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学大庆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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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始末-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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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亮光的天空,转身问李天照:“井长,这雨下不长,等它住一住,咱再去检查吧!”李天照毫不犹豫地说了声:“不行!”抄起工具就冒雨冲出值班房。他按巡回检查路线逐点逐项地检查了采油树、分离器,最后沿着干线堤去检查加热炉。见到加热炉底部已经进水,便拿起铁锹挖了三条小沟,排出积水,重新调好合封。等他回到值班室,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他对刘玉智说:“小刘啊,越是坏天气,越是容易出问题,以后可得要注意。”刘玉智感动地掏出钢笔,把井长的话一字一句地写在工作记录本上。
  由于李天照的率先垂范,整个井组形成了“四个一样”的好作风,这就是: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有一次新工人张学玉操作不小心,把千分尺上的一个小螺丝弄丢了,他立即报告井长并作了检讨。当天,他从下午找到傍晚,没有找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又到井场上找,还是没找到。他想,我们井组自成立以来,管理和使用的几十件工具、仪表及生产设备至今件件完好,没有丢过一个螺丝,今天自己弄丢了一颗螺丝事小,破坏了老师傅们辛辛苦苦养成的好作风,这可是大事。于是,他请了半天假,赶到萨尔图,问遍了所有的自行车修理部、钟表和收音机修理店,想买一颗小螺丝配上,结果不是没有,就是规格不合适,都未如愿。想来想去,他想到了生产厂家。他工工整整地给厂家写了封信,说明事由,请技术员根据形状画了一张草图,标明尺寸,并附上一元钱,要求厂家破例卖给他一颗小螺丝。厂家被他的这种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所感动,破例送给他一颗螺丝。他们扣除寄信花去的两角钱邮费,把剩下的钱附在一封信里用挂号信又给寄了回来。在信中,厂家写道:“你们自觉地爱护设备,在自己的岗位上严细认真,一丝不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章 “三老四严”与“四个一样”(3)
大庆会战中,指挥部结合三矿四队和李天照井组的典型事例,狠抓队伍的作风建设,使全油田涌现了一大批作风严细,真正体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作风的先进集体。
  大庆有个采油队所管的油井在中心广场附近,在井场上班的工人只要一抬头就能望见露天放电影的银幕,但是值班采油工硬是不看电影,坚守岗位,集中精力巡回检查油井。有个注水站距食堂只有200米,但站上的职工常年坚持带饭上岗,吃饭不离岗位。有位女泵工因临时替班,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没离开岗位一步,始终按要求定时检查设备。她只要脱离几分钟,就能把饭取来,但她没有这么做。运输十三队差不多年年夏天突击运基建用料,冬季进山拉“困山材”,在远离领导、冰天雪地的深山密林里完成集材任务。他们车过果园,不动百姓的瓜果;行车压死一只鸡,便挨门询问,直到找到鸡主,照价赔偿。他们车行万里,一尘不染,被当地老乡称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1963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大庆召开工交企业基层工作经验交流会。余秋里在会上介绍了大庆的工作,欢迎与会代表对大庆进行检查、批评、指导。代表们用各种方法检查了大庆的工作,特别是岗位责任制的执行情况。除了会议安排的参观、检查外,还在会议安排之外进行了多次访问检查和突击检查。有的代表除了白天进行明的检查外,还在夜晚暗地检查,不是检查一两个点、一两次,而是多个点、好多次。经过这样明的、暗的,多次反复的检查,代表们普遍认为,大庆工人觉悟高,工作认真,经得起检查。坚守岗位、执行制度真正是“四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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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把铁锹闹革命”
1961年,随着石油大会战的展开,一批职工家属来到大庆。为了解决困难,会战工委作出决定: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支援石油会战的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钻井指挥部首先响应会战工委的号召,一面把家属组织起来学习,一面组织家属大搞积肥活动。1962年春天,大庆油田的第一个家属生产队便诞生了。
  当时,很多家属都报了名,最后确定薛桂芳、吕玉莲、王秀敏、杨晓春、丛桂荣等五人第一批去“八一新村”开荒种地。
  1962年4月16日,是一个令薛桂芳等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天气很冷,又刮大风。上午9点,薛桂芳等5人背着行李、粮食,领着3个不满4岁的孩子,扛着铁锹,提着一盏油灯,搭了个便车,就向目的地出发了。
  车缓缓地把她们带到30公里以外的地方。下了车,离她们要去的“八一新村”还有3公里多路。由于茫茫草原草深无路,她们几个人只好背着行李、粮食,抱着孩子,扛着铁锹,深一脚浅一脚,一步步地艰难挪动。到下午1点多,才到达了“八一新村”。
  到“八一新村”后,她们就动手修房子。原来钻井队留下的一幢破房,只有四根柱子,上面没有房盖,四面没有墙。看到这种情景,5个人二话没说,放下东西,卷起袖子,挽起裤腿,就开始干起来。没有房盖,她们从附近的副业队借来一块帆布,把房顶和四周都盖上;没有床,到公里多远的地方抱些干草来铺在地上,搭起了地铺。在副业队的帮助下,终于算把房子修好了。
  晚上,经过一天的劳累,几个人又困又乏,但又不敢睡觉,因为那时荒原上经常有野狼出没。为了能让大家睡好觉,薛桂芳便把4把铁锹插在门口,一把铁锹枕在头下,并说,你们就放心睡吧,我给你们放哨。几十年后,薛桂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感记忆犹新。她说:“因为我的年龄最大,大家都很尊重我和我的意见,我感到,我有责任多关心大家。”
  第二天,天刚亮,吃过早饭,她们就扛着铁锹,领着孩子下地了。
  4月的早晨,天气很冷,地还没有完全化冻,草根又深,挖起来非常费劲。她们一锹一锹地挖,从早上7点多,一直到晚上5点多钟,全天苦干11个多小时,才挖了一亩地。
  进入5月,天气渐渐暖和了,但其他的困难也接踵而来。她们住的房子十分简陋,每逢下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在滴答。地铺上的草又湿又潮,几乎每天都要把草抱到外面去晾晒。草原上的蚊虫也格外多,5个人浑身被咬得到处是包,痛痒难忍。
  薛桂芳她们吃饭是在副业队搭伙,没有菜,天天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喝的是水泡子里的碱水,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5个家庭妇女在“八一新村”开荒种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会战指挥部,其他妇女听了也深受鼓舞。4月12日,迟翠英又带着第二批家属来到了“八一新村”。接着,第三批也来了。两批共计18人。人多了,队伍也正规了起来。迟翠英被任命为队长,邵香荣任技术员。为了能适时种上地,在队长的带领下,她们开始用人拉犁翻地。犁是借来的,开始大家都不会用,干起活来,不是你挤我,就是我踩你。扶犁杖的也是忽深忽浅。为了让大家都能学会这套农活,技术员邵香荣到附近农村向老农请教,并将老农讲的道理与实践结合起来,带着大家边学边练。就这样坚持了几天,终于学会了用木犁开荒,而且越干越熟练。几天时间,她们在“八一新村”附近种了16亩地,到秋天,收了1750公斤粮食。
  随后的事情就比较顺畅了。到1963年,家属垦荒队伍扩大到71人,种地92亩,收粮食万多公斤。每人分粮食200多公斤,菜300公斤。不但自己改善了生活,支援职工食堂2000多公斤蔬菜,还响应党的号召,卖给国家3000多公斤余粮。这一年秋收以后,队伍又扩大到142人。
  上级领导充分肯定了薛桂芳等家属垦荒队取得的成绩,石油部奖给她们一面“发扬穷棒子精神,走自力更生道路”的锦旗,鼓励她们坚持发扬“五把铁锹闹革命”的精神,不断前进。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大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副业生产劳动蔚然成风,五把铁锹发展为万把铁锹。到1965年年底,大庆已有95%以上有劳动能力的职工家属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单是1965年一年,大庆家属就生产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1500多万公斤蔬菜,万公斤禽蛋肉食品。家属们还同矿区职工一起利用农闲和工余时间建设矿区,从大庆石油会战至1965年,她们和大庆职工先后建设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宅。由家属们举办的各种作坊、食堂、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店等服务部门,遍及矿区各个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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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缝补厂精神”(1)
1960年冬,是大庆会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万人一下子来到了千里冰封的大草原,不要说找油打井,就是衣食住行也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石油工人艰苦创业,拼命抢夺大油田。他们没黑没白地奋战在油田,衣服破了顾不上补,脏了也顾不得洗,手套磨得露了手指头,还照样在冰天雪地里劳动。看到这种情况,后勤工人和职工家属,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千方百计为一线职工分忧愁,解决困难。在会战党委的支持下,共产党员鄢长松等3名转业战士和5名职工家属,在两栋破牛棚里,办起了大庆油田的第一个缝补组。
  大庆缝补组刚办起来的时候,真可谓是千难万难,白手起家。他们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工作。没有设备,就找来两口大锅,一口烧热水,一口煮油工服;没有洗衣盆,就用喂牛的木槽子代替;没有针线剪刀,就从家里拿;缺少补丁布,就背着麻袋去拣破烂。寒冬腊月,他们的手被冻得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又整天泡在碱水里洗衣服。裂口疼得钻心,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就是凭着这股子劲,他们在第一年里就拆洗缝补了一万多件劳保用品。
  对于后勤工人和职工家属创办的这个缝补厂,大庆油田的各级党政部门都很重视。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生活办公室多方努力,陆续给他们增加了人员,还添置了几十台缝纫机,使他们由一个“小打小闹”的缝补组办成了正式的缝补厂。
  缝补厂起初的主要业务是为油田工人加工“两旧一新”棉工服。所谓“两旧一新”,就是把已经实在不能穿的旧工服收回来,拆洗干净,用旧布拼里子,把旧棉花弹好絮上,再配上新布面。照这个办法,原来只能加工一套棉衣的新布就能够做两套了,使有限的物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缝补厂的工作看起来不像勘探打井那样有声有色,但同样充满了艰辛。比如说搞“两旧一新”棉工服,单靠手工洗衣,自然晾干显然远远满足不了批量生产的需要。缝补厂党支部带领全厂职工靠“两论”起家,自力更生,装备自己。他们先是和泥托坯,把东倒西歪的牛棚改建成流水作业的生产车间。又拣来废砖头,盖起了简易的锅炉房和洗衣房,并用木板制作了土洗衣机和其他必需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们又结合开展学雷锋活动,号召职工以“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的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岗位技术大练兵,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配成一件“两旧一新”棉工服的里子,要经过拆、洗、烘干和拼缝等四道工序。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它和拆洗一般的旧衣服不一样。一件棉大衣,发出去的时候只有公斤重,可收回来的却要重得多了。缝补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凤允回忆说:“有次,我亲手称了一件,竟足有公斤!那真是一摸一手油,一抖一阵灰。加上油田上的工作服又绗了四五十道线,被油浸透了,变得死巴巴的,拆起来既费劲,又容易把布撕破。”
  遇到困难,缝补厂的职工就集体想办法,在工作中摸索。拆旧组的曾阳春、冯淑贤等人用废钢丝磨成锥子,一针一针地挑,然后再细心地把棉花和布分开。刚拆下来的布上挂满了线头,刷子刷不干净,他们就用手一根一根地摘下来。拆旧工服的房子很小,又没有什么工作台,大家就坐在地上工作。衣服脏,工人们干得猛,弄得满屋子都是灰尘,戴上两层口罩吐出来的痰仍是黑乎乎的。
  拆衣服不容易,洗衣服更加不容易。拆下来的油污布必须先放在碱水里煮过才能洗净。原来的小锅煮不下,他们就用拣来的废砖头砌了个大池子。水开以后,池水中浮上一层油泥,味道特别难闻。为了把每一块布都洗干净,职工们谁也不在乎油脏和气味难闻。他们全都站在池子边,上下不停地翻弄油污布。等水晾凉了,他们又争着脱下鞋,挽起裤腿跳进池子里踩踏。有的工人身体不适应,皮肤过敏,有人腿上的皮肤都烂了,但他们仍坚持工作。
  从拆旧衣服开始,缝补厂的工人们不仅认真仔细地把布拆好、理好,还要把旧衣服上的纽扣和领、裤钩收集起来。纽扣脏了,用碱水刷洗干净;领、裤钩生了锈,用砂纸打磨一下再用。有时谁干活时纽扣或领、裤钩崩丢了,下了班就主动留下来,一直到把东西找到了再回家。
  拼里子和裁剪更是一件细心的活。工人们本着“废材利用,缺材代用,小材大用,好材精用”的原则,把大块布用来拼袄里,小块用来补洞眼。剪裁的时候剪刀靠边走,剪下的布条用来包袖口。剩下一些不结实的“麻花布”也不轻易丢掉,或者衬在棉衣领子里做领芯,或者收集起来送给生产单位擦机器。这样拼成的一套棉工服里子,少的有一百多块,多的还有达到二百多块的。为了力争把“两旧一新”棉工服做得既结实又美观大方些,工人们还注意把大块拼的、颜色又相同的旧布用在上衣的前襟后背,小块或颜色杂的用在袖子和棉裤里。
  裁剪车间为了节约费用,先是把画样子用的新蜡笔加温搓细,延长使用时间,后来又将剩下的蜡笔头攒起来,熔化后做成新蜡笔用。
  加工车间的工作是把前道工序准备好的半成品做成衣服,工人们也处处精打细算。机工们算了一笔细账:棉工服每套上面要跑54道杠,需要出现52根连接线头。如果每根线头少留一寸,每件棉服就能少用米棉线。厂里每年加工两三万套棉工服,就可以省万米线。这样一个由小变大的数字,使机工们看清了点滴节约的重要性,生产中都尽量避免留长线头。就是偶然出现了长线头,也要主动揪下来收好,转交给钉纽扣的工人用。车间里还加强了对机油的管理。保养机器时,对准油嘴,防止跑冒。油壶里没用完的底子,也有人主动收集起来。
  

第三章 “缝补厂精神”(2)
修理厂的技术工人,除了坚持做到机器坏了自己修,配件断了自己焊,积极主动保养好设备外,还处处当节约挖潜的有心人。他们经常从“合理的消耗”中发现不合理的浪费。在加工服装的车间里,缝纫机皮带钩易损易坏,虽然每个只值5厘钱,但节约起来仍可积少成多。修理工陈维汉主动放弃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到处去拣废钢丝,做了两千多个皮带钩。厂里加工好的棉工服,每道线缝里都要沾着一缕缕棉绒。打包出厂前,一般都被用条帚沾水扫掉了。老工人陈志训和张祝三等人看后很心疼。他们说:“每一缕棉花都是国家的财产,用不到生产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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