鬼。被法国触怒了的西班牙终于听从了英国的建议。
虽然还不是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但是法国和这个财力有限、只能缓慢行事的
旧制度的君主国言归于好还是必要的。西班牙的财政状况也很可怜：1799
年，票面金额下跌百分之五十的皇家债券①才有了固定的兑换率。同圣卡洛
斯银行创办人卡瓦鲁斯有联系的乌弗拉尔已经承担供应西班牙舰队的给
养，他梦想在这个被法国人视为黄金国的国度里进行大规模的投机。
除了西班牙这个盟国外，法国还有一些附庸共和国。在意大利的附庸共
和国都丧失了。在苏黎世战役中，马塞纳仅能解救出半个黑尔维谢共和国。
巴达维亚共和国几乎不保，英国人夺走了它的军舰。这两个卫星国都供养了
法国军队，并提供了战略要地。要它们提供比这更多的东西，就需要有稳固
的政府，但是督政府却没有给它们建立起这样的政府。在这两国里也存在着
社会秩序问题。因为法国人宣告了旧制度的结束，所以那些特权阶级不是移
居国外就是退隐不出；而资产阶级是比较乐于参加政府的，只要法国人授与
他们政治权力的话。这种权力也是唯一真诚的亲法分子雅各宾派所要求的。
这两派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人物密谋发动政变。荷兰的温和派资产阶级
领袖席梅尔佩宁克希望在和平带来独立之前，能重建一个和法国关系融洽的
荷兰。但只是在1798 年7 月，他才建立起一个具有确定的组织的巴达维亚
督政府，而这个政府仍然还是不稳固的。在瑞士，战争使得拉阿尔普能够强
制推行他的独裁统治，但是温和派却在策划推翻他。承受着军事占领的沉重
负担的平民各阶级，在荷兰表现出情绪敌对，在瑞士则是态度犹豫。要想把
他们争取过来，就需要象在法国那样去帮助农民。在荷兰什么也没做。在瑞
士，1798 年无偿取消了对人的封建赋税以及非主要农作物产品的“小什一
税”，但对物的赋税和主要农作物产品的“大什一税”却是要赎买的。虽然
国家承担部分补偿，但那是打算用国有产业来进行的，因此这些补偿几乎到
不了农民手里。而且，旧的封建赋税还没有废除，就又实行了土地税。结果，
法国的统治使人人都感到不满。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督
政府也是这样想的，它甚至着手进行了一些在本国内也不敢进行的改革尝
试，不过它却缺乏实行的权威。法国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最欠缺的是一个具有
救国委员会的毅力的政府。
四、封锁与中立国
可是，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使法国要成功地争夺英国海上霸权的希望破灭
了。因此，法国在经济斗争方面制定了一个新的方针：它试图用十八世纪英
国人已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付英国。十八世纪期间，封锁虽给敌人造成麻
烦，但它却不能使敌人瘫痪。按照重商主义的原则，海上强国把封锁主要看
做是一种制止敌国的出口以夺取它的市场，并取代敌国而垄断硬币的手段。
即使这样，还是存在有购买敌国某些原料，或是乘机购买敌国食品的好处。
从重商主义的观点看来，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把货物卖给敌人，除非是战时
违禁品。这样，英国就以一种明智的经验主义运用封锁，按照它的需要颁发
特许证，甚至准许开放那些被它的舰队有效地封锁着的港口。由于这些港口
从来为数无多，所以中立国也就总有办法回避这一封锁政策。英国还以它独
特的方式制定了一个海洋法：即使是用中立国船只运载的敌国货物也被宣布
为合法的捕获品，而且敌国的全部或部分海岸都被宣布处在“虚拟封锁”之
内——这样，任何往来于这些海岸的船只都被视为破坏封锁的船只。最后，
英国通过在公海上临检所有商船而强制实行这个制度。于是，海洋就被置于
英国的统治范围之内了。
中立国对于这个针对着殖民地的规定特别不满。在国际贸易中，殖民地
的贸易一向是极为重要的，在和平时期每个宗主国都垄断与自己殖民地的贸
易。但是正在同英国交战的法国，后来是西班牙，都放弃了他们的“专营贸
易权”①，并对中立国开放了它们的殖民地。1793 年以后，同1756 年一样，
英国禁止中立国获得这个意外的好处，它企图强使英国船只到敌人的殖民地
去。然而，为了安抚美国人（他们认为自己受损害最重），英国允许走“迂
回路线”，即允许那些要到欧洲以外的中立港口去的中立国船在西印度群岛
装货，然后，如果这些货物成了中立国的财产，就又允许他们再运出这些货
物。此后不久，由于缺乏船只和希望利用中立国向法国出口货物，英国的航
海条例暂时中止实施。1798 年，中立国船被允许在西印度群岛为英国或者为
它们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这样，英国就在保持对殖民地产品几乎完全垄断
权的同时，把中立国变成了它的帮手。英国根据自己的需要，还颁发给中立
国一些特许证。这样一来，它的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管制经济的面
貌。那些中立国商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普鲁士人、汉撒人和美国人，纵
然心怀不满，却是获得了巨额利润。荷兰被法国占领以后，汉堡继起成为英
国和德意志之间的中转站，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反法同盟是
通过汉堡的帕里什银行才得到英国补助金的。美国的销售额（其中一半来自
殖民地产品）从1790 年的二千万美元上升到1801 年的九千四百万美元。他
们供应粮食给安的列斯群岛和西属美洲，把木材和谷物运往英国，并且在法
国市场和汉堡都赢得了重要的地位。美国人那时正在改进他们的造船技术，
把巴尔的摩的“飞剪式”快船视为标准式样。由于中立国贸易兴隆，它们的
商人和金融家都成了坚定的亲英派。
法国是否要维持大部分海上贸易关系，甚至同英国的贸易关系，现在只
取决于法国；由于中立国无不竭力违犯英国的规定，所以情形就更加如此。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接受了这样一个办法，即，除禁运品外，中立国
船有权保护它们的货物。这一办法使得法国能继续进行贸易，并赢得了与荷
兰的同盟，而第一次武装中立联盟则是针对英国。后来国民公会采取了相反
的政策，其基本原因是1786 年的条约使得法国工业受到英国竞争的打击，
战争为法国提供了一个与英国抗衡的极好机会。纺织企业家大声疾呼要求恢
复禁止英国货入口，鲁昂的大商人丰唐内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支配着国
民公会，就象后来左右拿破仑一样。而且人们坚持认为，英国的经济以及随
之而来的信贷是依赖于货物出口的，因而，对英国的沉重打击莫过于对它关
闭法国这个最好的主顾的门户。这就是1793 年1 月布里索和凯尔圣的论断，
后来这也成为皇帝的逻辑。5 月9 日，一项法令宣布，中立国船运载的敌货
为合法捕获品，并于10 月9 日禁止英国商品进口。
只要允许中立国与法国通商，这些措施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允许中立
国船到法国完全是为了推销它自己的商品；此外，由于中立国来法国采购货
物而使物价上涨，所以人民对这些国家深感不满。于是法国于8 月宣布了禁
运令。这样，法国使这次封锁达到了连英国人都没有做到的那样严密的程
度。没有多久，法国就感到殖民地产品和原料的缺乏，首先是棉花的不足。
这当然不是企业家所希望的。他们认为，这次封锁应该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