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寻找，想必偶尔也会看到他佝偻、近视、耳挂助听器、咳嗽得厉害的苍老身影——犹如我们在早些年电视屏幕上所时常见到的那种标准形象。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郑佩宜赴中南海怀仁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浣溪沙》一词当场索和，这不免让柳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阆”这样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柳已经衰老得相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主席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读《人民日报》有关余江县的报道，写下七律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北京医院的一间高于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柳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兼政治同道毛泽东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柳亚子委员灵堂”的称呼——而非习惯所称之“同志”或“先生”——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1）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 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车中乘客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有些困难，但从不携家眷仆从，且无亲朋同事相送，举止慌张、行迹异常这些现象来分析，说此人身遇急难、或有什么灾祸意外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研究者对这一点也都大致保持了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道光乙亥四月二十三日──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诗稿里有着十分详尽的记录。当然，这里使用的是传统的旧历。如果要换算成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洋历法，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高潮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整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荒僻凉亭里等他。作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相看无言，洒泪而别。（“出都日，距国门已七里，吴虹生同年立桥上候予过，设茶，洒泪而别。”《乙亥杂诗》第二十门首自注。）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意思在这里都有了吧！对于这位多次因酒喝多了胡说八道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这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这个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当天傍晚时分车马已抵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穿过斜阳残照、衰柳暮鸦的运河码头，车中乘客突然令驭者勒住缰绳，缓步下车，登上堤岸，朝暮霭缭绕的北京方向最后望了一眼，然后掩面长叹，驱车急驶。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身后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和他情感的怨箫，都将在他的生命中被从此埋葬。包括自己的现实身份，也将从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猥琐的曖味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痛，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
此后两年这位我们故事里的神秘人物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当然是在谒造名山，寻访耆旧的合理借口之下。行踪诡秘、谨慎，如同电影里那种胆大心细，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和曲阜的孔庙里度过的。而当一旦有机会在公众场合出镜时，他又像换了个人似的，高歌狂言、*倜傥，频频扮演出醇酒美人、*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北地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好像一直在掩饰什么，又好像故意想要表现出什么。时而访艳召妓，山盟海誓，时而车船频换，昼伏夜行。如同惊惶的蝙蝠迷失于现实的强光，又仿佛风暴中心的舟子不甘心船倾桅折、束手就缚的命运。但他的求生意识与忏佛礼神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自己。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在江苏省丹阳县的一所书院里，他突然于酒后暴毙，尸体过了好几天后才为人发觉。由于随身携带的行囊内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个闻名京师社交界的贵族美妇的自画小像，从而使他的死成为清代历史上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称“丁香花案”。当时英国人强横的大炮余响尚在长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种暴力──来自国家内部的暴力──却以同样残忍和不道义的手段，将一个人的肉体与他自由精神永远分离。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2）
数十年后的一个春天，死者的儿子龚孝拱托名龚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纪实体小说《孽海花》里现身说法，从而撩开了这一引人入胜的历史疑案关键性的一角。虽说小说家言一向被认为不足为据，但它的主要事实部分却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陈士可、周星诒、罗瘿公、戴文节、冒鹤亭、王半塘等学者宿儒多年来身传口述，揣摩探析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还得到了死者生前书信诗词，包括当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阁诗》《写春精舍词》《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当初离奇地失踪、民国初年昌鹤亭好不容易从陈士可处弄到手，由况周颐编辑后交由西泠印社出版的那个女主角顾太清的《东海渔歌》钞本，尽管内容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但细辩详审、对照案中其他主要人物同时期的诗文研读，应该还是能找到不少有力的证据。事实上，要将顾的词集以这样特殊的手法加以处理，效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欲掩弥障，除了证明这事确实有之，还能起到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有一天，有个老仆送来密缝小布包一个，我老子拆开看时，内有一笺，笺上写着娟秀的行书数行，记得是太清笔迹：
‘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
我老子看了，连夜动身向南。过了几年，倒也平安无事，戒备之心渐渐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阳，在县衙里遇见一个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当年的赌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摇了两夜的摊，一夜回来，觉得不适，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声‘不好’，知道中了毒。”（《孽海花》第四回）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上述这位骑在马背上担惊受怕、书剑飘零，最终还是成为一次理想化爱情殉葬品的不幸者的死因，开始被逐渐揭开。此人本系浙江杭州仁和人氏，姓龚，名自珍，号定庵，是晚清文坛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虽然柳亚子先生“三百年来第一流”的评价许多年来让人印象深刻，但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最初都是从已故*领袖毛泽东所喜爱的“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诗中才认识他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没有为他后来的不幸结局带来什么改观，但对创作而言反倒因祸得福，形成强大的推动力量。仿佛情感能源为悲痛的火焰所意外点燃──在心灵的矿层下面。结集于该年年底的《乙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作为他个人一生创作的巅峰，同时也是近代文学史上最灿烂瑰丽的珍宝。这部明显带有*性质的诗集虽然借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记录的却是他一生的人事、交游、家庭、理想、著作、情爱以及精神遭际，以及仿佛欲说还休、又低回不已的那种苦难与深情。它的结构在我看来完全符合构成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所需要的特征，在一组悲怆的管乐撕人心肺的轰鸣后，你往往可以听到小提琴低缓的、犹如暗夜流水般的倾诉。
诗集还用相当篇幅回忆了他一生的爱恨与私情，这又是让他京师的朋友们为之头痛并提心吊胆的事情。以旁观者的身份检讨自己从前的*与放诞，大约是他在这些诗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场。虽然意象与隐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读者视觉上的扑朔迷离，如他在前几年出版的《无著词》《红禅室词》等集中反复使用过的那种手法，但撩去语言的面纱，明眼人应该依然不难窥测到事情的真相。在并非开放时代的十九世纪中叶，应该说还很少有人真的敢这么干。因此，对于它当年的辗转传抄，在某些当事人家庭所立刻引发的轩然大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想象那种因家族荣誉被认为受到玷污而产生的愤怒乃至忌恨。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这些朝野上下迅速传播的诗篇，与一年后丹阳云松书院的暴毙事件之间，肯定有着的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因仓皇出都而渐归平息的谗言的湖面上，他再次投下巨石。但这些激情的吟咏非但不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给内心所爱送去慰藉与精神养料，相反，它像骤起的大风再度催生了仇恨的火种。他应该为真实记录自己从前的生活而受到指责吗？当然不是。但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里谈论真实，却必定要付出某种代价。啊，真实，这是何等奢侈的话题！遗憾的是，道理虽然十分浅显，但几乎一直到死，我们天真的诗人对这一点可能都不明白。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3）
太平湖，一处由植物、山水、亭阁、游艇、加上方圆数里内的众多寺院等组成的幽绝风景，位于北京宣武门内大平街的西侧。水光潋滟、山色空朦之间，一座豪奢、森严的黄色建筑物掩于古木浓阴中，仿佛一大块熠熠发光的玛瑙，在世俗的眺望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晚清以降它的其他称呼分别是七王爷（醇亲王）府、北平进步党本部、中央音乐学院等。而在公元十九世纪前期，这里是声名显赫的道光侄子绘贝勒奕绘的私家别墅，时称荣亲王府。作为世袭的王公和当朝政府的大臣，自号太素道人的此间主人虽然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但他却似乎更愿意别人把他的身份看成是一名诗人或词曲作家。与他同样持这种有意思的生活观点的还有他的爱妻顾太清，这对坎坷结合的恩爱夫妇、精神文明的典范、世人眼睛里的神仙眷属，一生钟情文学，夫唱妇随，生活上也是典型的西方贵族的时髦作派，如喜欢听歌、观剧、写作、狩猎、修剪花园草坪什么的，同时还时不时的在府邸内举办文学沙龙和诗会。诗酒酬唱，相敬相爱。直到有一天，一位局外人的偶然闯入使这平静而有秩序的一切开始动摇。
早春，这里的海棠与杏花持久地发出令人意迷神醉的气息，使有机会路过湖边的任何游客，都觉得自己仿佛就像是花海里翩飞的某只彩蝶。当然，如果你有意观察，你会很容易地发现，于花丛间缠绵留恋、翩跹着不忍离去的那一只，就是翰林院新上任的内阁中书龚自珍。五月，湖对面的枣花寺应该已是游人如潮了吧？寺内那两株据传出自朱竹坨、王渔洋之手、互成连理的丁香作为京西的一大景观，每年都为一团和气的老住持平添了不少香资。顾太清与闺中女友许云姜、石珊枝徜徉花下，正好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何绍基等一帮前来纵酒高歌的朝中名士撞了个正着。二月，新做母亲不久的顾太清与她的诗人丈夫同去西山潭柘寺踏青，“马上弹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见者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冒广生《校本天游阁集》）又与前来考察京师防守形略，有志于军务的龚自珍在正殿山门前意外相见。十二月太平湖红梅新绽，疏影横斜，龚自珍有感于怀，情不自禁写下带有纪事性质的《纪游》、《后游》两首。龚学专家王镇远先生经考证后推断：“他寄情的女子叫做‘梅’，或与梅有关的名字，所以两首诗中都以梅来暗指她。”（王镇远《剑气箫心》）而顾太清的闺名偏偏又刚好叫做梅仙。元宵，内阁重臣、与杭州有特殊因缘的大学士阮元照例又要举办家宴，款待在京的门生和同乡，顾太清作为浙中名臣兵部主事许宗彦的义女，席间有幸向同样前来出席宴会的龚自珍请教了诗艺，回来后集宋词为七言绝句三十五章，中有“肠断魂梦两沈沈，只愿君心似我心。已被色香撩病思，便愁云雨又难禁。”“歌尽阳关不忍分，更无留影霎时云。青笺后约无凭据，日日思君不见君”云云。（顾春《天游阁诗集》）七月，在同为道光侄子的镇国将军容斋居士裕恩的府上，对学习满文的共同兴趣再次为两人的频频见面提供了机会。九月，太清在尺五庄雨中看荷花后，又去三官庙看桂花，忽忽心有所戚，情不能已，并在诗前的长题中写下“冷暖相摧，气候无准，向来北方此二种（花）都不能同时……”这样语意凄然、感慨良深的句子。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4）
模仿太素诗集《流水编》的形式回溯龚顾情事最初的交往片断，显然出于我对这位出身帝胄，又笃好风雅，宅心良厚的文学爱好者的敬意。作为丁香花一案中被动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贵族风度不仅表现在艺术的精通以及文学修养上，对精神与心灵的尊重，也是他时刻告诫自己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的课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龚顾二人柏拉图式恋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采取的似乎一直是忍耐、大度、既不支持也不阻挠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但这种表面上的中立，对当时发生在他生活中的这一事件，实际上起到的却是某种保护作用。（当事人的不动声色是证明流言空穴来风的最好说明，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他拥有的权势使他只需动上一个小小指头，就能击倒一个甚至一百个龚自珍。但事实上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道光十五年龚处境困难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把他弄到自己担任总管的宗人府（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来做事，以至仅仅在过了几个月后，连他自己也成为谗言的直接牺牲品──被他的亲叔叔道光皇帝突然免职，而且连理由借口什么的也不编一个，就让他打起铺盖回家。这次意外被免职直接导致了他两年后的郁郁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