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候，国家队的教练不想要什么明星球员，或者他不想让任何人自以为是超级明星。因此在宣布王治郅被选中的消息后，无论王治郅在练习中投篮还是做其它事情，教练都会说，“打得很差！”或者“你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我就开始有机会了。在选秀前，我经常坐板凳，没打什么比赛。但是在选秀后，教练开始给我更多机会打球，向王治郅显示有人在他的背后追赶。教练没这么说过，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用意。
我得承认，第一次听说王治郅被选中时我很嫉妒。就好像刘炜进了国家青年队后向我展示他的运动衫，“这多好呀，”他说，而我只是想把那运动衫撕成两半。
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没什么不对，重要的是你怎么行动。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恨那个人，那你就错了。如果你因为别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而对那个人不好或者生气，那你也错了。重要的是你如何利用自己的嫉妒心理，我想你应该把它当成你更勤奋工作，并且努力得到那个人拥有的一切的动力。总有方法能够在达成愿望的同时又不伤害别人。我不在乎王治郅是否去了NBA并且成为了大明星。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希望他能成功，因为这样对我和全中国都好。
NBA球迷不认为我和王治郅之间有什么竞争，但是在中国关于我们俩谁更好有很多议论。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都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个，他们就会斗争，两人之间永远不会有和平。一山不容二虎，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球迷不喜欢他，而他的球迷也不喜欢我。王治郅和我可不这么想。但是其他人这样想，并且一直都在议论。我们之间是有竞争，我们也喜欢挑战对方，但是仅仅是在球场上。
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 姚明和王治郅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学到一个文化上的教训，这是一个人努力平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上的教训。他得理顺这种关系。王治郅的最大问题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前他保证会为国家队效力。他没有回来，伤害了很多球迷的感情。在中国的体育事业掺杂了很多民族自豪感。全民在支持国家发挥它的潜力。国家投入了很多钱财来培养运动员，就是为了让这些政府赞助的运动员能够为国争光。不管这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就是中国运动员必须面对的交换和回报。
王非（前国家男篮教练）：我认为姚明和王治郅的区别不是身体上的，而在于他们的态度以及对比赛的努力程度。姚明是我教过的运动员中最勤奋的一位。有场CBA比赛，姚明和王治郅对抗。我当时在八一火箭队，是王治郅的教练，那是2000年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我从美国学习篮球回来已经一年了，我们改变了很多八一火箭队的东西。我们第一场比赛输给了鲨鱼队，王治郅和姚明的得分是0比11。姚明做了所有的事情，他投3分球、2分球，从篮下、中场挑投。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会拚命的去抢无人持球。有个无人持球，姚明追着抢，可是王治郅连腰都懒得弯一下。这是很典型的。如果球在地上，身高7英尺6的姚明会去弯腰捡球，而王治郅会站在那儿看着。如果姚明能够这么做，每个中国球员都应该能这样做。另一点让我很失望的是球员一般都不愿意刻苦训练。姚明是个例外，他可能不一定同意或者理解我所说的每件事情，但是他都会尽力去做。
我真不知道王治郅现在在NBA球场上还能做什么。他现在没有很多机会打球，而在替补席上，他看起来更像旁观者而不是球员。当姚明和巴特尔坐在板凳上，如果他们的队友打了好球来到板凳前时，他们会鼓掌，并且站起来和队友击掌庆贺。而王治郅像个局外人，他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斗志。如果是那样，那么一切都完了。
第十七章 强弩之末
人们不知道我之所以选择11号，是因为叶莉。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我平生只和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我来NBA当然是意味着接受一种教育。我记得一家中国报纸在采访我和穆奇·诺里斯的时候问到我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我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我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事实上，”穆奇微笑着看着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时听到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还从来不认识谁没有结婚就当爸爸的。很久以来，如果你在中国未婚生子，你不会告诉别人。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年轻人不再把这当作坏事并且也不怕告诉别人。但在中国每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和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
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能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第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关于奥运会，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因为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200多个代表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
然后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儿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浦东的上海最高建筑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因此所有的饰品，男人都会戴在左手或左手臂上，而女人则戴在右手或右手臂上。
幸运的是还没有其他球员的手或者手指挂到我的红绳结上，尽管它已经很松了。让我再想想，只有一次，在比赛中有人的手指碰了它一下，我不记得是谁了，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往手臂上拉。有人说如果这个结断了的话不吉利，我不相信这些。总有一天它会断掉，因为我可以看到它在慢慢地变旧。如果真的断了，我们可以换一对新的。但是我们会挑个特别的时间一起去换。
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是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体育医生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点不错，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他们就粘在一起。我不是很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大男人和一个玩具熊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因此在打手机的时候，我会把小熊藏在电话和手掌之间。在回到美国前，我还是把小熊取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波斯简和其他队友会为这杀了我。
人们不知道我之所以选择11号，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9是皇帝的数字，8和6是很好的数字；4不好，代表着“死”。中国联通在给姚之队和我的手机确定号码时，他们确定号码里有很多的8和9。
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缝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和她争为妙。
第十八章 中国与美国
姚明父亲：作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
在NBA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忘记了带电脑游戏。章明基和我一起回来，我一直跟他说要去电脑商店，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告诉他在被火箭队选中后我去过那个电脑店，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跟他说这事，直到他相信不会有事。也许他是被我缠得有点烦了。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馊主意。仅仅几分钟，那个小店就挤满了想要签名或者照像的人。章明基只好打电话叫来6个保安帮我离开那个地方。
也许我应该预见到在我老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NBA的第一个赛季，火箭队在加州的一个快餐店停留时就发生过类似事情。这大概是在赛季结束前的一个月，我们从奥克兰赶去沙加缅度。路途不长所以球队就坐巴士去；整个车程约有两小时。许多球队都这么干，走了一段路后，大家在路边的汉堡店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全下车还是派个人去买吃的，但我们觉得大家一块儿进去买东西应该没问题。火箭队在全国有点小名气，但它毕竟和洛杉矶的湖人队全体出现在麦当劳不同。餐馆里的人都开始欢呼：“姚明！姚明！”周围的人群纷纷要求签名。甚至连餐馆工作人员也停下活来要签名。我不想让其他队友觉得难堪，便回巴士去了，科林替我买了个双层奶酪汉堡。
在中国，我在机场的时候，只要我坐下就没事，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但当我站起身后，没人会看不到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商店或者饭店。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时，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不这样。不过在美国，我也得为火箭队做很多事情。我喜欢打球，不论是练习还是比赛。但是确实不喜欢其它的事情。在运动衫、球以及海报上签字、拍推广照片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商业化运作，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在这两个国家，我在公众场合都很小心。因为我的身高，我常显得很突出，特别是在没有太多高个子的中国。但我总想能溶入平民中，成为另外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人们知道我是篮球运动员之前，我大多能有这些自由。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然后我向她展示了我怎么签的。她说：“你是这样签的？”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她问：“你打算一直都这样签吗？”因此她告诉我该怎么快速签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NBA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和国家队在一起。我们两周内打了9场比赛，都是为亚锦赛作准备的表演赛。国家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球迷想见我，没有安排保安。我们在机场上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来自各地的球迷都会上来要签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