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基层，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并在适当时机，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这样一来就把全厂文明生产活动带动起来了。现场会以后，每天都有不少人去底盘厂参观、学习，很快形成了一个“学底盘、赶底盘、超底盘”的热潮。这种形势又促进了底盘厂，使他们感到“形势逼人”，要不断前进才行。这样，全厂的学大庆运动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锦州铁路局的例子也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局在学大庆运动以前，也曾树立过一些自己的先进典型，例如在全局开展的机车满载、超轴和安全运行500公里的“满超五”运动中，就注意总结和推广孙福佑调车经验、袁成龙机车操纵经验、杨维学机车焚火经验等。这些经验的总结与推广，尽管对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些技术业务领域的具体经验，局限性较大，只能在相关技术业务部门和个别工种推广，其他部门、工种的职工很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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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2）
通过学大庆，使这个局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们发现大庆树立的王铁人、三矿四队等典型，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典型。大庆的这个经验给他们很大启发。后来这个局在总结孙家工区经验的时候，就没有单纯去总结他们的养路方法和怎样搬砂丘、治病害、灭草荒，而是着重总结他们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愚公移山”的革命气概，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作风。在总结新民车站经验的时候，就不是单纯总结他们怎样美化站容，装饰图表等，而是集中地总结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总结张德有的经验时，不仅总结他怎样练硬功，更重要的是总结他用什么思想去练硬功，突出了他“为人民而练”的思想。这样总结出来的典型不受部门、工种的限制，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生命力强，能巩固持久。
锦州铁路局在树立自己先进典型的过程中，注意学习大庆“两分法”走路的经验。过去他们一讲典型就追求完美，在总结典型经验的时候，只注意总结成绩的一面，对缺点和问题注意不够。通过学习大庆的经验，他们认识到，对先进典型的态度应该同任何事物一样要一分为二。首先，发现典型时要全面衡量，看主流，看本质。只要看准苗头，就要抓下去，帮助它，扶持它，提高它，使其健康成长。这个局的先进单位孙家工区、新民车站和陈淑华、张德有等先进人物，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新民车站，最初各部门发展不平衡，客运部门好于货运和运转部门，而且安全生产方面还不够稳定，但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主导方面。锦州铁路局领导抓住这个先进苗头，不断帮助培养，使其不断得到提高。
第六章 对照大庆找差距
1966年2月，《人民日报》社记者邀集西北五省区部分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座谈学大庆运动的经验和体会。与会者在发言中，交流了学大庆运动的经验，畅谈了学大庆的体会，有的还对下一步的运动作出了计划与安排。
青海石油管理局政治办公室主任陈启发在发言时说：我们同大庆的差距很多，人的革命化不如大庆，这一条是最根本的差距。刚开始学大庆时，我们那里有人说：“像大庆人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地干，三天五天可以，三年五年就难了。”也有人对大庆“会战六年如一日”感到不能理解。这就是人的革命化的差距。思想没有革命化，对大庆经验就感到不能理解，接受不了，也就学不到手。大庆经验告诉我们，带队伍，一带思想，二带作风，三带方法和技术。因为职工队伍有了革命思想，有了革命作风，才会有顽强的战斗力；再加上好的方法和技术，就会使任务完成得更出色。陈启发还介绍说，从1965年以来，他们从上述三个方面下功夫学大庆，使大庆的革命精神在群众思想上扎了根，就开始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石油部六五○二生产队中队长朱和增谈起自己所在单位学大庆的经验时发言说：我们学大庆，一学大庆“严”字当头，从操作上、技术上、管理上严格要求；二学大庆生活设施从简，自己动手盖房子；三学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实行岗位责任制；四学大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励全体职工同大庆比干劲，找差距。他还介绍说，前一个时期，我们的材料部门学习大庆送材料上门，没有学好。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没有把人家的精神学到手。大庆职能部门为基层服务的思想明确，熟知生产情况；我们不了解生产需要，送下去的材料用不上，工人自然不欢迎。
兰州化肥厂徐永春工长介绍他们厂学大庆的经验时说：以前我们学习大庆那样建立交接班制度，处处严格要求，但是由于人的思想没有跟上，收效不大，“严格要求”变成了互相挑剔，甚至影响到工人之间的团结。后来我们体会到，人的思想没有革命化，光是要求严格，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于是，我们便着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还轮流把班组长送到兰州炼油厂，学先进找差距。这样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收效就比较大。过去我们厂的设备状况不很好，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现在设备的完好率大大提高，生产计划也完成得比较好。
新疆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政委杨培臣发言说：我们开始学大庆时，先学职工宿舍“五条线”，后来体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是首要的，便从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人们思想面貌改变了，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文明生产，搞五好设备和工作条理化，树立了严细作风。过去，我们厂因为修理质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台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学大庆以后，修理质量提高了，许多农场都争着把拖拉机送来修。
西北国棉一厂厂长边丰在发言中谈到，企业学大庆，关键在领导。他说：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是领导的问题，是企业党委的问题。我们认为，哪里有好领导，哪里都能出“王铁人”。工人都愿意学大庆，都愿意像大庆那样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就看领导得好不好！
边丰还从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进一步谈了学大庆的问题，他说：要真正把一个企业办好，非学大庆不可，非走大庆的道路不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然是方向，就要从上到下目标一致，有一个通盘的规划，不要只是喊一喊，抓一阵，就算了事。石油部系统为什么学大庆学得好呢？是石油部抓得好，抓住不放。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学大庆学得好不好，要上面来负责。责任还在我们自己。但是，要使本系统的企业成为大庆式的企业，领导机关就要学石油部那样从上到下，一抓到底。
玉门石油管理局代局长余群立对此深有同感。他在座谈会上说：群众学大庆的心很切，情绪很高，斗志很旺盛。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问题在领导方面。大庆的群众路线就贯彻得很好。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从哪里来的？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什么就抓住不放，抓什么就什么成风。玉门很早就搞过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当成基层建设的根本问题抓住不放。因此，起来了，又下去了。
余群立还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角度谈了学大庆的体会。他说：大庆的干部有很多都是从玉门去的。到了大庆以后，他们生龙活虎，办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庆的领导干部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去启发干部的思路，使人开窍，敢于破旧，敢于立新。我们对干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许多活事都办死了。大庆对干部的批评也很严，有时批评得你满头大汗。但是，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为什么呢？因为大庆领导干部很了解人，批评的是地方，能够激发人的干劲。要把大庆的这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学到手，需要我们狠下功夫。
第六章 把亏损丢进富春江
经过两年的宣传推动，到1966年上半年，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纸上关于大庆经验的报道越来越多。尽管当时我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刚刚兴起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但是，从总体上看，初期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对于调动工业交通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各地狠抓企业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效率，严把产品质量关等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66年1月27日至3月5日，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提名，推荐出70个大庆式先进单位。会议认为，这70个单位，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先进单位的代表，是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的学习榜样。
这一批大庆式先进单位当中，有全国闻名的大庆油田；有襄樊棉织厂、潞安硬设备局石圪节煤厂、兰州炼油厂、湖南橡胶厂、上海嘉丰棉纺织厂等5个在1963年受到国家经委表扬的勤俭办企业的先进单位；有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所属的企业，也有各省、市、自治区所属的企业；有冶金、化工、煤炭、石油、电力、建筑材料、林业、机械、农业机械等部门的重工业企业，也有纺织、轻工、手工业部门的企业，以及铁道、交通、邮电、地质和物资部门的企业；有工业交通企业，也有新兴的工业地区。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认为，推广这70个大庆式企业的经验，将会进一步促进工业交通战线学大庆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达到新高潮。
富春江冶炼厂是这次会议推荐的大庆式企业之一。《人民日报》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称这个厂“学大庆学到了点子上”。
富春江冶炼厂，是在1958年用土法建成的一个小工厂，初建时，全靠手拉风箱的土炉生产，炼出的第一炉半成品只有公斤重。经过职工几年来的努力，特别是学习大庆以来，这个工厂的生产水平迅速上升，逐步建成了一个土洋结合、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小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在建厂最初的几年里，这个工厂虽然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但由于企业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经济核算起来连年亏损。1963年企业党委书记伊方安和厂长于金銮参加杭州市委召开的工业会议，听到许多兄弟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开始感到自己头上戴的“亏损帽子”是一种压力。1964年年初，企业开始响应上级号召学习大庆的先进经验。工厂领导召开专门会议向全厂职工传达了大庆经验，职工群众情绪激动。大家立志摘掉亏损帽子，要把亏损帽子“丢到富春江去”。职工们的决心书、保证书，在几天之内贴满了车间、宿舍、食堂的墙壁，要求工厂党委马上挥动大旗，领导大伙闹革命，摘掉亏损帽子。
职工群众的决心，使企业领导感触很深，工厂党委一连开了多次会议，最后在领导干部中统一了认识。他们认识到，要领导职工群众革企业落后的命，首先要革思想落后的命，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自我革命。通过学习大庆经验，富春江冶炼厂的领导干部认识到，一支好的职工队伍，是靠好的领导干部带出来的。而领导干部要有过得硬的好作风，跟职工群众保持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的联系，必须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参加劳动，真干、实干。
工厂党委书记伊方安是参加劳动最过得硬的一个干部。他从大庆学习参观回来后，第一个搬到工人宿舍去住，到最艰苦的岗位，拣最脏、最重的活干。他赤膊背石头，手脚都磨起了泡，背脊晒得油黑，从不叫苦。工人们说他活像个人民的“老黄牛”。
全厂各科室工作人员在企业领导的带动下，也纷纷下到车间去参加劳动。哪里困难，哪里是关键，他们就到哪里干。严冬时节，矿山最冷，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推矿车；三伏酷暑，炉前最热，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搞冶炼。各主要工种，不论日班、夜班，都有干部在那里顶班劳动。他们逐步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做到既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在1964、1965两年间，全厂干部平均每人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
干部通过参加劳动，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加关心工人的劳动状况。冶炼车间的烧结工序，是全厂劳动条件最差的地方，温度高，硫气重，灰尘多，费力大。过去，干部一般不到这里参加劳动，对工人的疾苦没有体会，因此，当烧结块的生产跟不上生产需要时，厂长批评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埋怨工段长，工段长就责怪工人。工厂党委和有关科室的干部在这里顶班劳动后，亲身体会到操作中的劳累，把改善这里的劳动条件看作是一个关系群众观点、生产观点的大问题。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用机器制团的新工艺代替了原来的落后办法，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节约了三分之二的劳动力，降低了成本，产量也成倍增长。
通过学大庆，这个厂生产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学大庆的第一年——1964年，他们摘掉了建厂5年来连年亏损的帽子，向国家上交了数目可观的利润；学大庆的第二年——1965年，他们又在生产上实现了大的发展，产量比上一年提高了一倍，上交利润超过了1964年的三倍以上，有些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赶上或超过了国内先进水平，手工操作基本上改变为机械化。他们还大搞综合利用，除主产品外，又搞成了包括两种贵重金属在内的五种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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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上海卫海铁工厂是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推荐的另一家大庆式企业。
这是大上海的一家小工厂，1958年，卫海铁工厂刚成立时，厂里的工人还天天与铁锤、风箱打交道，沿用着传统的手工方式从事生产。从1960年开始，由于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这个厂面临着原材料不足、燃料不足、生产任务不足等困难。由于前几年盲目贪多求快，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当时厂里的产品，三分之二是等外品，三分之一是二等品。企业内部不团结，部分人自由散漫习气比较严重，劳动纪律松弛。
在困难面前，工厂党支部带领职工奋发图强，他们通过“忆苦思甜”，忆出了一个坚决克服困难的精神面貌。干部和工人，在困难面前，亲密无间，无所畏惧。
这个厂的主业是生产钢板弹簧，但当时生产任务不足，他们就主动承接了其他大型设备的加工任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厂从上到下都努力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意识。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没有文化，以往工作多凭自己的经验，因此操作很不统一。副厂长吴庙祥也只读过5年小学，但他肯动脑筋。他带着几个工人，在热处理工段观察老师傅们的操作，并如实地把三个技术最好的工人的操作描绘记录下来，又组织群众反复总结、讨论，最后制订了41条热处理工艺。制造钢板弹簧的40多道工序，就这样有了新的工艺操作规程。一套严格的检验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一套科学的测试设备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