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有了新的工艺操作规程。一套严格的检验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一套科学的测试设备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了。而且，企业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到1963年，他们自己制造的设备增加到50多台，全厂85％的操作实现了机械化、半自动化。
卫海铁工厂的产品质量从此迅速提高。单片钢板弹簧的寿命，从七八万次提高到25万次。1963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产品的质量被评为先进。
当上先进之后，卫海铁工厂没有止步不前。工厂党支部组织全厂职工学习毛泽东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职工们把自己的钢板弹簧质量，跟国内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厂比，比出了6项差距；与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更大。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工厂领导及时提出：在1964年内赶上长春第一汽车厂！
卫海铁工厂的设备经过几年的技术革新与改造，虽然较之从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与长春第一汽车厂相比，毕竟还相差很远。有人说，长春是“三新”，即现代化的厂房，现代化的设备，第一流的技术队伍。而卫海铁工厂是“三老”，即厂房“老”，三分之二是芦席棚；设备“老”，绝大部分是土设备；人也“老”，文化水平低。
小厂能不能赶上和超过大厂？“三老”能不能赶上和超过“三新”？卫海铁工厂的职工们从学习大庆精神的过程中，看到了这种可能。职工们说：“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草原，凭着一股革命志气，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技术第一流的大油田。我们头上还有芦席棚，脚下还有煤渣地，条件比大庆好，为什么赶不上长春？”大家分析：“三老”是赶长春的不利条件，但是也有有利方面：设备是自制的土设备，专用性强，工人使用熟悉；厂房破旧，可以激发自力更生的精神；老工人在旧社会受苦深，阶级觉悟高。于是，卫海铁工厂的职工提出：“头顶芦席棚，脚踏煤渣地，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要消灭与长春的6个差距，关键在于制造“三机”：造出喷丸机；造出更高水平的卷耳机；造出一批新型的淬火机。
全厂抽调专人组成了造“三机”的攻关队伍。“三机”的零部件上千，需要有加工设备。厂里没有足够的机床，他们趁兄弟厂休息的时候，借人家的设备干。试制新的机器，厂里没有合适的场所，他们把放废料、堆煤的地方清理干净，搭个架子，拉上油布，就在油布棚下干。大热天，喷丸机机身像个烘箱，他们还是钻进机身去凿、去锉、去刮。台风暴雨季节，一阵雨过，场地一片泥泞，大家还穿着套鞋继续干。有的零部件，是工人们用凿子凿、锉刀锉、手提砂轮磨，一点一滴“修”出来的。
1964年，“三机”制造出来了，卫海铁工厂实现了“三老”赶“三新”的目标，赶上了长春第一汽车厂。这一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又被评为全国新技术先进厂。
卫海铁工厂在学大庆运动中注意学习大庆人敢于迎着困难上的勇气和志气。副厂长顾耀祖谈起学大庆的体会时说：“不怕生产上一穷二白，就怕思想上一穷二白，没有志气。只要有志气，即使没机器，也可以造出机器来。如果没志气，即使有机器，也可能没有多大作为。”他还说：“机器都是人造出来的，技术都是人去掌握的。外国人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只要有志气，又肯下功夫，为什么他们能干出来的事，我们就不能干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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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国处处有大庆
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国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在这场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对大庆的宣传还比较客观；对于各地学大庆的要求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动与布置，大体上能够结合各地的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因而，学大庆的内容比较扎实，成就也是丰富多彩的。
当时，对于先进典型的宣传还较少片面化、绝对化、神秘化的倾向，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十分强调要将大庆经验与本地、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注意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树立自己的“大庆”。
坐落在北部湾畔的北暮盐场，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原来，这里的盐田总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生产落后，产量很低，最高年产量不过3000吨。解放后，生产有了发展，但企业的规模仍比较小。1964年，党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北暮盐场的干部、工人决心以大庆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盐场面貌，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1965年底，北暮盐场学习了兄弟省改造旧盐田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造旧盐田的计划。这就是，把盐场一工区平方公里高低不平的旧盐田加以改造，实现扬水、顺水自流化；同时，把这些盐田上的500多个石子铺底的结晶池，挖去石子，铺上陶片，实现结晶池陶片化。
计划做出后，全场130多名盐工便顶住各种压力，投入了改造旧盐田的斗争。他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要投资。没有陶片，他们下班后挑上泥箕，步行二三十公里，到合浦县城附近的一个陶器厂去拣碎陶片。有些盐工还回家动员自己的亲属也东村西舍地帮助找陶片，然后一担一担地送到盐场。在工人、家属的共同努力下，盐场没花国家一分钱，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将61块盐田铺成陶片结晶池。这些结晶池，由原来开晒四天才产盐，变成只要有半个连晴天就可以收盐，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
1966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锦州建成大庆式新兴工业区》的长篇报道，在同一版，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全国都能有大庆》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我们伟大的国家里，大庆精神到处可以发芽、滋长、开花、结果。……应该说，全国各地都能有大庆。”社论强调：“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各地区、各企业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3月21日，《人民日报》在《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创造更多的大庆式企业》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各地学大庆的先进典型事迹。
《人民日报》在为此发表的“编者按”中指出：“学大庆应该从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应该把大庆的先进经验同本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兄弟单位的任何先进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不通过总结和推广自己的经验，是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学大庆，都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才能把大庆的经验真正学到手。”
值得重视的是，在上述《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编者按”中，不仅讲到了学大庆、赶大庆，还提出了“超大庆”的口号。而且各地在总结出的学大庆的先进经验中都反复强调，学大庆首先要学大庆精神，不能单纯照搬大庆的某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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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1）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兴起后，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摆在了大庆人面前：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
在成绩、荣誉、赞歌和颂词面前，多数大庆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但也确有一些人头脑昏沉沉，脚步轻飘飘。有人头脑开始发热，看成绩多，看缺点少；看有利因素多，看不利因素少，不重视实际困难和解决具体问题，一味盲目地带领群众打冲锋。因此，1964年初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有一个钻井队，安装的井架还没有校正好，就急忙开钻，井只打到一半，井斜就超过了规定。这种情况引起了石油部和大庆工委领导的警觉。余秋里等人意识到，大庆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这个考验，不是过去那种艰难困苦，而是成绩和荣誉的考验。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关系到大庆油田乃至整个石油工业能否继续前进。
还在石油会战正紧张进行、成功已经在望的时候，石油部领导就已经警觉到在成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重要性。
1963年6月，余秋里在一次全国石油系统电话会议上专门讲了一番如何正确对待荣誉的问题。他说：“我最近看到一些简报，想说一个问题：不要居功，不要贪图名利，不要宣传我们个人，不能接受这种精神享受！谁要搞这个精神享受，突出个人，我看就要身败名裂，受到历史的惩罚！当然，我们的英雄人物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们是革命的红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干部就不一样了，我们要谦虚谨慎，埋头工作，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分。玉门送来的一个材料上说，洛阳拖拉机厂去那里参观，里面有两句话，我看是胡说八道！一句是‘以余部长的作风为榜样’，一句是‘我们厂的领导享有很高的威信’，太不严肃了！谁对这样的话满意，听了心情舒畅，说轻一点是头脑发昏，说重一点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什么余部长的作风？什么厂领导的威信？简直是胡吹！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普通干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党员的义务，应尽的职责！任何成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人民群众努力的结果，这个基本点不清楚，有点成绩不头昏脑胀才怪！我再重复一遍：从今以后，第一，报纸再不准出现领导的名字；第二，不要随便题字；第三，不要吹嘘自己！”他的这个讲话传达到基层，在大庆乃至全国石油系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此后，在大庆《战报》上再也看不到“余秋里部长”这样的字句，取而代之的是“石油部领导”。
1963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党内指示传达下来。毛泽东在这个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很少认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去思索、去工作，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更怕别人批评。毛泽东强调要进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教育，要把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1964年2月19日、21日，石油部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怎样对待成绩和荣誉。余秋里在会上强调：“面对中央的表扬，我们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前进，一种是踏步不前，一种是后退。现在不是你想前进不想前进的问题，大家都在前进，你不前进就落后。我们一定要坚持前进，决不后退。工作要做得更好，做出个好样子。要善于学习别省、别市、别部门的好经验、好方法。要坚持学习解放军。”康世恩说：对于大庆“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靠‘两分法’前进。”根据余秋里、康世恩的意见，会议形成决定：为了防止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组织全体干部和职工学习毛泽东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号召大庆和全体石油职工，以“两分法”为武器，“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对照先进找出差距，并制定改进工作的措施。
3月初，陈毅副总理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归来，在机场见到石油部副部长邓洁。陈毅关切地问起石油部的情况。邓洁对陈毅讲：我们党组讨论了，提出要打着灯笼找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陈毅说：“这就对了，中央表扬了，石油部更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你们自己可要谦虚谨慎，好好做工作。”
3月7日，石油部召开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余秋里在会议上讲话说：“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掌握‘两分法’这个武器，既要看到有利形势，又要看到不利方面，既要看到积极因素，又要看到消极因素；既要保持发扬成绩、优点，更要着重看到缺点，认真地找差距。”他还说：“中央这次表扬我们，我们自己是没有想到过的，我们的缺点、错误和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总的来说，在大的方面我们要看主流，成绩是主要的；而在具体工作中，就必须着重发现缺点，认真改正缺点。”12日，大庆油田专门召开“五级三结合会议”，康世恩在有3000人参加的大会上专门讲“两分法”。他强调：“不但要懂得‘两分法’，而且还要把‘两分法’具体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之中，成为每个人应有的思想武器，成为我们的领导方法。”
为了让事实教育全体干部，康世恩组织大庆会战工委领导成员一面学习，一面到基层蹲点，先后去了35个钻井队，包括1202、1205这样全国著名的先进队，用“两分法”一个队一个队进行分析：成绩是怎么取得的？缺点是如何发生的？用活的事实，大张旗鼓地向职工宣传“两分法”。大庆石油《战报》从年初到年底，经常刊登职工学习“两分法”的体会和用“两分法”找差距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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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2）
与此同时，余秋里、康世恩还按照毛泽东关于要把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的指示，派出学习团到外地学习取经。其中有的到沈阳军区和解放军政治学院去学习，有的到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先进部门学习；还专门请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和技术能手钻头大王倪志福、刀具大王金福长、革新能手苏广铭到油田来为职工表演献艺，传经送宝，使大庆广大职工亲眼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随后，大庆会战工委领导成员，对照先进部门、先进单位，对照解放军找差距、找缺点，找自己的不足。不仅领导班子找，还在全油田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暴露缺点找差距。他们从外部找到内部，从工作找到思想作风。找出的大量差距、问题，反映了队伍的思想作风不过硬，也反映了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会战工委领导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首先检查了自己思想作风上的问题。随后，各指挥部的领导干部，分别在大小会议上，向职工面对面进行了检查。他们对照解放军和先进部门，找出18条差距，印发给油田职工进行讨论。康世恩认为，这些问题，有些虽然是基层的具体问题，但反映了我们的工作和思想作风还大有缺点，大有差距。他说：“基层和职工是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问题出在基层和职工手上，根子却在机关和领导干部身上。”康世恩决定召开各级干部和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由领导干部带头在会上用“两分法”检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各指挥部有52名主要领导干部分别在74个会场向3万多名会战职工面对面、实打实地作了检查。
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很多工人也主动检查了自己。他们说：“井打斜了，不能都怪领导，主要是我们思想上有问题。人的思想出了毛病，井就打不好。”在党委带动下，全油田从人到物，从工作到思想，从施工质量到执行规章制度，找出了120万个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震动了领导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和麻痹思想，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这是对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的一次大暴露，将了领导上的军。我们领导思想、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上，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工作上不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