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理想主义，太乖了。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其他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忽视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
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然后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强迫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我住的第一个家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和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一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开始我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第五章 鞋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
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去美国的事是在1996年，我16岁的时候，不过是说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为期1年的训练营中。我13岁半正式进入青年队，但青年队比赛很少，每年都像是在一个漫长的训练营里。我想尽快打入东方大鲨鱼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双很好的篮球鞋。我没有自己尺寸的鞋穿，那时也没有签约的鞋商，所以章明基从美国给我寄鞋来。
章明基在上海的家离我家只有十五分钟的路，但我两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州，我们没见过面。他当时在美国上学。有个我俩都认识的人，请他帮我在美国找适合我穿的鞋，带回中国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你想来美国打球吗？也许可以在大学打。”我真的不想去，我只想在CBA打球，入国家队——那是我当时的梦想，另外跟王治郅作队友。但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认为去美国对我更好，因为那时上海队还是乙级队，篮球水平并不高，“好吧，去见见他吧。”我妈说，“没关系，跟他随便聊聊好了。”
我们就去了章明基家，他妈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章明基就在那读书。那天我第一次上网，章明基让我看威斯康星大学的体育馆，当时看上去真大。
“见到你之前，我认为你有30％的机会去美国打球，”章明基说，“现在我看到你，觉得你有50％的机会。”但我还是不想去，我想打CBA。当时国内的球员中，没人有比这更大的梦想吧。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姚明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姚明的教育。所以我跟她说NCAA是怎么运作的。我主要是想帮自己母校的篮球队。所以，我当然给他们看威斯康星大学的网站，我觉得激起了他们一些兴趣。那时候，包括姚明自己，没有人指望他打NBA。我知道姚明是通过我的太太Angie，那以前我没听说过他。我们不是表亲，Angie和姚明才是。她和姚明妈妈是远房亲戚。活又说回来，只要你要愿意的话，谁都可以称为表亲，是不是？事实上，我和姚明互称表兄弟另有原因。那天我们见面，是因为几个月前，我偶然从姚明的一个表亲那里听到，姚明需要球鞋，所以我提出帮他在美国找，带回来给他。鞋子很难找，也许赛季中会好找一些，但也难说。我几乎找遍了麦迪逊市所有鞋店，又找了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一些鞋店。最后，一个朋友在威斯康星很偏僻的地方有一家鞋店，他同意去耐克的圣路易斯仓库找一双给我。是上一年的款式，但我想姚明肯定不会在意。
姚明和他妈到我爸妈在上海的家来取鞋。那是1996年，他骑自行车来。我知道他已经超过2米10了，因为我有一个童年的记忆——是关于姚明爸爸的队友，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我们的老房子是30年代造的，那个人约2米06，他进来的时候，门框就在他头上，但他还不需要低头让一下。姚明进来的时候得低头避让。我问他关于篮球的目标，很明显他没怎么想过NBA。他有点害羞，更担心的是如何在上海队生存下去。他妈妈更担心教育问题，不希望他最后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员，处境艰难。中国的学校体系某种意义上让运动员人生错过许多。姚明妈妈问我许多关于大学的问题，我想，我也为大学做了些宣传。瞧，我在帮威斯康星大学队招兵买马，如果他有NBA的梦想，我就会试着打消。我说，你看，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有这么多球队，欧洲有这么多球队，每年他们都有资格参加选秀，可只有60人入选，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可以坚持3年以上。所以你的机会不大。你应该听妈妈的，优先考虑教育。如果你能打NBA，最好，如果打不上，还有后路。
那时，中国球员没人想到去NBA打球。我们当时最好的职业球员是胡卫东，但他不可能进NBA。他是CBA的大前锋。他的膝盖受了伤。如果膝盖没受伤，他能打小前锋或得分后卫，这样他的水平能够得上进NBA。他不高大，但很强壮，巴特尔也动不了他。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强壮。或许，中国的南方就好比美国的西海岸，北方就好比美国的东海岸。但胡卫东来自南方很远的地方，他是一个例外。
斯蒂夫·弗朗西斯（休斯顿火箭队后卫）：我所认识的在中国打球的球员从不谈论姚明。他们经常谈到胡卫东。所以有一次找到姚明，我第一件事就是问他，“胡这人怎么样？他们告诉我，他像麦克尔·乔丹。”
“他一般般，”姚明说。“一般般”是他的口头禅。
我问，“你是指什么意思？”我本来想问的是胡卫东过去怎么样，他以为我问的是胡卫东当时的水平。
“我爸爸还在打球的时候，他是新手，”姚明说，“现在他年龄大一些了，不如过去，但几年前他是很棒的。”
就像我说的，姚明很注重细节。以后你问他什么可得小心——他会咬文嚼字，跟你说上一大通。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1996年夏天，耐克中国公司从广州搬到了上海，所以我看准了姚明。我们与CBA签了赞助协议，为所有甲级队提供球鞋和运动服。所以，那年秋姚明所在的上海大鲨鱼队从乙级晋升到甲级，我们感到很兴奋。这样我们有了一支在自己大本营的球队。
我不仅和姚明会了面，还跟他对打过。我们公司有一支由员工中的中坚力量组成的球队，每周都在当地的体育馆练球。为正式开始耐克与大鲨鱼的合作，我们邀请他们打一场比赛。大鲨鱼队员上场，我们觉得他们很一般嘛——大多数只有6英尺4（1米93）左右，少数几个有6英尺8（2米03）。最后出场的是姚明，当时他已有7英尺3（2米21），体重230磅。我们开玩笑说，他的胳膊和腿细得像筷子。他在做伸展热身时，我们又私下小声说，他可能又是像一座大山一样，光有高度，没有技术。
然后姚明上场了，一次次地跳投拦截。他不停移动后撤，不停地断球。我们队里没有专业选手，我们像小孩一样被耍得晕头转向。那时，我们断定，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要清楚，那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只产生了一名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甲级队的球员——马健，他在犹他州大学打了两个赛季（92‘和93’）。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耐克在比弗顿的篮球鞋工厂快递了几双为阿龙佐特制的球鞋，我猜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们这里会有球员穿这些鞋能和阿龙佐一样合脚。
第六章 我和刘炜的训练营
在两个星期里，教练将钱带走了。两个小孩只有100美元。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回来时，我们饿得皮包骨。
1997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耐克的巴黎训练营。蒂姆·哈达威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球员，他后来成为NBA的明星。他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都一样——两只手、两条腿，一个脑袋，只是，他好快，尤其是运球的时候，他的步伐和手都很快。他会挑战每个人和他一对一，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为止。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营地最好的球员了，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篮球打成什么样才算好。营地有85个球员，我的编号是第85，你自己想那意味着什么吧。那时候我不担心蒂姆·哈达威有多好，因为我想的是在CBA打球，反正以后不会再碰到蒂姆·哈达威那样的人。
姚志源（姚明父亲）：巴黎之行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只去了6天，但学了很多。不是关于篮球的，而是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篮球世界的位置。他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球员，而且他们打到了那样高的水平。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和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球员相比位置怎样。他想，“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了巴黎，他知道了什么是可能的，踏出国门前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在巴黎发现了篮球的境界，去美国的时候，他做得更多的就是改进自己以达到他在巴黎看到的水准。
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跻身NBA是在1998年，那时我18岁，在美国打了2个月球回到国内。我从未想到我能打得那么好。知道为什么吗？那以前，我在中国打球的对手都比我大得多，在青年队时对手大我两三岁，在17岁进入大鲨鱼队时对手大我五六岁。这让我打得很费力，因为他们长得比我壮，球龄比我长。在美国，我终于和自己同龄的人打球了，感觉很不一样。
美国之行是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开始的。而后，刘炜和我前往达拉斯加入了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一支叫High Five的球队。这支球队在全美四处巡回，参加锦标赛。在巡回比赛时，球队可以从任何地方挑选球员到他们队里。现在不同了，球队只能从其所在城市100英里范围内挑选球员。我在达拉斯第一次见到泰约·约翰逊，他现在是奥克兰突击开拓者队的边锋……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朋友。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的队友）：我是搭乘红眼航班来到达拉斯的。到了酒店，报上我的名字，前台的小姐说，“噢，你跟那个大个子的中国帅哥住一起。”我咯噔了一下，“什么，我参加了外国交换学生的球队？”我走到客房，敲门没人回应，我就用钥匙开门。这时，姚明给我开了门，他穿着内衣，是白色紧身的。在门口我只能看见他的下巴。他和刘炜已经睡下了。他让我进门后，就回到了床上。他们为我铺好了一张小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小声说，“有个7英尺6的家伙在我房间，他是中国人！”我妈说，“哦，中国人可真能长个啊。”直到第二天练习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本事如何。球场上我发现——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在那两个月里，我到处打球——达拉斯之后去了佛罗里达的斯泰森大学；印第安那波里斯的耐克营；奥兰多、圣地亚哥、菲尼克斯、奥古斯塔、佐治亚的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夏季联赛或锦标赛，圣塔芭芭拉的迈克尔·乔丹营。大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要去哪里。在斯泰森我每天和乔治敦的中锋李·斯克拉格斯一起训练，他现在在NBDL（美国篮球发展联盟）打球，是NBA的次级联赛。我们的教练是塔兹·洛克，在作了多年大学教练后，他那时刚开始给开拓者队作球探。
在圣地亚哥，我为High Five队打最后一次球。我们住在美国国际大学，就在High Five夏令营所在的高大建筑物隔壁。隔着高速公路的对面是个军事基地，每天早上从大学走到High Five体育馆的路上，我们都看到战斗机起降。
在圣地亚哥我第一次和泰森·钱德勒打球。他只有15岁，人们已经说他能打NBA。他对着我灌篮，球打得非常好，但我防守很好，跳投也已经很不错。我比他大3岁，从那以后我就想，“也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