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日报3道转抄手续。负责原油样品化验的采油三矿化验室的职工，为了保证工作质量，建立起了每天集体审查和半月数据普查制度。每天下班前，把自己化验所得的数据，交给大家看，读给大家听，互相监督，避免误差。这个化验室，1年中进行了8800多次原油样品化验，共取得了3万多个数据，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五。为了检验他们化验资料的准确性，康世恩曾叫人把萨尔图的原油样品拿到葡萄花去，作为葡萄花的原油样品送到化验室。化验室马上发现了问题，提出原油样品的各项化验数据，不像是葡萄花的，而像是萨尔图的。他们怀疑是原油样品弄错了，不然就是取样器漏气了。当康世恩说明实情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领导集体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大庆油田会战的科学研究队伍、工程技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总地质师、钻井总工程师、采油总工程师也只有三十几岁，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大庆党委对他们采取了“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的方针。考虑到在“大跃进”和随后的反右倾、拔白旗等政治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7月10日，大庆石油会战党委主要领导在技术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所有受过批判、戴上右倾及白旗帽子的一律取消。当时有材料存档的，一律取出销毁，这叫一风吹”。并明确指出：会战的技术干部，绝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的，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教育，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党委规定：工作上的意见，技术上的争论，与政治混淆起来是不对的，技术干部对国家的最好贡献，就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成绩。在组织上，会战初期就设置八大总工程师，实行技术责任制，让他们有职有权地进行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余秋里还多次鼓励技术人员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要看着领导的脸色讲话。
为了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余秋里提出，要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1960年、1961年开展农副业生产时，指挥部规定，科研地质技术人员平时一律不参加农业劳动。在一次会议上，余秋里讲话说，科研地质人员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渗透率”。在生活上，也对科研人员给予照顾，让他们吃饱，定量不够可以补助。北京石油学院副教授秦同洛饭量大，指挥部专门规定，他吃饭不受定量限制，可以放开肚皮吃。以后又请一些专家吃小灶。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这样一种气氛下，广大科技人员发扬独创精神，树立“敢想敢说敢干，严格严肃严密”的作风，勇于同世界先进技术较量，努力攀登油田科学技术高峰。有的年轻科技人员在自己的房门上贴出“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的对联，表达了他们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雄心壮志。由大学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组成的油层研究队，白天上井搜集资料，晚上在干打垒里，有时还需要在油灯、烛光下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教授张英、设计工程师宁玉川和群众相结合，深入现场调查了232口井的情况，取得9700多个数据，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创造出一套有自己特点的工艺流程，解决了严寒地区高含蜡、高凝固点原油集输方法。为了弄清油田土壤传热系统，解决保温的合理温度问题，设计工程师谭学陵等人从1960年到1961年连续10个月，在夜里最冷的时候进行现场测温，共步行6000公里，观测1600个点，取得5万个数据，进行了1100次分析对比，终于取得了科学数据，并校正了前苏联沿用的集油管线设计的计算公式。技术员蔡升等人在严寒季节，怀揣窝头，跟随油槽车，行程1万公里，测气温800次、风速600次，取得油温数据1400多个，弄清了冬季铁路油槽车在运输途中原油变化的情况，确定了油库合理加热温度。井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进行了1018次试验，创造出多级水力封隔器，解决了分层控制油层的重大技术难题，获国家重大发明奖，并为推行我国自己独创的分层采油、分层注水、分层测试、分层改造的采油新工艺提供了条件。
第三章 有热情，更要讲科学（3）
为了合理开发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长期稳定高产”的开发方针。要实现这一方针，必须使制定的计划目标切实可靠，留有余地。为此，在计算油田地质储量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当时尚无能力开采的薄油层、细密油层的储量暂不计算在内。同时在油田开发初期，不是一下子动用全部可采储量，而是将一些可供开发的含油面积留下来，暂不投入开发，作为“小仓库”、“大仓库”，以备分阶段地投入开发。像喇嘛甸油田就是当时留下的“大仓库”，到1973年才开始投入开发建设。在油田开发中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分阶段地动用可采储量，这也是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上5000万吨后，连续稳产20余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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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干打垒”精神（1）
大庆石油会战进展很快，面临的困难也是多方面的。那时，一个重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解决几万职工的住房和上万台设备、车辆入库以及储存蔬菜过冬的问题。油田建设地区，原是以畜牧为主的嫩江草原，远离大中城市，农民村落也很稀疏，而且没有公路网，气候酷寒，最冷时达零下40摄氏度。会战第一年夏季多雨，冬季来得又早。雨季刚刚过去，9月的草原又刮起阵阵寒风，国庆节前后就下雪。会战初期，几千台设备在大草原上运转，连个修理设备的房子都没有；广大职工住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这些临时措施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解决不了长期站脚扎根的问题，冬季肯定过不去。在如此严寒的地区，集中众多的职工和大量的设备，没有可靠的御寒手段，就可能冻伤大批的人，甚至会冻死人，也可能冻坏大量的设备。若遇上当地群众都怕的“大烟泡”的风雪，就可能使会战陷入全局瘫痪。曾在东北地区长期工作的王鹤寿等人对余秋里、康世恩说，这里没有房子，过不了冬啊！出于关心和好意，他们曾劝余秋里，如果冬天实在过不去，可以在入冬前，把队伍和设备撤到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等地，来年春天再开上来。他们准备动员地方腾房子给会战队伍住。对此，余秋里后来回忆说：“我权衡再三，感到不能走这条路。因为如果这样做，会战的有效工作时间，一年只有6个月左右，党中央批准的这场大会战，就会变成拉锯战或消耗战。势必推迟油田开发的时间，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会战队伍安全过冬的问题。听说会战指挥部里也有人主张冬季将队伍撤走，正在北京的余秋里通过电话表达了他的意见：“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这个决心决不动摇。”
怎样既坚持会战，又保证会战队伍安全过冬呢？当时参加石油会战指挥工作的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建设资金，充实的建筑材料，各种现代运输工具和施工设备及施工技术队伍，那么，也完全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上百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然而，那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不用说盖大面积楼房是不可能的，即使盖砖瓦平房，在短期内也难以采运到大量的建筑材料，集中大批的建筑队伍，所以，这也是行不通的。”
为了解决安全过冬问题，从会战领导机关到基层小队，大家都在出主意，想办法。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也在想办法。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向余秋里和康世恩建议：有一种办法，就是搞东北老乡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凉。
会战指挥部为此派出了一批批建筑设计、施工技术人员，深入到附近的城镇、村落，尤其是找民间木瓦匠，调查居民建筑的用材、设计、施工情况，发现附近城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干打垒”。
所谓“干打垒”，就是北方农村都有的、最简便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抗日战争时期，孙越崎领导开发建设玉门油田时就曾用过这种房子。这种房子在东北尤其被普遍采用。这种干打垒房子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墙壁就地取土，把土装入活动木板内，用木夯铁杆分层夯实，房顶用当地的羊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看起来土气，但厚墙厚顶，结构严实，防寒性能好，暑天也不太热，适合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特别是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大面积地进行建筑。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多方案的比较论证，会战指挥部决定采用干打垒方案，发挥人多的优势，发动广大职工建造干打垒房屋，渡过难关。决心一下，说干就干。在石油会战的萨尔图草原上，一场人人动手，全民动员建造干打垒的人民战争就这样打响了。杏树岗青年突击队率先示范。他们在当地干打垒老把式的指导下，于1960年4月底建成512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和2500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主体，还总结出了一套干打垒施工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改进了打筑板、规格夹板，试制出了电动打垒机，使建筑工效从每人每天不足1立方米提高到立方米，成功地完成了试验和示范的任务，并在五四青年节向全油田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发出了利用业余时间，“突击‘干打垒’，高效率建设新基地”的挑战。会战指挥部因势利导，动员全油田各单位从6月1日开始，采取组建部分专业队伍和广大职工义务劳动自建相结合的形式建筑干打垒房屋。专业队伍主要负责开赴林区拉运“困山材”、加工门窗、制造施工工具、打羊草绺把子。
建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难以尽述。进大兴安岭拉运“困山材”的运输队，冒着严寒，跋山涉水，自己收集木材，吃冷馍、喝凉水，战泥泞，千里迢迢，人不歇气，车不停转，充分发挥了当年志愿军汽车运输的大无畏精神，拉出了大量的木材。采油、水电、机械加工等工种采取一部分人一人顶两人的岗位，挤出一部分人突击干打垒；钻井队伍和各级机关、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干工作，业余时间搞干打垒。部长、司局长等领导干部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卷起袖子动手打夯掘土，和工人们一起流汗水、挨蚊叮虫咬。地方政府派出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带队组成干打垒技术辅导团进行现场指导。整个油田变成一个大工地，人人劳动，大家动手，群策群力，起早贪黑。每到夜晚，各工地灯火通明，人声夯声震天，场面十分壮观。油田《战报》也及时刊登了建筑工地上的感人事迹。一位工人将自己的心情化成一首诗：“抗日延安挖窑洞，今朝处处干打垒，革命红旗辈辈传，艰苦奋斗最光荣。”
第三章 “干打垒”精神（2）
由于群众发动充分，各级领导干在前面，上上下下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从6月全面铺开，到9月底为止，历时120天左右，全油田完成了近10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出现了“七一村”、“八一村”、“新市村”等新的居住点，真正实现了会战指挥部提出的“人进屋、机进房、车进库、菜进窖”的目标。职工风趣地说，这是“四进士”，即四个进室之意。他们建造的这些干打垒房屋，都有火墙或火炕取暖，用天然气做饭，电灯照明，并装有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基本适应了生活需要。
“干打垒”体现出大庆人勤劳节俭，乐于奉献的精神。建造干打垒，一次投资比建筑楼房省钱六分之五。仅以1960年在油田中心区建成的60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粗略算一笔账：由于就地取土搞主体，人工又主要是靠业余义务劳动和从生产队伍中挤出来的，不用另行列支劳务费，干打垒房屋每平米的平均造价最多不超过30元；如果采取当时中档的楼房标准，按常规承包，建设能够抵御高寒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每平方米的平均造价不低于200元。两相比较，前者只需投资约2000万元，而后者则要投入约亿元。在60年代初期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一次节省这样一大笔投资，意味着他们为国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贡献。
30年后，已经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孙敬文回首那段往事，仍感慨万千。他称赞大庆会战时的干打垒，“是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大庆石油会战中的体现，是延安窑洞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的继续，是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孙敬文接着说：“干打垒建筑也有其缺陷，如使用年限较短，维修次数较频等等。大庆油田没有把它作为永久性的建筑，而是作为节约投资的过渡形式，现在已被楼房所代替。”
第三章 发展生产，战胜饥荒（1）
大庆会战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职工吃不饱肚子。刚开始会战的时候，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能按工种定量供应，副食品从黑龙江省和南方调进。虽说职工们劳动紧张，体力消耗大，伙食倒还过得去。但是到了9、10月份，在全国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被称为我国北方粮仓的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已经超过了“危险线”，再也无法坚持原来的粮食定量标准，不得不按国家规定，把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减下来。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专程来到萨尔图，向康世恩抱歉地表示，黑龙江再也无法供应本来就不够的粮食定量标准了。
会战职工定量减的幅度很大，从几斤到十几斤。钻井工人从每月28公斤减到公斤，采油工由公斤减到16公斤，干部、专家等一律减到公斤。同时，副食品明显减少，肉食几乎没有供应。那是一场全国性的粮食大饥荒。许多职工的家属和子女，由于家乡闹粮荒，为寻活路也来到油田。这更加剧了油田缺粮程度，许多职工一人的定量一家人分吃。当时在自由市场上，土豆按个卖，甜菜切成片卖。绝大部分会战职工工资在50元以下，一天的工资只够买几个土豆、几片甜菜。有的职工没办法就跑到冻土地里拣冻白菜帮子和甜菜叶来充饥，还有的靠开水里加点酱油度日。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体力消耗比夏秋更多，职工体质开始明显下降。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会战真是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了。半年多的会战使职工队伍已成疲惫之师，长期吃不饱肚子，人们的体力渐渐支撑不住，很多人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当时，石油部党组正在北京开会，张文彬在会战前线主持工作。他通过萨尔图直通北京的电话专线向余秋里汇报说，职工队伍中出现了浮肿病，蔓延很快。得浮肿病的职工，开始是几百人，很快上升到1000人，以后是2000至3000人，最多时达到了4600余人。治疗浮肿病，制止浮肿病蔓延，尽可能地改善职工生活，成为关系会战大局的最尖锐、最紧迫也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石油部党组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康世恩就奉命赶回大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