酢�
随着统一集体价值观的形成，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就会愈发强烈，他们就越能在这个集体中得到安全感，并屈服于首领所具有的威慑力和权威，感受到比本人所具备的更强的无所不能的感觉（omnipotent feeling）。这种人越是忠实于组织，其本身所感受到的这种超越本身的力量就越是强烈，与此同时，个人的信念也会随之下降。他们似乎已经不再关心自己是谁，而是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到了组织和领导者的命令与安排当中。
分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这番理论我们就能发现，正是这些痞子们在集体宿舍里贴上组织的“行动纲领”，要求以唯命是从的态度彻底贯彻上级的命令，才创造出了封闭性的集体文化。在父母们看来，他们不明白这些原本乖巧伶俐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他们那些毫无顾忌实施的残暴行为，对组织帮派领导的俯首称臣，完全是不能理解和体悟的。
尽管如此，人是不可能突然一下就改变的。这些帮派成员之所以形成后来的行为和意识，都是因原本的价值观在偏离正常轨迹后走向的歧途，其中包括 “擒服性心理”。
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因素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论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提出过本性中所存在的攻击性和性欲这两种内在冲动。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在《论人性（On Human Nature）》中提到：属于智人的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举了马来半岛上的塞芒族的例子。
塞芒族的语言中不存在“杀人”和“杀”的词汇，最具有攻击性的只不过是“打”而已，他们有着非暴力性的传统文化。1950年，英国政府为了与共产主义游击队展开战斗，征召塞芒族的男性入伍。他们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浴血杀敌。但是在战争开始之后，疯狂的杀戮让这些“文明”的 塞芒人立即进入到了杀人的快感当中，他们烧杀掳掠，嗜血成性。这就证明了人类最初的性格中存在着暴力倾向，大环境的逼迫，使人类杀人的狰狞面貌得以展露。
社会的发达促使人类原本的攻击性受到驯化和压抑，并把它深埋在了内心的深处，从而适应社会的发展方向。人们还能感受到那蜷缩在深渊的攻击性，如休眠的火山一般，对难以预料突然爆发的情绪而感到惶惶不安。尽管是君子圣贤，也难免会有脾气暴躁的时候，心中肯定也会有“想杀死这个家伙”的冲动。但是，休眠火山的爆发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类的性情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理性的麻痹，令冲动激荡全身。因此，人们总是努力地压抑自己的怒气，防止“爆发”的事情发生。
另外，当藏在心中的恶念骚动不安时，我们习惯于将它们抛得远远的，这称为心理抛射（projection）。通过对痞子们在外表上的辨识，我们把自己和他们之间进行划分的本质性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畏惧，而是因为这些人恰巧代表着曾经藏在我们心中，并且被我们抛弃的恶念。因此，每当我们站在远处，看着他们那刀光剑影的未卜前途，便可以明显对比出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的善良。人们为了逃避自己内心善与恶的两面性，习惯于用外界绝对的恶来对比自己心中所存有的善。
就像是月亮的阴晴圆缺、城市中的昼夜交替，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难以猜透内心的攻击欲望何时会突然爆发，于是只能怀着忐忑不安入睡。这种念头在每个人的脑袋里迂回萦绕，却又阻挡不了人们对黑帮影片的喜爱。影片中的暴力几乎已经上升到了美学的境界，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厮杀场面激起了观众的快感。在多数人眼里，黑社会中的血雨腥风都只是停留在影视剧中的远离现实生活的情境，有时它也存在于人们的幻象之中。它凝聚着人们心中最原始的那份“恶念”。
我们觉得可以相信依赖的人，只存在于童话或者是影视剧当中，而且，不介入他人生活的个人主义意识以及维持表面性的亲昵的原则，成为人际关系的主旋律。然而，人际关系越是沿着这个趋势迈进，个人所要承担的包袱就会变得越加沉重。一次失误或是一次错误的选择，会让千里之堤毁于一旦的危机意识，像蛛网一般黏满了整个灵魂。
内心的不安感越强，就越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如救世主一般的领导人。不用思考任何事情，一切就按他所说的去做，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要进入他的组织中，就不会再产生苦恼；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下，也没有必要为了做出选择而不知所措，只需按照行动纲领，并绝对服从领导的安排，就可以去往“梦想的国度”，不管那里多么肮脏，多么辛苦，相信也会从中体会到幸福。因此，人们看黑帮电影中的头领，或者历史剧《大祚荣》、《朱蒙》时，就会产生为领导能力而苦恼、狂热、憧憬的复杂心理。
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中，对于坐在扁舟之上、手拿指南针要划桨而行的现代人而言，富有决断能力的头领的存在，就如同能把船舶引向海岸线的灯塔一样。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的德国社会里，希特勒的出现让陷入阴霾的德国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纳粹主义让德国国民团结一致。“乱世出英雄”这句话也可以适用于此，社会越乱，人们就越是希望出现一个领导人来颠覆局势，从而把伦理、道德观念放在第二位。
酒桌心理学
人们常说，为了成为一个文化人，懂得葡萄酒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有的人甚至还认为通过葡萄酒可以看懂人生。
有一种人总觉得周围环境的变化都与他有关，精神科把这种现象称为关系妄想（idea of reference）。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其解释是“自我”的界限模糊。“自我”是人从出生之后，与社会建立关系时开始形成的一种意识，对“自我”的形成最重要的莫过于区分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这一要素。
“自我”从根本上是通过他人与自己之间的差距，确认“只属于自己的我”；它是在明确界限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类似之处。因此，见到与“我”的米酒、烧酒的爱好距离甚远的拥有其他爱好的他人时，不会产生羡慕之心或是要向他学习的想法，首先想到的是“你与我不同”的排他性意识。越是自我意识坚定、不听他人意见、害怕变化的人，他们反复确认“我只想就这么过一生”的本人现有爱好的情况就越多。
葡萄酒热潮的兴起，让“我”和社会，还有“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更是对“我”的存在进行了重新的规定。其过程中，过去的“我”会对变化进行反抗，如哲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一样，因为存在“个人总是希望以自我来维持总体的统一性”。
当这一倾向变得强烈时，统一性会停留在个性的小小栅栏内，并拥有盲目的心态。逃离这里、尾随目的性的统一性进行量与质的转换后，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在热闹非凡的场合中，不动弹身子的人不是在其中身份最高的人，就是抛弃了社会性关系的人，这是很容易鉴别出来的。最上席或是接近其位置的人们会细心地关注这些来往于自己身边的人，同时对那些纹丝不动、没有向自己打过招呼的人，他们都会一一记下。这是长久以来人们在社会中积累的本能性的经验。
礼仪性的倒酒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地加强小集体的伙伴意识（weness）。但是，现在再也没人把酒桌上的“战死者”当成是英雄了。假如酒后出丑，弄不好很容易被组织淘汰。还有，只向某人打招呼，而不对其他人打招呼，同样也很容易引起他人的不满，从而导致被排斥。
酒席已不再是让人放松的场合，它甚至比白天工作的时候还要累。席间的察言观色，待人的眉高眼低，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因此，人们会很自然地产生想摆脱这种场合的欲求。然而，似乎只有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每个人才可能安心。第一眼看穿这种欲求的就是烧酒行业。虽然为了竞争，他们把酒的度数降低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喝醉的人会减少。大家都产生“我的酒量是不是变大了啊”的错觉，反而会喝得更多，因此喝醉也是避免不了的。
着迷于葡萄酒或爵士乐的人的内心世界，自爱情结十分明显。虽然自发性地投资那么多的精力，但并不是只为了品尝葡萄酒本身的味道。他人注视自己的目光也成为另一种投资精力的动力。与他人相比觉得自己更不错，尽情享受受人尊敬的快慰，这种愉快的感受成为努力收集葡萄酒，并且埋头苦学的原动力。
对葡萄酒稍微学习的话，就可以说出“最近，觉得马尔白克不错”“这好像是波尔多葡萄酒”此类的话，或是边看葡萄酒的种类，边说一些专业性的词汇，权威马上就会大大提升。学得越多就越能鼓起自信的葡萄酒世界，对于以知识取得成功的人来说，是在社会关系中助自己一臂之力的好帮手。
韩国的传统酒文化喜欢这种混合起来喝的方式，并且酒与酒在混合之后会产生出新的味道，因此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混合不同品种的酒。
相反，葡萄酒要根据聚会的性质，在尊重个别爱好的情况下，才可以享用。葡萄酒与二十人以上的大规模聚会是不协调的，反而比较适合三四个人聚在一起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一起分享一瓶葡萄酒，聊一聊自己的爱好等，与以前喝烧酒相比，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在这种场合里，人们的个别爱好受到尊重，因此选择一瓶葡萄酒，是与无条件强求同质性和排他性地坚持自己的爱好、自找孤立的行为之间找出来的现实的妥协方式。
一直以为是法国人才会喝的外界文化饮品，竟这么突然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能单纯地认为这是韩国社会的崇洋媚外。只能说在都市生活慢慢变化的这一轨道上，葡萄酒恰逢其时地来到了最适当的位置上。
最近，在酒席的“一次”上，我仍然会点上五花肉与烧酒，而到了“二次”，我就会选择去喝葡萄酒，但是我常常会习惯性地像喝啤酒一样大口大口地喝葡萄酒，从而烂醉如泥地迎接第二天早晨的头痛欲裂。
。 想看书来
自杀不是为了毁灭自己
据统计结果表明，20岁到30岁人群最多的死亡原因就是自杀，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国家中，自杀的增长率高居首位。这些现象让社会学家和舆论界对轻视生命的话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据说导致自杀率逐年走高的成因，是出于互联网上一些形同“自杀俱乐部”的社区或论坛的蛊惑和怂恿。那些怀有猎奇心理或自负心理的网民通过各种隐蔽的渠道汇聚于此，相互讨论与自杀相关的话题。不过，我在和他们的一一交谈中可以发现，他们对生命的态度较之平常人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差别，而且看起来也不像是处在自杀的魔咒中无法自拔的状态。
人们一般经历失恋时，都会以饮酒、旅行抑或是长期的关掉手机不与外界来往，从朋友处寻得安慰等方式来让自己走出痛苦的阴霾。一些人会以“攻击是最佳的防御”这种心理，结交与前任伴侣类型完全不同的人，就此重新出发，从而让自己重获生机。不过，最近一部分年轻人会因分手的理由，冲动且轻易地选择自杀。难道是期望值过高导致失望的程度让内心更难以承受吗？
在失恋这个问题上，相信很多人都深刻体会过那心如刀绞的伤痛，而且在分手后心里总会有无法抹去的伤疤。事实上，除了当事人，没有人会在意你这段感情的过程。尽管如此，一些人还是会觉得分手这件事除了让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之外，自尊心也深受打击，脆弱的承受力与顽强的自尊，让结束生命的想法呼之欲出。试想，如果在理智地深思熟虑后，这种冲动和鲁莽是否仍能得以实施？死亡真是自杀者真正想要得到的结果吗？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但这毕竟只是试想，在万念俱灰以及强烈的报复欲驱使下，他们的想法迅速转变为行动，于是现实中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纷纷跃入我们的视野，继而成为舆论的话柄。
为了引起对方对自己的关注，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对方，自杀这种极端的方法的确也发挥着较为显著的效应。当看出对方想要与自己提出分手的迹象时，往往在大吵一顿之后，某一方就会以服药或者割腕的自残手段来夺取主动权，并且他们从不例外地会将自己的这种行为告知对方。似乎伤势越严重，就越能让心里的委屈得到发泄。当看到对方的愧疚时，企图自杀的人便心满意足地达到了目的。
取得过一次成功的行为会迅速地刻印在此人心中。其中所伴随的满足感越强烈，就会刻印得越深越快。这就导致了当再次发生类似的矛盾，抑或与其他人交往时，这种自残行为就会成为惯常路数。不过，这种行为也并不是百战不殆的，经过反复不断的使用后，对方的反应也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强烈，甚至会出现抗拒心理。然而付诸自残行为的人为了达到自己所预期的目的，其手段的危险性也会随之提高，如果过去通过服用解热止痛剂和安眠药来制造威胁，那么后来很可能会发展为服用农药甚至是更致命的有毒物质。
不是真正怀着一死了之的目的，而是以控制彼此间的关系；达到警告、威胁、逼迫他人妥协的目的所采取的自杀行为，我们将其称为“自杀姿态”。然而，此类行为因其本身的危险性，当问题变得严重时，生命的存亡往往就在一线之间。
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并且有许多未曾体验过的感受，如果为一时涌上心头的愤怒，抑或是想把对方变为己有的强制性心理而做出冲动鲁莽的行为，无异于是在玩火自焚，咎由自取。
人生这场游戏，只要开始了就无法再按重播键。更让人惋惜的是，姿态性的自杀者，其目的是想让某人一生都无法抹去自己所留下的阴影。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会逐渐忘却这件事所带来的伤痛，早晚有一天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于是，那些企图用自杀来给别人施以压力的人，就像是死了两次，一次是自己的灵魂从大地上消失，第二次是从他人的记忆中消失。
我并不是想要把自杀定义为无条件的罪恶。因心如刀割般的悲痛，或是受尽了罪恶感与绝望感的折磨而企图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的人有很多。生活变得越来越压抑沉重，而伴随着的，便是越来越多的人被绝望掏空了信念。自杀对他们而言，也许真的就是唯一的解放，又是逃离灾难的“紧急出口”。
不过，这种类型的人会因人际关系中的裂痕而导致自尊心受到伤害，在无法容忍的情况下，维护自尊心的欲望就突显得愈发明显，从而到达摧残自己的地步。这就像刚买的一辆新车因小小的摩擦，而留下了突兀的划痕，一些偏激的人会气急败坏地故意将车弄坏，就此断绝对新车的迷恋心态。然而，对他人的控制欲望，以及为引起他人在感情上的震动而做出的自杀行为更是危险至极，这属于暴力性的自爱方式。
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完美无缺，顺顺利利地走过一生。不过可惜的是，当人们游离于现实与幻想之间时，会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让人烦恼甚至厌倦的缺憾，并且脆弱敏感的内心又极容易受